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知道李佩這個名字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
這位老人和李政道一起幫助中國第一批自費留學生走出國門。當時沒有託福、GRE考試，她就自己出題，李政道在美國選錄學生。
81歲那年，她創辦中關村大講壇，從1998年到2011年，總共辦了600多場。她請的主講人也都是各個領域的“名角兒”，黃祖洽、楊樂、資中筠、厲以寧、饒毅等名家，都登過這個大講壇。
唯一的女兒郭芹病逝了。沒人看到當時近八旬的她流過眼淚。幾天後，她像平常一樣，又拎着收錄機給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語課去了。
進入人生的第99個年頭，李佩大腦的“內存越來越小”，記憶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個月給保姆發了3回工資;她說現在的電視節目太難看了，“民國的人去哪兒了?”
在她家狹小的客廳裏，那個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發，60年間承受過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種體積的身體。錢學森、錢三強、周培源、白春禮、朱清時、饒毅、施一公……都曾是那個沙發的客人。
但是有時人來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兒，都得坐小馬紮。
她曾跑遍半個地球，如今，她的背駝得像把摺尺，一天的大多數時光蜷縮在朝南書房的沙發裏，困了就偎在電暖氣上打盹，即使三伏天，她也覺得冷。前些年，眼看年輕人騎車撞了中關村的老科學家，她還特氣憤，跟在後頭追。如今，她連站到陽臺上向朋友招手的力氣都快沒有了。
只有牙齒和胃，還頑強地工作着。她的胃曾裝過胡適家的肉菜、林家翹家的餃子、錢學森家的西餐。那個時候，廚藝很差的周培源只有洗碗的份兒。如今，她還像年輕時在美國一樣，愛吃蒜香麪包，用自己的牙慢慢地磨。
她的眼眉越來越低垂，這雙被皺紋包裹的眼睛，見過清末民初的辮子、日本人的刀、美國的摩天大樓，以及中國百年的起起伏伏。如今，沒什麼能讓這個百歲老人大喜大悲了。
她一生都是時間的敵人。70多歲學電腦，近80歲還在給博士生上課。晚年的她用10多年，開設了600多場比央視“百家講壇”還早、還高規格的“中關村大講壇”。
沒人數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學家，有多少是她的學生。甚至在學術圈裏，從香港給她帶東西，只用提“中關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她的“郵差”之多，級別之高，令人驚歎。
在錢學森的追悼會上，有一條專門鋪設的院士通道，裹着長長的白圍巾的李佩被“理所當然”、“捨我其誰”地請在這條道上。有人評價，這個只有幾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比院士還院士”。
她被稱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關村的明燈”、“年輕的老年人”。
李佩先生參觀“兩彈一星”紀念館。
生活是一種永恆的沉重的努力
這位百歲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樣，頗有些年歲和綿長的掌故。
中關村科源社區的13、14、15號樓被稱爲“特樓”，那裏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國現代科學事業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學部委員中的32位、23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中的8位。錢學森、錢三強、何澤慧、郭永懷、趙九章、顧準、王淦昌、楊嘉墀、貝時璋等人都曾在這裏居住。
如今，破敗不堪的“科源社區”牌子，“科”字只剩下了“鬥”字，老樓的樓道里貼滿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廣告，小院裏四處堆放着雜物。這裏不再是“中國最聰明頭腦的聚集地”，而是租住着很多外來打工者，隨便敲開一扇門，探出一顆腦袋：“王淦昌?貝時璋?郭永懷?沒聽說過。”
中關村的房價都快十萬元一平方米了。不遠處的LED超大屏幕閃爍着最新款的高科技產品廣告。
李佩先生60年不變的家，就像中關村的一座孤島。這座島上，曾經還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懷先生。
郭永懷李佩夫婦帶着女兒從美國康奈爾大學回國，是錢學森邀請的。錢學森在1956年數次致信郭永懷：“請你到中國科學院的力學研究所來工作，我們已經爲你在所裏準備好你的‘辦公室’，是一間朝南的在二層樓的房間，淡綠色的窗簾，望出去是一排松樹。”“已經把你的大名向科學院管理處‘掛了號’，自然是到力學所來，快來，快來!”
回國後，郭永懷在力學所擔任副所長，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懷和好友一起開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識到什麼。
1968年10月3日，郭永懷再次來到青海試驗基地，爲中國第一顆導彈熱核武器的發射從事試驗前的準備工作。12月4日，在試驗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線索後，他在當晚急忙到蘭州乘飛機回北京。5日凌晨6時左右，飛機在西郊機場降落時失事。
當時飛機上十幾個人，只有一個人倖存。他回憶說，在飛機開始劇烈晃動的時候，他聽到一個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後來的事情就不記得了。
在燒焦的屍體中有兩個人緊緊地抱在一起，當人們費力地把他們分開時，才發現兩具屍體的胸部中間，一個保密公文包完好無損。最後，確認這兩個人是59歲的郭永懷和他的警衛員牟方東。
郭永懷曾在大學開設過沒幾個人聽得懂的湍流學課程，而當時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經歷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據力學所的同事回憶，得知噩耗的李佩極其鎮靜，幾乎沒說一句話。那個晚上李佩完全醒着。她躺在牀上幾乎沒有任何動作，偶然發出輕輕的嘆息，剋制到令人心痛。
在郭永懷的追悼會上，被懷疑是特務、受到嚴重政治審查的李佩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長椅上。在當時的環境裏，敢於坐在李佩旁邊，說一句安慰的話，都需要莫大的勇氣。
郭永懷走後22天，中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驗獲得成功。
那些時候，樓下的人常聽到李佩的女兒郭芹用鋼琴彈奏《紅燈記》中李鐵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堅強，頂天立地……”
後來，李佩將郭永懷的骨灰從等級森嚴的八寶山烈士公墓請了出來，埋葬在中科院力學所內的郭永懷雕塑下面。同時，李佩還將一同犧牲的警衛員牟方東的部分骨灰，也安放在雕塑下面。
“小牟太年輕了，太可惜了，也是爲着跟他，所以才犧牲的。”李佩說。
郭永懷走後沒兩年，十幾歲的女兒去內蒙古當知青下鄉，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繼續接受審查和勞動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們捲進漩渦。
此後的幾十年，李佩先生幾乎從不提起“老郭的死”，沒人說得清，她承受了怎樣的痛苦。只是，她有時呆呆地站在陽臺上，一站就是幾個小時。
更大的生活湍流發生在上個世紀90年代，唯一的女兒郭芹也病逝了。沒人看到當時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過眼淚。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兒小時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幾天後，她像平常一樣，又拎着收錄機給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語課去了，只是聲音沙啞。
郭永懷、李佩夫婦陪女兒彈鋼琴
“生活就是一種永恆的沉重的努力。” 李佩的老朋友、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同事顏基義先生，用米蘭·昆德拉的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女兒郭芹最後一次見到住樓下的作家邊東子，用一雙誠懇的眼睛說：“寫寫我爸爸吧。”邊東子後來寫了《中關村特樓的故事》，他說：“即使是功力深厚，又如何能寫全、寫透、寫準她了不起的爸爸和同樣了不起的媽媽!”
直到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會堂，國家授予23位科學家“兩彈一星”功勳獎章。郭永懷先生是23位“兩彈一星”元勳中唯一的烈士。
李佩回家後，女兒郭芹的朋友們都嚷着來她家看“那坨大金子”。該獎章直徑8釐米，用99.8%純金鑄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確實沉得嚇人”。
4年後，李佩託一個到合肥的朋友，把這枚獎章隨手裝在朋友的行李箱裏，捐給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時任校長朱清時打開箱子時，十分感動。
捐就是捐，要什麼儀式
在李佩眼裏，沒什麼是不能捨棄的。
幾年前，一個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讓小她30多歲的忘年交李偉格陪着，一起去銀行，把60萬元捐給力學所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各30萬。
沒有任何儀式，就像處理一張水費電費單一樣平常。
“捐就是捐，要什麼儀式。”老太太對李偉格說。至今，李佩先生客廳裏的茶几還是60年前回國時家裏的陪嫁。
早年從美國帶回的手搖計算機、電風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懷走後，寫字檯、書、音樂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學的英語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崑曲，爲智障幼兒園，她都捐錢。
有後輩說她對待名利的樣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額的英鎊當書籤，把諾獎的獎牌隨意給孩子當玩具。
直到前年，郭永懷104歲誕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幾十年的藏品，捐給力學所：郭永懷生前使用過的紀念印章、精美計算尺、浪琴懷錶，以及1968年郭永懷犧牲時，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裝的郭先生遺物——被火焰燻黑的眼鏡片和手錶。
如今，這些東西就保留在力學所的304房間，深棕色的門上面寫着“郭永懷副所長辦公室”。隔壁是“錢學森所長辦公室”。錢學森說得沒錯，從辦公室往外看，是一排高大蔥綠的松樹。只是已經半個世紀過去了。
時間拔高了松樹，也饋贈了李佩很多人生的禮物。
當文革結束，她重新恢復工作時，已經快60歲了。她籌建了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後更名爲“中國科學院大學”)的英語系，培養了新中國最早的一批碩士博士研究生。
當時國內沒有研究生英語教材，她就自己編寫，每次上課，帶着一大卷油印教材發給學生。這些教材被沿用至今。
她做英語教學改革，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語言學系主任Russel Campbell稱作“中國的應用語言學之母”。她大膽地讓學生讀《雙城記》、《傲慢與偏見》等原版英文書。所有畢業生論文答辯，她都要求學生用全英語做陳述。
很多學生回憶，李佩先生從不大聲訓斥學生，卻有一種“微笑的嚴厲”，她把最淘氣的學生調在第一排，這種無形的壓力讓人做夢都在說英語。
如今，在中國科學院大學英語系主任彭工眼裏，總給同事帶小點心的李佩先生做事果斷，是一種“有人情味的果斷”。
金錢和年齡對她都只是一個數字
這個經歷過風浪的女人，在那個年代做了很多擦邊的事，有的甚至是“提着腦袋”在幹。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李佩就向學生介紹美國大學招收研究生的辦法，鼓勵大家申請自費留學。
文革剛剛結束，人才匱乏。李佩就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進過監獄的英語人才，從事教學工作。事實證明，她的眼光很準。她請出山的“右派”許孟雄，是鄧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訪美國時英文文件的把關人。
她還和李政道一起推動了中美聯合培養物理研究生項目，幫助國內第一批自費留學生走出國門。到1988年該項目結束時，美國76所優秀大學接收了中國915名中美聯合培養物理研究生。當時沒有託福、GRE考試，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題，李政道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選錄學生。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興地說，坐公交車可以免票了。
可她沒有一天退休，她接着給博士生上英語課，一直上到80來歲。
中國科學院大學黨委副書記馬石莊是李佩博士英語班上的學生。如今，他在大小場合發言、講課，都是站着的。他說，這是跟李佩先生學的，“李先生70多歲在講臺上給博士生講幾個小時的課，從來沒有坐過，連靠着講臺站的姿勢都沒有”。
他說，他一生中遇到過很多好老師，但“我見過的最偉大的老師是李先生”。李先生傳授的不僅是知識，而且是“人學”，人格的完善。如果一個教育者只是傳授知識，那無非是“從小硬盤變成了大硬盤”。
在馬石莊眼裏，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閨秀”。她在燕京大學唸書，北平淪陷後，她從天津搭運煤的船到香港，再輾轉越南，進入雲南西南聯大。她在日本人的轟炸中求學。
她曾作爲中國代表，參加巴黎的第一次世界工聯大會和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她和郭永懷放棄美國三層的小洋樓，回國上船時把汽車送給最後一個給他們送行的人。
“他們這代人回國爲的是什麼?她一生對教育的關心，對國家命運的關心，不是今天的我們能完全理解的。”馬石莊說。
多年的交往中，他感覺這個老太太淡定極了，從沒有慌慌張張、一丁點邋遢的時候。“一個人從戰火中走出來，經歷過無數次政治運動，走過大半個地球，中年喪夫，老年喪女，還有什麼讓她‘不淡定’、‘不沉靜’?”
“100年裏，我們所見的書本上的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見過，而且一起生活過、共事過，她見過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錢、年齡對她而言，都只是一個數字。一個連孤獨都不懼怕的人，還懼怕死亡嗎?”
馬石莊說，老人從沒跟學校提過一件私人的事兒。
只有一次，老太太給馬石莊打電話，說“有一件私人的事求學校”。馬石莊心裏一咯噔，李先生從沒開過口啊。
原來，李先生住的樓後面有一間鎖了很久、沒人用的平房，李佩希望學校把鑰匙給她，她想給小區老人收拾出一個讀書看報下棋的地方。
最近，上海大學的博導戴世強帶來了蘇州豆腐乾，顧淑林先生帶來了大涼山苦蕎米，李佩送給盧鼎厚教授月餅，八九十歲的老人們像孩子一樣分享美食，交流怎麼使用微信。
只是，李佩先生越來越忘事。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裏，她7次提醒戴世強回上海後幫她買一瓶瑞典出口的藥，臨離開的時候大家才知道她是幫照顧她的保姆要的。
“李先生一輩子哪裏有過私人的事兒!”馬石莊感慨。
他不喜歡用“玫瑰”這樣的詞形容李佩先生，“太輕太花哨了，李先生是永遠微笑着迎接明天的人”。
一個老朋友也認爲“玫瑰”太輕了，她說，李佩先生有極大的氣場，像磁鐵一樣，能把周圍的東西都吸引過來。
畢業後，馬石莊選擇了當老師，他說，這種選擇是受了李佩先生影響，“從李先生身上，看到了教師就是這個社會的精神遺傳基因”。
探求“錢學森之問”
李佩的晚年差不多從80歲纔開始。
81歲那年，她創辦中關村大講壇，從1998年到2011年，每週一次，總共辦了600多場，每場200多人的大會廳坐得滿滿當當。
她請的主講人也都是各個領域的“名角兒”。大講壇的內容也五花八門：農村問題、中國古代文學史、天體演化、昆蟲、愛斯基摩人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美國總統大選、天津大鼓等等。
“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請得動各個領域最頂尖的腕兒。”有人感慨。
開論壇是極其瑣碎的工作。有時候和主講人溝通，從主題到時間確定，來來回回要打幾十個電話。確定了主題，她就帶着年輕的朋友在中關村四處貼海報。她說，不能貼得太早，也不能貼在風口處，以免被風颳跑了。
請來這些大人物講課，全都是免費的。有一次，她邀請甘子釗院士，“老甘啊，我可沒有講課費給你，最多給你一束鮮花”。甘院士說：“你們的活動經費有限，鮮花也免了吧。”後來，花也是李佩先生自己買的。
等到94歲那年，李佩先生實在“忙不動”了，才關閉了大型論壇。在力學所的一間辦公室，她和一羣平均年齡超過80歲的老學生，每週三開小型研討會，“除了寒暑假，平時都風雨無阻”。這樣的講壇延續至今。
有人回憶，在討論“錢學森之問”求解的根本出路時，三個白髮蒼蒼的老者並列而坐。北大資深教授陳耀鬆先生首先說了“要靠民主”四個字，緊接着，鄭哲敏院士說：“要有自由”。”隨後，李佩先生不緊不慢地說“要能爭論”。這一幕在旁人眼裏真是精彩、美妙極了。
她和老朋友李政道也探討這個問題。李政道說單用一個“答”字不太合適，所以用了“求答錢學森之問”。李政道說，學習最重要的是要問，“要創新，需學問，只學答，非學問”。
喜歡音樂、年輕時編排過《白雪公主》，演小矮人的李佩先生，也常和李政道談藝術和科學的關係。
春節時，李政道用炭筆畫虎、畫狗，當賀年卡送她。他倆認同：“藝術和科學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恆和富有意義。”
當然，李佩先生也有發飆的時候，不管自家客廳裏，對面坐的是什麼大人物。
她反對大學擴招。她反對現在大學減少英語課時。她對坐她家沙發上的一名大學副校長直搖頭，她反對人民大學辦物理、化學學院，反對清華大學辦醫學院。她反對“北大要把1/3副教授篩選下去，改革進行不下去”的悲觀論調。
她主張教育不能趕熱鬧。“要坐得住，不要趕熱鬧”。以前這句話常從郭永懷厚厚的大嘴說出來，他開口講話時笑意總是從嘴上放射到整個臉部。
在她90多歲的時候，她還組織了20多位專家，把錢學森在美國20年做研究用英文發表的論文，翻譯成中文，出版《錢學森文集(中文版)》。對外人，李佩先生常常講錢學森，卻很少提郭永懷，旁人說李先生太“大度”了。
她一點兒也不孤獨
她本可以得到很多榮譽，幾十年裏，無數協會想讓這個能量超大的老太太當會長，她都拒絕了。她唯一拿到手的是一個長壽老人之類的獎牌。
因爲訪客太多，李先生家客廳的角落擺了很多小板凳。有小朋友來看她，八卦地問：“您愛郭永懷先生什麼?”她答：“老郭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人，不會講假話。老郭脾氣好，不像錢學森愛發脾氣。”
曾有人把這對夫婦的故事排成舞臺劇《愛在天際》，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劇，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人們從她的臉上，讀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演着別人的故事。
這羣年輕演員曾拜訪過李佩先生。一位演員說，當他見到了郭先生生前最後一封家書，見到了郭先生的自畫小像，郭先生不再是那個遙不可及的雕像。他開始明白李佩先生的那句臺詞了：“我等你，你不回來我不老。”
可“不老”的李佩先生確實老了，她的背越來越彎，開始只是小銳角，後來角度越來越大。
曾經在學生眼裏“一週穿衣服不重樣”、耄耋之年出門也要把頭髮梳得一絲不亂、別上卡子的愛美的李佩先生，已經顧不上很多了。
她曾趴在窗邊送別客人的陽臺蒙滿了灰塵，鋼琴很多年沒有響一聲了，她已經忘了牆上的畫是她曾和郭永懷相戀的康奈爾大學。記憶正在一點點斷裂。
早些年，有人問她什麼是美。她說：“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數學也很美。”如今，她直截了當地說：“能辦出事，就是美!”
很少有人當面對她提及“孤獨”兩個字，老人說：“我一點兒也不孤獨，腦子裏些事。”
“與其說她忙碌，不如說這是一種忘記。”馬石莊評價。
她也過了說理想的年齡。“我沒有崇高的理想，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幫助周圍的朋友們，讓他們生活得更好一些。”她淡淡地說。
相反，她感慨自己“連小事也做不了”。看到中關村車水馬龍，騎自行車的人橫衝直撞，甚至撞倒過老院士、老科學家，她想攔住騎車人，但“他們跑得太快，我追不上了”。
儘管力氣越來越小，她還是試圖對抗着龐大的推土機。
在寸土寸金的中關村，13、14和15號樓也面臨拆遷命運。李佩和錢三強的夫人何澤慧院士等人，通過多種渠道呼籲保護這些建築。2012年，北京市政協通過動議案，要求將中關村“特樓”建成科學文化保護區。中關村的居民們感慨：多虧了這兩位老太太!
何澤慧院士幾乎成了李佩先生僅存的老鄰居。院裏的老人紛紛走了，錢學森走時，李佩先生還能去送行，等到錢學森的夫人、她的摯友蔣英去世的消息傳來時，她已經沒力氣去送最後一程，只能讓李偉格代表她送去了花圈，傷心的她連續3個月沒睡好覺。2015年她又給老朋友、101歲的張勁夫送去了悼詞。
如今，“內心強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來越黏人，有好友來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樣，鬧着讓保姆做好吃的，離開時，她總是在窗邊看好友一步三回頭地走遠，一點點變小。
摘下助聽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來越安靜。似乎也沒有太多年輕人願意聽她嘮叨，知道李佩這個名字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
但每一個踏進13號樓李佩先生家的人都會很珍惜拜訪的時間，會努力記住這個家的每一處細節，大家都明白，多年後，這個家就是一個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