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帝朱由崧,南明首位皇帝,是明季政治舞臺上一位曇花一現的人物。本站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明朝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禎死國，北都淪陷，消息傳到南京後，各方大爲震驚，然而天子蒙兇，事關重大，不可不察。
四月二十五日，崇禎死訊最終確認，“壬午北信報確，史可法約南京諸大臣出議”。
國不可一日無君，顯然，當務之急是擇立新帝。
然而，根據迫切現實需要和長遠政治考慮，在迎立福王抑或潞王的問題上，以鳳陽總督馬士英爲首的“投機”派和以東林黨魁錢謙益爲首的東林黨展開了激烈的政治博弈。
由於手握軍權的馬士英等人的活動，加之福王朱由崧在禮法倫序上略勝一籌，最終，朱由崧在蓬頭垢面中就位新君，開啓了南明短暫而悲慘的歷史。
一：弘光皇帝個人德行探究
南明弘光皇帝朱由崧的德行歷來爲世人詬病。在朱由崧初現政壇，即在關於新帝擇立問題上，其德行問題便成爲東林黨反對其即帝的重要理據。
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史可法謂之：“在藩不忠不孝，恐難主天下。”
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日廣等更提出：“福王由崧，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
然而“馬士英獨念福王昏庸可利”，並“與大將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官劉澤清、劉良佐、高傑等相結”。
但在當時的形勢下，如果不能把朱由崧的德行缺失暫且擱置，那麼局勢將進一步惡化。
淮安巡撫路振飛謂：“議賢則亂，議親則一。”
最終，朱由崧從監國再即帝，但即帝后，關於其德行問題仍有諸多記載，張岱謂： “自古亡國之君，無過弘光者。漢獻之孱弱，劉禪之癡呆，楊廣之荒淫，合併而成一人。”
而關於其沉迷聲色的記載更是不勝枚舉，“挨門嚴訪淑女，富室官家隱匿者，鄰人連坐”，“弘光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火酒，雜伶宦，演戲爲樂”。
朱由崧的德行問題是一個值得探究的話題。
朱由崧是個戲迷，酗酒，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關於其荒淫的記載未免有誇大之詞。
在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下，本就有被動即帝的因素，而又要苛求其重振明帝國的風貌，這是朱由崧所不能完成的使命。
二：弘光政權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
弘光政權建立後，明王朝在南方仍有不可忽視的實力。
(一)政治方面
永樂十九年，明成祖朱棣將明朝的朝廷正式遷都北京。
但南京原有的中央政權機構保留不動，從六部到國家禮器一應俱全，成爲明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這就形成了明王朝的兩京制。
崇禎死後，兩京制便充分發揮了其作用，包括史可法在內的南京官僚迅速啓動了這套“備份系統”。
正是由於這套“備份系統”的存在，使得明王朝的殘餘勢力迅速組建了弘光政權並控制了南方的半壁江山。
弘光政權的政治架構是健全的，並且在民心方面有相當的基礎。
一是朱由崧在六月便正式即皇帝位，南明政權的主心骨確定了下來。
二是南京的政權運行機構比較健全並立即投入了運作，諸如史可法、高弘圖、路振飛等官僚按部就班、各司其職。
三是大批士紳商民紛紛逃奔南方並期盼收復北方失地。
(二)經濟方面
弘光政權控制着荊楚浙閩粵桂滇等南方大部分地區，坐擁東南“天下財賦所出之地”，天然糧倉多在於此。
明朝中後葉的工商業盛極一時，相對於清朝、大順和大西政權，弘光政權的財力是最爲雄厚的。
時有記載：“東南歲輸糧米輸百萬，金錢數百萬以京邊，動稱不足。今我糧運、銀運盡行南還，賊將存倉之餘粒、栲索之金爲泉源乎? 賊起飢矣，貧矣。”
而北方在農民軍和清朝 的雙重衝擊下，經濟已瀕臨崩潰，民生凋敝，財賦匱乏，宛然 已經成爲明王朝的“爛攤子”。
(三)軍事方面
在整個弘光政權的軍事部署中，最值得一提的當屬史可法提出的“設四藩”。
“臣酌地利，當設四藩。其一淮、徐，其一揚、滁，其一鳳、泗，其一廬、六。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 徐、滁、鳳、六爲進取基”。
史可法的設想是在南京由北至西構築起兩道人爲防禦線，加上長江天塹，李闖軍及清朝八旗欲攻取南京就需要突破這三道銅牆鐵壁。
此外，“鎮兵額三萬，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所收中原土地即歸統轄”，意即四鎮共有兵額十二萬。
值得一提的是，每鎮三萬，這僅是朝廷規定的計餉的兵額，而每鎮是實際兵額遠不止此，就以高傑所部言：“十三總兵，有衆四十萬。”
與此同時，駐紮在湖北的左良玉部是弘光政權的軍事巨頭，朝廷的定額是五萬，但根據各方記載，左良玉坐擁數十萬兵。
關於計餉兵力的確切數字，有記載：“江北四鎮十二萬，楚鎮五萬，京營六萬，江督、安撫、蕪撫等八鎮二十萬。”
就按計餉的兵額算，弘光政權的兵力已達四十餘萬。
可想而知，在各鎮擴軍之下，弘光政權的兵力可達百萬之多，這是清朝八旗、大順、大西政權望塵莫及的。
三：弘光政權迅速覆滅探源
(一)朱由崧的個人因素
朱由崧是在明王朝風雨飄搖中被擁立繼位的。
在明代歷帝中，朱由崧算是平庸的，沒有完成收復北地的重任，其政權僅存在一年。
朱由崧是缺少皇帝所需的政治魄力和謀略的，他分別在北京和洛陽平靜地度過了人生的前三十四年，洛陽事變後，他就開始流浪。
之後，崇禎皇帝頒旨朱由崧嗣福王位，但他的處境並未根本改變。可想而知，朱由崧是即帝前是一個沒有政治操控基礎的藩王，所以他對國事只 能感到無可奈何而依靠臣僚。
更重要的是，他是被馬士英等人擁立繼位的，他十分明白形勢，不得不依賴馬士英等人，如果安於現實，尚能苟延殘喘，否則只能命喪黃泉。
所以，有人認爲也許“朱由崧不是好皇帝，但確實談不上什麼很壞的皇帝。這與他的心性無關，而由時勢決定”。
(二)馬阮掌權亂政
馬士英通過撈取“定策”之功，成功進入弘光政權的政治核心，加之其掌握一部分兵權和黃得功、高傑等藩鎮的支持，通過步步緊逼將史可法趕出南京，致使史可法自請督師江北。
而阮大鋮在沉寂十七年後，通過廣泛活動和馬士英的推薦，他很快就進入了南京政治圈。
阮大鋮的起復標誌閹黨勢力的日益增大，這是弘光政權內部黨爭的重要因素。
在這之後，馬士英和阮大鋮對崇禎皇帝欽定的“逆案”進行了否定，更致使呂大器、高弘圖、姜日廣等一批正直官僚被迫離職。
整個弘光政權都被馬阮操控，破壞了或許可以有所成就的大局。
(三)政權內部的黨爭不斷
從1644年5月圍繞“定策”發生的政治博弈到弘光政權的覆滅，期間發生的每一件大事都與黨爭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朱由崧即帝、馬士英掌權、史可法督師江北、阮大鋮起復等都與黨爭關係緊密。
特別是阮大鋮起復後，閹黨和東林-復社的博弈愈演愈烈。
不僅有呂大器、高弘圖、姜日廣等被迫離職，更有周鑣、雷縯祚被處死，整個政權已經“文武離心，內外解體，而國事日裂”。
弘光政權在黨爭中建立，也在黨爭中走向覆滅。
正如夏完淳的總結：“朝堂與朝外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外鎮與外鎮不和，朋黨勢成，門戶大起，清兵之事，置之蔑聞。”
1645年5月10日，朱由崧出逃，15日趙之龍開南京城投降。
第二年五月，朱由崧死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