吳與弼與常山頗有情緣，既有常山籍的知心好友，又有在常山本籍發展的得意門生，他的一生多次經過並走進常山，留下了不少佳話佳作。
常與常山知己談論教學
清光緒《常山縣誌》卷五十三《人物誌·文苑》記載：徐希仁，字寶山，蔣家園人。明永樂辛卯(1411)舉人，乙未(1415)明通榜。授撫州訓導，升棠邑教諭。講學以誠敬爲宗。嘗修葺學宮，賑恤貧士，士多造就焉。
徐希仁到撫州擔任訓導時，正是吳與弼歸鄉講學、守義不仕時期，共同的志向和興趣愛好，使他們很快走到了一起，並逐漸成爲知心好友和學術知己。他們經常聚在一起或通過書信談論學習與教育。
大約是永樂二十二年(1424)，吳與弼給自己的學術知己徐希仁寫信：“僕聞天下之至美者，莫如聖人之道，昭明易見，簡易易行，然世鮮能之者，不學故耳。原其故，有二焉。懵然無知，而不事夫學者，庸人也。學爲而弗克者，未誠也。惟其未誠也，是以事物交前，理欲互戰。順理乎，繫累於欲。從欲乎，有所不屑撓乎其中。懣乎，其心苟一念之或失，則聖人之道斯遠爾。習俗之溺，彌深幾何，不併其少有所得者，而亡者之惡在能有充哉，是雖曰學與不學，同也。僕坐此患，十年餘矣，抱懣朝夕，亦云至矣。今年從春來，一以《大學》《語》《孟》《中庸》，熟玩一日，恍然似粗有所見。乃喂然嘆曰，聖人之道果易曉也果易行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朝夕之懣，而又以超然樂乎羣物之表矣，因益加力焉。所見益似親切，於是又嘆曰：世俗固吾棄，吾庶幾以自與;世俗固吾笑，吾庶幾以自得吾方。聖賢之親，而遑恤其他乎哉!僕辱厚於足下有年，古人重於交友者，資以輔仁，僕敢自私哉。足下嘗向僕稱道慨慕人之善，則知聖人之道之爲美，又向僕致自不足之嘆，則豈非同於僕之懣耶。今將釋子之懣而進子於樂地，不難矣。蓋爲之之機在我，而爲之之方則具於聖賢之書，胡爲而不勉之也。僕近走江湖，歸得風疾，艱於步，往來得罄，所言於左右，惟尺書不惜，時賜遠臨，幸甚。”(見《康齋文集》卷八《與徐希仁訓導書》)
從這封信的內容上看，我們不難得出以下認識：
其一、吳與弼與徐希仁的情誼非同一般，他們之間像這樣的感情和學術交流應該是經常發生的。否則，像“足下嘗向僕稱道慨慕人之善，則知聖人之道之爲美，又向僕致自不足之嘆，則豈非同於僕之懣耶。”之類的知心話，是不可能有的。並且，“僕辱厚於足下有年，古人重於交友者，資以輔仁，僕敢自私哉。”也無從談起。常山明清縣誌記載：吳與弼曾多次到常山看望早年老友徐希仁，並在其家中居住。這也佐證了吳與弼同徐希仁之間的感情和學術交流是經常發生的。
其二、書信表達了吳與弼一貫重視教育和“學爲聖賢”的教育思想。吳與弼畢生從事教育活動，始終以培養一種“聖賢”爲標誌的道德人格爲教育目的。所以，纔會有書信的一開頭就說：“僕聞天下之至美者，莫如聖人之道，昭明易見，簡易易行，然世鮮能之者，不學故耳。”在這裏，吳與弼認爲，雖然聖人之道是“昭明易見，簡易易行”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視教育的重要，如果離開學習，就不可能知聖人之道而達到成聖的目的。
其三、書信自始至終流露着吳與弼的一片真情。信中說，通過一個春天對“四書”的系統學習和反思，在聖賢之道的知行上獲得了深度的認識，藉以此養誠心，從而實現誠者的“自得”與“自與”境界。這不僅消除了十餘年來的懣悶情緒，也解決了“事物交前，理欲互戰”的道德僵局，守得了本心，證明“聖人之道果易曉也果易行”。他大膽而自信地指出“將釋子之懣而進子於樂地，不難矣”的願景，並勉勵徐希仁勇敢地細讀聖賢之書，一起共證聖賢之境。可謂情真意切。
諄諄教誨助鄭伉成名儒
據清光緒《常山縣誌》卷四十九《理學·鄭伉》 及相關史料記載，鄭伉(1434—1480)，字孔明，家居常山象湖，幼有神童之稱，三歲聞父母哭而知其哀，五歲誦故事，十三歲讀書主攻科舉考試的學業，爲文“文理蔚然”。二十歲爲博士弟子員。但進入每三年一屆的省試，卻一再不合、屢試不第。經過深思熟慮，鄭伉決定放棄走科舉求功名之路，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指科舉)也。”
棄考之後，鄭伉走進江西豐城，拜名儒丁潛軒之門下，求踐履實學，以聖賢自期。後來又拜當時名儒、教育家吳康齋先生於崇仁。康齋設館收徒有嚴格的《學規》：“讀書須專心致志，不出門戶，痛下功夫三五年，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如或作或輟一曝十寒，則雖讀書百年，吾小見其可也。”爲此，康齋對鄭伉說：“此間功夫(學習)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意思是說，如果想要“早栽樹，夜遮陰”，一步登天的話，就不必耽誤時間了。鄭伉已下定決心，當即回答說：“此心放逸(不受拘束)已久，求先生收之耳(收留我)，敢欲速乎?”
康齋治學非常嚴謹，“本之以小學、四書，持之以躬行實踐”，常用程子的話勉勵學生：“言人，當以聖(聖人)爲志;言學，當以道(指法則、規律)爲志。然進修不可躐等(越級)，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其基;然後進乎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要求學生循序漸進，打好基礎，不要好高騖遠、一步登天。鄭伉也十分謙虛誠懇，因此從熟讀基礎知識《小學》開始，一步一個腳印、循序提高。
康齋又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勞動與讀書相結合”的人，其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教育不能脫離生活”，他同學生一起勞動，一起生活，在勞動中講學，在勞動中授教，在勞動中悟“道”。在康齋先生聯繫生產生活實際的諄諄教誨下，鄭伉本人堅持“篤志力行”“日自驗於身心”，逐漸細讀儒學經典著作，並且爛熟成誦，慢慢領悟到“四書”“五經”之精要，達到了融會貫通的境界。許久，對於程、朱理學之道也有了一個較爲全面的理解，並被康齋先生認定爲優秀弟子。明英宗天順四年(1460)，康齋先生70歲時有《書鄭伉卷子畢偶成》詩曰：“殘經講罷慨虞唐，步月歸來興未央。詩卷寫蘭吟更好，試揮餘墨兩三行。”(見《康齋集》)。詩歌反映了康齋先生對鄭伉文學才華的讚譽，也表達了康齋先生以學子成長爲榮的高尚情操和高興心情。是年鄭伉27歲，而後方告別歸裏。
吳康齋理學繼承了宋代理學路子，與程、朱理學大致相同，又兼採陸學之長，而自成一體。他的學術思想和一般理學家喜好談理氣、辯有無不同，並不熱衷於那些抽象的思辨哲理，而是更加關注道德實踐、道德教育的“工夫”問題，他所倡導的爲學工夫論，以自己獨具的特色，肇啓了有明一代崛起的心學思潮。他的這一學術思想對鄭伉的影響非常深刻。鄭伉學成迴歸故里後，築室於象湖龍池之上，經常與諸儒論議學習所得，主張一切以朱子理論爲中心。凡古載籍幾乎沒有不讀的，但堅決不讀佛老之書，批駁其“毀肢體，滅人倫。”鄭伉知之則言，言之則行，一時聲名鵲起，被稱爲名儒。浙贛儒家名流如蘭溪章楓山、開化吾文山、南昌張江白等，紛紛與他交往，相互交流討論學術問題。鄭伉的著作也頗豐，作品有《易義發明》《卦贊》《讀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凡數十萬言，可惜大多被毀燼，其存世者僅十之一。
鄭伉嚴格遵循康齋先生的教導，不僅在儒學上注重師承，而且在公益事業上尤其是教育事業也以康齋言行“衣鉢相承”。其設義學(免費私塾)，立社倉(平時購糧貯藏於倉，災時開倉賑濟災民)，事事都“着實”地做，可見康齋先生對其影響之大。正因爲如此，鄭伉自號“敬齋”，又自號“斷述子”，大概是受到先生以“康齋”自號的影響，具有傳承康齋“品德高潔，襟懷坦白，學識淵博”的意志，也有不忘師恩之內涵。於是，學者都稱之爲“敬齋先生”。
《明史》卷一百七十《列傳·儒林》記載：吳與弼門下最著名的有胡居仁、陳獻章、婁諒，其次是胡九韶、謝復、鄭伉。《明史》還對鄭伉及其業績作出了記載。
歷經常山留下佳話佳作
據清光緒《常山縣誌》卷七《古蹟·草萍驛》和卷五十八《隱逸·徐湖》記載，天順年間，聘君吳與弼東遊來到常山草萍驛，正好是農曆四月的傍晚時候，忽見驛壁上西鄉布衣徐湖《題壁詩》：“莫道深山不產材，春風到處野花開。草萍官道年年在，一任行人自往來。”與弼見詩，悅而訪之，徐湖殺雞、出脫粟飯對食，與弼大喜，曰：“不負此行!”後人比之郭林宗之與茅容。回驛道中，與弼唱詩云：“夜渡柴家阪，寒月照水白。野碓躑躅舂，茅齋一溪隔。”第二天晨起，與弼依然興致不減，出發時吟詩曰：“小麥青青大麥黃，林間鳥語奏笙簧。好山遽送程程秀，咫尺雲帆是浙江。晨促行裝度草萍，夜來微雨喜新晴，望中盡是雲山色，吟罷時聞野鳥聲。”可見其心情非常之好。
又據清光緒《常山縣誌》卷五十八《隱逸·徐文表》和卷六十八《詩賦上》記載：徐文表，隔街人，閉戶讀書，吳康齋應聘道出常山，偶步至文表書齋，題“好古”二字贈之。次日，吳康齋夜宿湖頭，留下《宿湖頭》詩曰：“野闊雲爭暝，江空雨未休。問程須策馬，燈火宿湖頭。”
明英宗天順七年(1463)，73歲的康齋東遊衢州、建德等地，經過常山，先後在好友徐希仁兒子與學生鄭伉家中住宿。見鄭伉築室於村中牛頭山西北山腰，山下有窪然一區，怪石林立，泉出其中，舊傳爲龍湫，“造山下廬，即爲書‘龍池精舍’四字”(見光緒《常山縣誌》卷五《山川·龍池》記載)。並作《宿鄭氏村居》：“依稀餘墨象湖旁，鶴去山空事渺茫。嗣續喜看仁愛重，燈前聊跪告新章。”對鄭伉的循序而進、篤志力行頗感欣慰(見康齋《東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