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鑿齒(317年～384年，另說325年～393年、328～413年)，字彥威，襄陽人，東晉著名史學家、文學家。接下來本站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習鑿齒曾被權臣桓溫闢爲從事、西曹主簿，因反對桓溫的篡逆圖謀，旋降爲戶曹參軍，後任滎陽太守，最後解組歸里巷。曾力邀著名高僧釋道安到襄陽弘法。亦在我國佛學史上產生一定影響。習鑿齒晚年經歷存在爭議，一說被苻堅徵召，於長安會面，歸附於前秦，後因疾回襄陽養病;襄陽爲晉室收復後，習鑿齒被徵以國史職事，未就而卒。另說習鑿齒因不屈於苻堅逼用，爲避殺身之禍而隱遁江西新餘白梅。
習鑿齒精通玄學、佛學、史學。主要著作有《漢晉春秋》《襄陽耆舊記》《逸人高士傳》《習鑿齒集》等，其中《漢晉春秋》是影響深遠的史學名著。
主要影響
史學
尊漢正統
習鑿齒在《漢晉春秋》中敘評三國史時，以蜀漢爲正統，以曹魏爲篡逆，並認爲晉雖受魏禪(公元265年晉武帝司馬炎代魏稱帝)，但應繼承漢祚，即認爲晉越魏而繼漢，否則晉朝國統不正。在臨終前又作《晉承漢統論》上疏晉帝，系統地闡述了關於晉承漢統的思想，形成了一種新的封建正統史觀。
最初，西晉陳壽做《三國志》，尊曹魏爲正統，應其直承東漢。但習鑿齒則改尊蜀漢爲正統。北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又消極地承認了曹魏的正統性，而南宋朱熹《通鑑綱目》，復挑起二者孰爲正統之大討論，併成功地一改舊制，尊蜀漢爲正統。這種史學觀一直綿延數百年，在《三國演義》裏達到了一個巔峯。所以，蜀漢君臣同祀，共享千秋香火，實在應該感謝習鑿齒。
習鑿齒這種正統的政治歷史觀，不僅直接影響了三國故事在民間的流傳及《三國演義》，而且對中國史學和文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明朝榜眼張春說：“(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五十四卷，謂晉雖受魏禪而必以承漢爲正，此乃千古綱常之大論也。”《四庫總目提要》則總結三國正統之爭，說：“其書(《三國志》)以魏爲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
以史爲用
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肯定國家民族的統一，主張積極進取的人生精神。有學者分析稱，習鑿齒把史學看作是政治學，認爲史學的任務就是臧否歷史，其功用就是提供鑑戒。而習鑿齒進行史學研究的方法，一是用儒家的仁義批評歷史，二是“原始要終”見微察著。
秉筆直書
對於魏晉禪代等史事，自王沈《魏書》即多用曲筆，尤其是迴護司馬氏，而由於司馬氏承魏正統，又爲曹魏迴護。習鑿齒則秉筆直書，在《漢晉春秋》中對死諸葛走活仲達、司馬昭弒君等事多有揭露，得到劉知幾讚譽。然而，習鑿齒有時過於強調政治性，以主觀的利益裁割客觀的事實，“以今觀古”，仍難免出現記載失實的情況。
考證孔明
習鑿齒對諸葛亮深懷敬仰之情。他曾專程去襄陽城西的隆中憑弔過孔明故宅，並撰寫了《諸葛武侯宅銘》，其中記載了孔明舊居的情景，並論述了諸葛亮志在中興漢室，追求統一大業的功績，讚佩諸葛亮公正無私、執法嚴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思想作風。而習鑿齒對於孔明古宅地點的記載，也成爲後世襄陽與南陽爭奪孔明“躬耕地”時爭論的話題。此外，在《漢晉春秋》中，習鑿齒收入了《後出師表》，因此對後來考證《後出師表》的真僞，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在成都武侯祠，近代人鍾瀚因習鑿齒對諸葛亮研究的貢獻，寫下了這樣一副對聯：“異代相知習鑿齒;千秋同祀武鄉侯。”
保存史料
習鑿齒所撰《漢晉春秋》、《襄陽耆舊記》等書，保存了有關漢晉史實、襄陽及湖北地區的不少史料。不過，《襄陽耆舊記》由於含有一定個人創作的成分，其史料價值也受到一定的質疑。
文學
習鑿齒年輕時即以擅長文學而聞名。有研究者認爲他撰寫的《襄陽耆舊記》，史傳特徵並不突出，而具備較爲明顯的小說品格。該書着重於人物的個性風貌，多選取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事件人物自身的典型言行來展現人物的獨特個性、品行，並且善於設置場景，將言行置於設定的場景中加以表現，且強調美化人物。這些特徵，體現出漢魏六朝雜傳創作中普遍的小說化傾向，而該傾向對於唐代傳奇小說的興起、繁榮有重要影響。
此外，習鑿齒還有詩文、聯語傳世，詳見本詞條的“個人作品”部分。
佛學
習鑿齒崇信佛教，深通佛理，和東晉著名佛教學者道安法師有至交。道安法師是般若學傳入中國初期影響最大的“本無宗”的代表人物，曾在襄陽住了十五年。習鑿齒久聞道安法師的名聲，在道安法師率領僧衆開始即將到達襄陽時，就先致書通好。(見《弘明集》卷十二《與釋道安書》)在信中，習鑿齒表達了他本人以及襄陽僧俗對道安的崇敬和期待的心情，崇敬之情，溢於言表。鑿齒在信中還對肅祖明帝(司馬紹)倡興佛教給予了高度讚揚，表明了自己對先行上世者未悟“真丹”的憾惜之情，也對明帝以來“始欽斯道”深表欣慰。
道安法師到達襄陽後，鑿齒便盡地主之情，對其日常起居悉心安排，“多方翼護”。二人往來不斷，相磋佛經妙義。鑿齒又向他的好友謝安推薦道安法師，說道安法師不僅博通內外羣書，於“佛經妙義，故所遊刃”，“遠勝非常道士”，“乃是吾由來所未見”。二人對佛教義理皆有深研，甚爲投機。(《高僧傳》卷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