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吞併我東三省，其狼子野心已暴露無遺。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又發動了“盧溝橋事變”。範旭東意識到此番抗日戰爭不會在短期內結束，未雨綢繆，必須做撤退轉移的準備。在日寇入侵天津之前，已令久大、永利兩廠職工停產疏散，並派“團體”的核心人物之一李燭塵等南下四川，調查探路。
此後北平、天津相繼淪陷。範旭東以“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堅決態度，拒絕同日寇合作。長江江畔的永利硫酸錏廠開工僅5個月，自1937年8月起，連遭日寇飛機三次轟炸，範旭東指示迅速撤退，並決定選址四川腹地的自流井和犍爲縣五通橋的老龍壩，重建久大、永利兩廠，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也遷址至五通橋。在統一了撤退轉移不是“逃難”，而是要在大西南重建化工基地的思想後，工廠在轉移圖紙、資料、設備的同時，首先做到保證技術人員和老工人的轉移，組織員工，特別是技術人員，陸續南下，撤入內地。員工幾經輾轉，至1938年春於漢口集合。
1938年1月，一支“先發隊”抵達重慶，大家商定先在重慶租地設廠，經積極奔走，於沙坪壩租得一小塊空地，將原廠拆運來的機件材料安裝，當年“五·一”國際勞動節，一座竹籬茅舍搭建的臨時“鐵工房”便已矗立在嘉陵江岸，在不足十個月的時間裏製造了53000多個鋼鐵機件和200多噸翻砂製品，爲久大、永利在四川的重建，做出了新的貢獻。
在當時，永利在川新廠所需設備器材均由美國進口，而中國東部鐵路及沿海港口大多淪陷，運輸要道被日寇封鎖，致使運往我大後方的物資多需繞道越南，進入滇、桂兩省，再轉運其它各地。之後，因日寇軍艦不斷騷擾越南沿海，這一運輸線不得不改道緬甸，經中緬公路至雲南昆明，再經川滇公路運抵四川。公司爲此專門成立了包括9個運輸處、3個運輸站、5個接待站及機務處、水運處、辦事處、5個修車廠和3個車隊的運輸部，視此運輸線爲“生命線”。其時，範旭東已年近花甲，仍身先士卒，親自實地考察，押車探路，置個人生死於度外。1942年1月，日寇入侵緬甸，永利的車輛、器材、汽油損失不計其數，且車輛常被軍方徵用，但“團體”員工鬥志不減，克服困難，感人事蹟甚多，他們以自己的血汗和生命支援了川廠建設和抗戰事業。
選址自流井重建久大，頗費了一番周折。因爲與之毗連的自流井是個有上千年曆史的井鹽豐產地區，久大在此設廠，雖有官方批准，但涉及該地原有鹽商切身利益，致使衆鹽商上書重慶國民政府主席和國民黨中央總裁，稱“範氏(旭東)一人之挾資謀利之闋，系而置富榮(原鹽商)數十萬工商生計於不顧……隱伏危機，有妨增產貽誤抗戰”。經有關方面一再協調，一座嶄新的久大模範食鹽廠在“認定目標，拼命前進”的努力中終於建成。爲紀念抗日，特選定“九·一八”舉行開工典禮。史料顯示，自1938年開工至1941年9月底，製鹽45萬餘擔，並公開技術，協助當地製鹽廠改進工藝。與此同時，還製造副產品如氯化鉀、硼酸、碳酸鈣、牙粉等，爲戰時的大後方軍用、民生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特別要提出的是，在戰時環境下，侯德榜在範旭東的支持下，創新工藝，開發了著名的“侯氏制鹼法”(聯鹼法)，使我國制鹼技術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轉移至五通橋的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在繼續各項研究工作的同時，還着眼長遠發展，選派研究人員出國深造。
範旭東爲紀念“團體”起源於塘沽，追本溯源，不忘當年締造塘沽的“苦鬥精神”，於1939年3月將五通橋道士觀地名改爲“新塘沽”，並把這三個大字雕刻於老龍壩蔥龍山石壁(後被移至老龍壩東風電機廠保留)。
“十廠計劃”，壯志未酬基於對抗日戰爭必勝的信念和對實業救國的抱負，爲戰後民族復興，進一步發展中國的化學工業，1943年，範旭東親自擬定了一個宏偉的“十廠計劃”，包括塘沽鹼廠、南京硫酸錏廠、五通橋深井與新法硝酸肥料廠、南京塑型品廠(電木廠)、株洲水泥廠、青島電解燒鹼漂粉廠、株洲硫酸錏廠、南京新法鹼廠、上海玻璃廠、株洲煉焦廠共10家工廠(此前也有不同的十廠項目，如曾有在西南、西北建硫酸錏廠四所，純鹼廠二所，煉焦廠四所等)。
十廠建設需要巨大的資金作保障。1944年11月，範旭東作爲中國工商界代表成員，侯德榜等爲顧問，赴美國出席太平洋城舉行的研究戰後國際開發的商業會議。藉此機會，範以永利公司的名義同美國華盛頓進出口銀行談判貸款問題，以引進美國設備。1945年5月1日簽訂了1600萬美元的信用貸款合同，且低息、無抵押，不派債權人駐廠，即無損我主權，只需以中國政府提供擔保爲條件，要求中國銀行紐約分行簽了字，貸款即可告成。這是美國銀行第一次向一箇中國私人企業發放鉅額貸款，之所以能夠達成協議，全仗着“永、久、黃”的業績和信譽，合同簽訂實屬不易。
關於此項談判、貸款，範旭東及時函告國民政府，請求政府出具擔保。然而，國民黨政府各部門之間相互推諉，一再拖延時日。其中一個更爲重要的原因是“四大家族”的孔、宋意欲插手，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向範旭東暗示要收取永利股票，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更想謀取永利公司董事長職位，將永利這個民族工業納入官僚資本集團。範旭東出於對國民黨政府官僚資本的深惡痛絕，婉拒了孔、宋。不難設想，獲得貸款的批准便在“程序”中徘徊，想得到批文更是遙遙無期。
歷史學者傅國涌的《大商人》刻畫出了中國近代民營企業家的羣像，將這些商業先驅的掙扎、反抗、堅持都呈現於字裏行間。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明治天皇宣告無條件投降。8月28日，毛澤東應蔣介石三次電邀，爲了中國的和平事業，率周恩來、王若飛等飛抵重慶，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
毛澤東在重慶期間，廣泛接觸各界人士，1945年9月17日下午，於桂園(張治中寓所)以茶會招待產業界代表，包括範旭東在內的多位從沿海內遷西南的人士出席。毛澤東讚揚他們爲發展中國民族工業所做的貢獻，同時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民族資本是得不到發展的，只有在國家獨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業纔有發展前途，並向他們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本的政策。此舉消除了與會工商業者的一些顧慮，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因毛澤東與範旭東同是湖南籍老鄉，二人格外談得來，毛澤東向範表示，在國內實現和平後，歡迎他到解放區開辦工廠。
範旭東此刻仍然惦記着國民黨政府爲1600萬美元貸款出具擔保這一心頭大事。由於孔、宋插手，久拖不決，致使範旭東憂憤成疾，一病不起，竟於1945年10月4日在重慶沙坪壩寓所逝世，終年62歲。
範旭東的逝世，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1945年10月21日，重慶各界聯合召開了追悼大會，結束了和平談判、即將返回延安的毛澤東，親筆書寫了“工業先導，功在中華”的輓詞。周恩來、王若飛送的輓聯是：“奮鬥垂卅年，獨創永利久大，遺恨渤海留殘業;和平正開始，方期協力建設，深痛中國失先生。”《新華日報》的輓聯是：“績業早驚寰宇內;壯懷時在化工中。”蔣介石送了“力行致用”的挽幛，並派文官長吳鼎昌前往弔唁慰問。社會各界致送的輓聯、輓詞達600餘幅，備盡哀榮。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遲至1946年5月，才批准了範旭東生前要求政府擔保貸款的呈報，指令財政部和經濟部聯名向美國進出口銀行出具擔保。且又拖至1948年6月雙方纔簽訂正式合同，完成了簽約的法律手續，一場歷時3年的“馬拉松式”的程序方告結束。11月開始支用該項貸款，直到1949年1月平津解放，只動用了140多萬美元，尚不及貸款合同金額的十分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美國對新中國的敵視政策，貸款自然終止。而處於新中國的債務方永利公司，則信守合同，履約償付借款本息，至1956年8月1日，全部還清。
範旭東自1938年入川，爲“永、久、黃”的再創業奔走於國內外，嘔心瀝血，不辭辛勞，一心爲在華西重建民族化工基地，支援抗戰，改善民生，頑強奮鬥8年，直至把自己的寶貴生命奉獻給了中國的化工事業，確是一位“不可忘記”的民族實業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