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對於司馬光的瞭解，大多數人對他的記憶都是來自於司馬光幼年時候砸缸的故事，其實在此之後，這位聰明的孩子也非常有出息，成爲了北宋時期的宰相。然而相比於名垂青史，司馬光在死後的結局卻有些慘不忍睹。
故事畫：司馬光砸缸
而這一切，主要歸咎於司馬光深陷北宋時期無休止的黨爭漩渦，而無法自拔。
因爲反對王安石變法，反對新政，宋哲宗親政後，司馬光的諡號被奪回、墓碑被砸爛，甚至險些被鞭屍。
後來的宋高宗就將北宋的滅亡，歸結爲王安石等新黨變動祖宗之法，對王安石等人大加貶斥，除了將王安石逐出宋神宗廟庭之外，也將蔡確移出宋哲宗廟庭，而代之以司馬光配享哲宗廟庭。若是泉下有知，宋哲宗見到司馬光配享自己，一同接受後人祭祀，不知道是何感想。
那麼，司馬光與宋哲宗到底有什麼深仇大恨呢?這還得從司馬光所處的時代背景說起。
一、司馬光何許人也
司馬光除了是“砸缸”的那個孩子，他還是編纂《資治通鑑》的那個功臣。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實，號迂叟，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省夏縣)人 ，世稱涑水先生 。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自稱是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後代。宋神宗時，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變法，離開朝廷15年，期間，主持編纂了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
司馬光歷經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四朝，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元佑(宋哲宗趙煦第一個年號)元年(1086年)去世，追贈太師、溫國公，諡號文正。名列"元佑黨人"，配享宋哲宗廟廷，圖形昭勳閣從祀於孔廟，稱"先儒司馬子"從祀歷代帝王廟。
司馬光爲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奮。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自詡，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其生平著作有很多，最主要的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
司馬光之所以在死後被人彈劾，主要原因就是在於北宋年間的黨爭而引發的一次失敗變法。其實質，就是新舊黨爭矛盾的激化與升級。
二、高太后臨危受命，繼劉娥太后之後，北宋再次進入“聽政”時期
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秋，一次宮宴中，宋神宗趙頊正要提杯祝酒，意外發生了。
“暴得風疾，手弱觴側，餘酒沾污御袍”。
這種類似腦溢血或腦血栓的病症，徹底摧垮了這位勤於改革的帝王。從這一天開始，神宗的病情愈發嚴重，逐漸出現口不能言的情況，只能以點頭與否來表示聖旨。
元豐八年三月，宋神宗病逝，第六子十歲的趙煦繼位，是爲宋哲宗，改元元佑。繼劉娥太后臨朝稱制後，宋王朝再一次進入特殊的“垂簾聽政”時期。一位比劉太后地位更爲尊崇的女人即將成爲新的“掌舵人”，她就是高滔滔高太后。她聽政的對象，不再是那個性格柔和的宋仁宗趙禎，而是一個性格沉悶的少年。
其實在哲宗繼位前夕，宋廷就已經進入了“聽政”時期。元豐八年(1085)正月，宋神宗的病情加重，御醫日夜看護，宰執王珪等中樞成員，一方面進言神宗儘快立儲，一方面請求皇太后(即神宗的生母，英宗的皇后)權同聽政，待皇帝康復後再行歸政。
高太后的本意是不想在年過半百之時，再一次涉足朝政，但在宰執們的再三推請下，才決定聽政。
神宗已經病危，主政的高太后面對這樣的時局，顯得力不從心。她面臨的首要大事就是立儲。當時，神宗還有同胞兄弟趙顥、趙頵兩個親王，都是主政的年齡，都年富力強，而且高太后還發現，這兄弟二人經常打探神宗的病情，其心事可謂叵測，高太后隨即下令，禁止二王隨意出入禁中，特別是神宗的居殿。與此同時，她正祕密安排着另外一件大事。
元豐八年三月初一日，趙傭被立爲太子(後改名趙煦)。初五日，神宗駕崩，趙傭在父親的靈柩旁，穿上祖母早已準備妥當的黃袍，遵照神宗的遺詔，成爲宋王朝第七位皇帝。宋哲宗即位，高太后順理成章的以太皇太后的身份臨朝聽政。
三、司馬光在高太后面前恃寵而驕，卻忽略了她身後的小皇帝
宋神宗一貫主張革新，熙寧、元豐年間的“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成效不大，但卻讓北宋走向岌岌可危的邊緣。直接體現在朝廷內外形成了兩大派別：新黨和舊黨。兩大派別之間，互相傾軋，攪亂時局。這種局面一直隨着元豐年間以司馬光爲首的舊黨的逐漸失勢才放緩。
高太后一向對新法變革不滿，對反對新法的老臣十分器重，尤其是對司馬光。神宗去世，司馬光從洛陽進京奔喪。衛士見到他，都致敬行禮。老百姓在道路兩旁歡迎他。他們高喊：
“無歸洛陽，留相天子，活我百姓!”
從高太后主政的情形來看，雖然她喊出的政治口號是“子繼父業，其分當然!”都知道，這只是爲了穩定朝堂，神宗去世當月，舊黨領袖司馬光就被高太后召回京，授門下侍郎。可見高太后是非常反對新黨的，其中心思想無外乎就是“廢新法”。司馬光與高太后可謂一拍即合，他仍然對新黨和新法全盤否定，而且現在得到了太后的默默支持，司馬光更是挺直了腰板。但高太后仍面臨一個問題。
首先，變法是在先帝的支持下開展的，現在要予以否定，神宗的臉往哪擱;其次，廢除新法，必須師出有名，如何冠冕堂皇地廢除?司馬光此時說，新法都是王安石、呂惠卿所爲，神宗與新法並無關聯。這種說法無異於“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如何廢除新法呢，司馬光又提出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口號：“以母改子”。當時就有新黨人士反對：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這是不是又在將高太后陷於不仁不義。所以，司馬光“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這偷換概念的政治口號根本禁不住推敲。而且還給人一種高太后大權獨攬的感覺。在所有這些人當中，最真切的感受者莫過於高太后身後的哲宗皇帝，這也給後來紹聖年間的政治清算埋下伏筆。
不管怎樣，司馬光“以母改子”還算冠冕堂皇，高太后覺得“師出有名”，所以一大批在熙豐年間被貶黜的舊黨成員陸續被召回京，劉摯、範純仁、蘇軾、蘇轍、文彥博、呂公著等相繼被朝廷委以重任。舊黨的聯駢入朝，在與新黨的力量對比上形成極大反差。
舊黨翻身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彈劾新黨成員，在司馬光的領導下，大批的臺諫官將矛頭直指蔡確、章惇，在不遺餘力地聲討下，蔡確罷相，章惇罷知樞密院，司馬光與呂公著先後拜相，宰執大權轉入舊黨的掌握之中。
一時間天下法令頹廢，新舊法令交織在一起。從中央到地方整個行政體系紛亂如麻，舊黨逐漸掌權。伴隨着新舊黨派鬥爭的白熱化，從最初對法例的爭論，逐漸演化成對異己的迫害，被貶死在嶺南的新黨前宰執蔡確，就是雙方鬥爭的最高潮。
王夫之：“進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退也;退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進也;行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革也;革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興也。”
舊黨如此如火如荼大肆壓制新黨的背後，他們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人物，那就是高太后身後的小皇帝：宋哲宗。當朝的宰執心中只有高太后，已經忘了後面還有一個小皇帝，殊不知這個小皇帝遲早是要親政的。
四、哲宗親政，司馬光等舊黨集體風光不再
哲宗早慧，年少時便自覺抄寫佛經，爲父皇祈禱早日康復。登基時，便有其父神宗一樣的銳氣，也決定了他不是一個耽於享樂的皇帝。高太后按照司馬光“以母改子”的口號，廢除新法的時候，無形中已經否定了神宗皇帝的歷史功績，而這一切哲宗都看在眼裏。從內心深處來說，哲宗很敬仰自己的父親，包括其推行的新法。但是高太后以及舊黨，對新黨中人以及新法的詆譭，在年幼的哲宗心中種下了一顆種子，這顆種子一旦開枝散葉，就是舊黨覆滅的時間。
對於司馬光等人，哲宗可以沒有感情地隨意處置，但對於自己的奶奶高太后，哲宗心裏的情感是非常複雜的。但從高太后的種種做法上來看，祖孫之間的裂痕，是難以彌補的。
高太后：每天那些大臣來奏事, 你心中有什麼想法嗎?爲何一句話也不說呢?
宋哲宗：娘娘(高太后)已處分，我還有什麼好說的!
顯而易見，哲宗平日裏的沉默不語，其實是對奶奶高太后的無聲反抗。這種與年齡不相宜的沉默，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躲避開了一些打擊，但是對於一個十餘歲的少年來講，必然會對他的身心產生極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會隨着哲宗的成長和手中權力的不斷擴大，而愈加嚴重。
轉眼間，哲宗到了婚配的年齡，元佑七年(1092年)，高太后爲十七歲的哲宗選了一個大他三歲的孟氏爲皇后。哲宗對這名女子沒有絲毫興趣，更談不上喜愛，不幾年，宋哲宗移情於劉婕妤。按例，婚後哲宗要祭祀天地，宰執們就天地合祭與分別祭祀展開了爭論，哲宗一反常態，據理力爭，要求此後祭祀，一律按照神宗元豐六年之例分別祭祀，這一小小的爭論，多少都流露出哲宗對神宗種種施政的尊重。
元佑八年(1093年)，高太后仙逝，在高太后去世前，她就已經察覺到哲宗對於新舊黨爭的態度，而且有預感，哲宗皇帝很有可能會進行政治清洗，而一旦開始政治清算，自己將是首當其衝。所以在彌留之際，高太后對範純仁哀言道：
“老身受神宗顧命，臨朝聽政，諸卿試言，九年間，可曾施恩於高氏一族?我一心爲公，一兒一女病死，都未曾得見。”
高太后說罷掩面痛哭。
高太后去世後，哲宗正式開始親政，沒有了高太后的壓制，哲宗的話也開始變的多了，臣僚們不止一次的聽到，哲宗回憶高太后垂簾時的情景，怨言道：“朕只見臀背。”可見哲宗對高太后的獨意專行、宰執大臣唯高太后之命是從的情況，心懷不滿已久。
舊黨已經覺察到時局即將開始震盪，便積極上疏哲宗皇帝，他們很委婉地提出，即使哲宗對某些事要恢復，要重新起用某些人，一是要看是否對國家有利，二是要學習宋仁宗對待劉皇后的做法, 凡是劉娥垂簾時的一切政事，不許隨便進言，而招致政局動盪。
對於舊黨的上疏，哲宗置若罔聞。待到高太后的靈柩落葬後，新黨人抓住時機，馬上就有人上疏，希望哲宗繼承先帝之政，哲宗隨即起復章惇、安燾、李清臣等新黨中人，到了這一年的三月，李清臣在殿試中直接否定元佑政治，紹述之意呼之欲出。正是因爲準確得把握了哲宗的心理，新黨一方纔能在紹聖初年就搶佔了先機，而剩下的就是章惇等人的表演了。
紹聖(宋哲宗的第二個年號)元年(1094年)，一大批從前不入流的新黨官員被宰執章惇召回京任職，準備對元祐羣臣進行大規模報復，最先“中槍”的不是別人，正是司馬光。
五、古代封建王朝黨爭背後的思考
舊黨曾經制造了北宋立國以來最大的文字獄-——車蓋亭詩案。而此時此刻，新黨強勢迴歸之後，舊黨代表司馬光一時間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先有臺諫官張商英因元祐時沒能受到重用而積怨在心，開始猛烈抨擊司馬光、文彥博誤國;後有章惇效法舊黨對新黨開具名單，逐一迫害的方式，將司馬光、文彥博、範純仁等十一人安上“挾奸妄上”的罪名，不管元佑羣臣是死是活，一概貶謫。
御史中丞黃履：“前宰相司馬光，昨自先帝識拔，進位樞庭。光以不用其言，請歸修史，先帝盛德優容，曲從其欲。……迨垂簾初，朝庭起光執政，當時士論翕然稱之，以爲光真能弼成聖德，上報先帝。不謂光深藏禍戾，追忿先朝，凡有所行，皆爲非是。”
宋哲宗於是下詔，對司馬光“奪贈諡，僕所立碑”，“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
司馬光擁有的的太師、溫國公的追贈和“文正”的美諡全部被收回，哲宗御賜的“忠清粹德”碑也對推倒，更是不斷被追貶。
活着的範純仁被安置永州(今湖南零陵)，蘇軾被貶至惠州(今廣東惠州)，剩下的元佑舊臣幾乎都走了蔡確的老路，被貶謫嶺南。
而與舊黨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高太后也被新黨作爲口誅筆伐的對象。歷經“同文館之獄”後，加上哲宗生母的苦勸，哲宗這才怒斥章惇與蔡卞，是否還讓他有臉跨進英宗的祖廟。一場追廢高太后的政治鬧劇才草草收場。而章惇、蔡卞此前更是利用宋哲宗的報復心理，他們慫恿哲宗“發冢斫棺”，要將司馬光挖墳掘墓，好在宋哲宗並沒有失去理智，沒有容許。
同文館之獄後，紹述政治到了末期，哲宗的銳氣早已在黨爭中被消磨殆盡，加之哲宗身體孱弱，伴有咯血的宿疾。身體與心理的雙重影響，使他在政治領域很難有所作爲。元符三年正月(1100年)，在位十五年的宋哲宗病逝，年僅二十四歲。
宋哲宗死後，宋徽宗繼位，新黨繼續控制朝政，最終新黨以蔡確配享哲宗廟庭。靖康之變後，北宋滅亡，宋高宗南渡建立南宋。宋高宗對新黨卻嗤之以鼻，對王安石等人大加貶斥，除了將王安石逐出宋神宗廟庭之外，也將蔡確移出宋哲宗廟庭，代之以司馬光配享哲宗廟庭。這戲劇性的變化，若司馬光泉下有知，也是始料不及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