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諸葛亮死後，蜀漢爲什麼沒有立刻亡於強魏之下的讀者，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在一般人心中，諸葛亮之死便是蜀漢亡的開端。國家大權旁落的劉禪經過了那麼多年的容忍終於得到了自己本該擁有的權力。可是歷來在朝政上都是實習生的他是否有能力在沒有諸葛亮的情況下統治自己的國家呢?是否諸葛亮死後不久，蜀漢就亡在了強魏之下呢?
諸葛亮死後，劉禪立即廢除了丞相制。鑑於諸葛亮生前權力太重，劉禪先是以蔣琬爲尚書令和大將軍，後又以費禕爲尚書令和大將軍，以蔣琬爲大司馬;兩人的權力相互交叉，相互牽制，但又各有側重。蔣琬以管政務爲主，兼管軍事;費禕以管軍事爲主，兼管政務。這種新的政治格局安排，意味着劉禪決不允許再次出現事無鉅細，皆決於丞相一人，而自己大權旁落的尷尬局面。這樣子相互交叉的分權方式不可謂不高明，讓任何一方想擅自專權的可能性給降低到了最低。蔣琬死後，劉禪更進一步收回了統治大權，“自攝國事”，總統一切，直接掌管蜀漢政權達19年之久。在這19年之間，蜀漢休養生息，政權內部沒有互相傾軋，也沒有隔幾年發動一次大的運動，政權穩固，百姓安定。這一段時間的歷史史書基本沒有記載，但誠如孟德斯鳩所說：“那種歷史記錄讀來乏味的國家是幸福的。”歷史是不詳細記載沒有重大變化的事情的，而歷史上的重大變化卻往往與殺戮、民不聊生聯繫在一塊兒的。阿斗轄下的人民是有福的。
公元238年，司馬懿率大軍征伐遼東公孫淵。若是諸葛亮在世，碰到這種有利時機，他肯定不會放過，定然將迫不及待地興兵大舉北伐。劉禪唯恐蔣琬又走諸葛亮老路，專門下詔告誡蔣琬不要輕舉妄行，劉禪在詔書中強調要與孫吳政權互相配合，同時興兵，合力伐魏，否則，以弱蜀單獨伐強魏，其結局只能像諸葛亮生前那樣勞而無功，得不償失。
劉禪不僅處理政務得當，而且善於從小事上防大患，且處事待人頗有人情味兒。劉琰的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留胡氏住了一月，便引起劉琰的猜疑，導致了惡性事件。於是劉禪接受教訓，馬上廢除了大臣妻子宮廷朝賀的禮節。
姜維與宦官黃皓有隙，讓後主殺了黃皓，以免小人在側，爲禍朝綱。後主並沒有諉過於人，只是說：“區區一個太監，也不過是聽人使喚罷了。”這裏提到黃皓，在《三國志》中陳壽對其評價極差，說“後主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爲昬闇之後”。《晉書·孝友李密傳》：“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一語，與三國志後主傳論“後主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爲昬闇之主”如出一轍，都說劉禪任用黃皓這個宦官是亡國之由。但是衆所周知，蜀漢之所以亡是因爲小國寡民，實力不強，不是一個宦官能夠決定的。
據說陳壽與黃皓有仇，但是在《三國志》中的黃皓也並非一個魏忠賢式的十惡不赦之徒，劉禪給他的官位最高也只是達到奉車都尉而已。而且據《華陽國志》，是在景耀元年纔得到的。蜀漢的官職及其權限，大多承襲東漢。據《後漢書·百官志》奉車都尉條：“奉車都尉，比二千石。”該志的注曰：“無員。掌御乘輿車。”秩比二千石，因爲是皇帝的近臣，位望不低，但職權卻相當有限，不過掌管皇帝的車馬儀仗。如此小的職權即便是弄權也有限，蜀國更不可能是因他一個小小管車馬儀仗的宦官所敗。陳壽將黃皓這人的重要性拔高了一些，又因陳壽曾與黃皓有仇，難怪有史家猜測陳壽挾怨作史，是非曲折自不在本書討論範圍之內。但不管是陳壽還是范曄都沒有說後主昏庸無能白癡，而且范曄還說他可與齊桓公相比。齊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最先成爲霸主。范曄將阿斗與他相比，可見對阿斗是推崇備至。
蜀漢延熙十二年(249)，曹魏右將軍夏侯淵之子夏侯霸懼怕司馬氏誅殺，叛逃到蜀國。他是曹操的連襟，但從妹嫁給張飛爲妻，生下一女，後來成爲了劉禪的皇后，所以和劉禪也是親戚。但是夏侯霸的父親夏侯淵又是爲黃忠所殺，與蜀國可謂有仇。劉禪親自安撫前來投降的夏侯霸時，說：“你父親的遇害，不是我先人所爲。”一語帶過之後，又套近乎說：“我的兒子還是你外甥哩!”，短短兩句話就將夏侯霸的心拉到自己這邊，免除了夏侯霸因父仇而生的間隙之心，這和當初劉備摔阿斗收買趙雲的心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實在是高明。
諸葛亮死後，楊儀派費褘去揣摩魏延的意思，魏延說：“丞相雖然去世，還有我在。相府自己的官屬就可以將遺體送回歸葬。我會在這統領各路軍馬。不能因爲一個人的去世而廢棄了天下大事!”楊儀不聽，非要帶領兵馬離開，魏延大怒，搶在楊儀之前率部自行南歸，將經過的棧道全部燒燬，阻止楊儀回成都，並派人向劉禪上奏章說：“楊儀自總兵權，率衆造反，劫丞相靈柩，欲引敵人入境。臣先燒斷棧道，以兵守禦，然後討之。”後主聽完魏表奏，馬上提出疑問道：“魏延是一名勇將，憑他的力量完全可以抵抗楊儀那些人，又爲何要燒絕棧道呢?”當時聰明清醒，並不爲其糊弄。而後魏延叛亂被殺，後主也沒有對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說：“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賜棺槨葬之。”確如有人說“後主能作此語，亦非非常。”衆所周知，歷代皇帝對亂臣賊子都是恨不得寢其皮，食其肉，所以叛亂一旦被平反，叛臣不僅自己死得慘，其九族還要被誅連。但是後主竟然能夠念魏延前功“賜棺槨葬之”，可見其肚量之大非常人所及。而與他同時的吳主孫皓在晉朝大兵壓境時，尚“作昭明宮，工役之費，以億萬計”。即便是善於納諫、堅明決斷的晉武帝，一統天下後，也“怠於政事，頗事遊宴選吳孫皓宮女五千入宮，掖庭殆將萬人。嘗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晏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撒地，以引帝車”。兩人之所作所爲與後主劉禪相比，簡直有天淵之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