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生活
第一位妻子是無錫後宅鄒氏，1928年去世，嬰兒夭折。
第二位妻子叫張一貫，1929年在蘇州與錢穆成婚。張一貫是一位知識女性，畢業於蘇州女子師範學校，曾做過蘇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學校長。她爲錢家生有三子二女(錢拙、錢行、錢遜、錢易、錢輝)。“抗戰”時錢穆流轉西南，隻身一人而去;1949年南走廣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一點爲學“棄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張一貫一手帶大。
第三位妻子是胡美琦，江西南昌人。胡美琦曾在廈門大學教育系讀書一年，1949年來香港，在新亞書院求學，成爲錢穆的學生。
1950年暑期，胡家遷居臺北，不久她也去了臺灣，在臺中師範學校(今臺中師範學院)圖書館任職。新亞書院創辦之初，爲了籌集辦學經費，錢穆常常奔走在香港與臺北之間。
1952年4月16日，他應舊友朱家驊的邀請，在淡江文理學院新落成的大樓驚聲堂爲臺北聯合國中國同志學會作演講。講演方畢，突然屋頂塌陷，水泥塊直擊他的頭部，他頭破血流，幾乎喪命。
此後數月，錢穆一直在臺中存德巷養病，得到了當時在臺中師範學校圖書館工作的胡美琦的悉心照顧，這爲成就他晚年一段美滿姻緣打下了伏筆。1952年秋，胡美琦進入臺北師範學院教育系學習，畢業後來香港。
1956年1月30日與錢穆結爲夫婦。胡氏未育，著有《中國教育史》等書。
錢穆的《師友雜憶》中有這樣一則記錄，錢穆稱錢基博爲叔父，而錢基博則命兒子錢鍾書也稱錢穆爲叔父。錢偉長是錢穆長兄錢摯之長子，錢穆的親侄，錢偉長的名字即出於錢穆之口。
錢穆一生以教育爲業，五代弟子，冠蓋雲集，余英時、嚴耕望等人皆出門下。著名物理學家錢偉長是他的侄子，幼年時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功底。
晚年專致於講學與著述，雖目力日弱仍隨時提出新觀點，賴夫人誦讀整理出版，謙稱爲《晚學盲言》。
自學成才
錢穆是一步一步靠自學鑄造輝煌的典範，他從20世紀初期的江南鄉村走出來，靠自學成爲當時北京大學最著名的三教授之一。
錢穆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他做過小學教師、中學教師、大學教授，又成功地創辦新亞書院——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他的弟子遍及海內外，鄧廣銘、何茲全、嚴耕望、余英時等錢門學子也已譽滿學界。
與錢伯圭
錢伯圭系當時的革命黨人。他見錢穆聰敏早慧，就問他：“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師便藉此教誨道：“此等書可勿再讀。此書一開首即雲：‘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若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此後正該學他們。”此番話給當年的錢穆以極大的震動，日後他在回憶此事時說：“餘此後讀書，伯圭師此數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餘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
與燕大
錢穆最高的文憑僅爲高中(尚未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1930年，因顧頡剛的鼎力相薦，才使他離開鄉間，北上燕京大學，開始任國文系講師。燕大是當時中國有名的大學，是錢穆心中長久嚮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進入燕大讀書爲憾，此次能到燕大執教，自然樂於接受。當時校務主要由監督司徒雷登主持。
一天，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來教師，問大家到校印象。錢穆在會上直抒己意：“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之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未悉何義?此謂中國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事後，燕大特開校務會議，討論此一意見。最終採納了錢穆的建議，改“M”樓爲“穆”樓，“S”樓爲“適”樓，“貝公”樓爲“辦公”樓，其他建築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園中有一湖，景色絕勝，競相提名，皆不適，乃名之曰“未名湖”。
與胡適
錢穆到北大任教了。客觀地說，除了顧頡剛的鼎力相薦，這與文學院長鬍適的首肯是分不開的。錢穆在蘇州時，曾與到蘇州中學作學術演講的胡適見過一面。當時胡適是他時時充滿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學人。錢穆對諸子學的研究，有不少得益於胡適的啓發。而胡適對錢氏也“尊重有加”。錢穆在北大史學系講中國上古史(先秦史)，有人問胡適關於先秦諸子事，胡適總是說可去問錢穆，不要再問他。
北大學風自由，教師在課堂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學生常設疑問難，競相爭論。當時學術界討論老子問題日趨熱烈，胡適主張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問學於老子;而錢穆、顧頡剛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後。三位先生在課堂外大家互相討論學問，是朋友;在課堂中則把自己的學術主張灌輸給學生，並且當衆批評對方的觀點。比如胡適對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十分佩服，常常對學生們做義務的宣傳;但是，在課堂上，他對錢穆等人的關於老子和《老子》一書的時代論爭，卻也慷慨陳辭，奮力抨擊。錢穆在講課中，也隨時聯繫批評胡適的一些論點，常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學生們或主胡說，或贊錢說，彼此爭論不斷。
有一次，贊同老子晚出之說的同學認爲胡適“在老子時代問題上有成見”，胡適憤然地說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會有成見呢?”不過他的態度仍很客觀，隨後又對同學們說，“在大學裏，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應當自己去選擇，看哪一個更合乎真理。”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爲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與傅斯年
1937年“七七事變”後，北方各高校紛紛南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併，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錢穆將歷年講授中國通史增刪積成的五六厚冊筆記裝入衣箱底層夾縫，在十月與湯用彤、賀麟三人結伴，自天津海行，南下長沙，開始了抗戰時期流轉西南八年的學術生涯。與在北大時期一樣，錢穆在西南聯大主講中國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學生，內遷西南的各個高校都紛紛請他講學。
傅斯年曾是國學大師黃侃門下的高足，也是胡適最得意的學生之一。30年代，錢穆任教北大時，即與傅斯年相識。錢穆與他在學術觀點上又是同不勝異的。在錢穆看來，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將古代典籍拋之腦後，這做法與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樣有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西南聯大時期，隨着錢穆自己史學理論體系的日漸成熟，對史料考據派進行了全面批評。爲此，作爲學派領袖的傅斯年對錢穆的攻擊自然不會高興。北大覆校，錢穆不在被邀之列，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二人終於未能成爲真正的“同道”。至此，錢穆告別了北大，與傅斯年分道揚鑣了。
由於錢穆早已名重學林，所以各高校爭欲聘請。他往返於各地之間，在幾個大學講學著述;1947年，家鄉的江南大學正式成立，應榮德生先生之邀，翌年春，出任江南大學首任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一職。
與呂思勉
錢穆是國學大師，晚年的時候，他曾寫了一部《師友雜憶》，書中，有一部分章節記述了自己的教育經歷，其中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讀中學時的一次考試。
那是一次地理考試，只有4道題，滿分100分，每道題25分，錢穆拿到試卷後，從第一道題開始審題，審到第三道題的時候，他興奮了，原來啊，這道題的內容是關於長白山地勢軍情的，他對這個問題一直很感興趣，此前曾讀過很多這方面的資料，所以看到這道題之後，便情不自禁地開始答題，而且不是“爲了答題而答題”，完全是興之所至，洋洋灑灑地盡情揮毫，早已經忘了自己當時是在考場上。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總算把這個題目答完了，便從頭到尾開始檢查，可就在此時，交卷的鈴聲響起，可他只顧着全神貫注地答第三道題，餘下三道題，他一個字也沒寫，但已經來不及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
按照常理推算，錢穆的這次考試，是不能及格了，因爲他只答了1/4的題，即使那道題給他滿分，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發下來後，錢穆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得了75分!
原來，負責這次判卷的是史學大師呂思勉，呂先生看到錢穆的卷子後，發現他雖然只答了一道題，但這道題答得特別出色，論證合理、充分，對於一箇中學生，能做到這一點，實在是難能可貴。呂先生素有愛才之心，他就錢穆的這道題寫了長長的批語，對錢穆的答案給予了高度肯定，同時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處，並給出了75分的成績，使錢穆僅憑一道題就及格了。由此可以看出，作爲評卷人的呂思勉，並沒有按照僵化的規定去評卷，而是用靈活的方式，對學生的創造力進行鼓勵。
新亞歲月
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錢穆雖沒有赴臺，卻也因爲憂心時局，與不少知識分子經廣州去了香港。
在香港，自認是流亡知識分子的錢穆，除在徐復觀主持的《民主評論》發表文章外，又與謝幼偉、唐君毅、崔書琴等學者，借用華南中學在九龍偉晴街的課室三間，籌辦“亞洲文商夜學院”，實現爲中國人辦教育的目的。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嶽峯斥資在九龍深水埔桂林街61—65號購得新樓三楹，供作新校舍。佔地雖不大，也無圖書館，但亞洲文商從此由夜校改爲日校，並更名爲“新亞書院”，錢穆出任院長。
錢穆雖在港辦學，並沒有斷開與臺灣的聯繫。隨着蔣介石在臺政務與各項文化建設逐漸展開，錢穆多次受邀赴臺講學，傳授中國文化與歷史精神。
抗戰時，錢穆就數度於四川晉見蔣介石，談及理學與歷史。蔣介石託錢穆編寫《清儒學案》，邀他到重慶中央訓練團演講，素有交情。錢穆創辦新亞書院後，蔣介石不但親自邀請錢穆去臺一敘，而且由宋美齡、蔣經國招待，同時指示臺灣行政當局每月撥給港幣3000元，供新亞紓解資金困境。前後達4年，直到耶魯大學提供新亞書院補助爲止。1950年之後，錢穆大約每年受邀到臺灣演說或與蔣介石小敘。蔣經國多會作陪。錢穆曾考慮在臺興辦新亞書院分校，但因未獲國民黨支持而不了了之。
王耀武舅子孫鼎宸舉家來港，每週必出席新亞書院的學術講座，不僅每次必到，而且每次必錄。因其不憚絮煩記錄詳盡，積錄成書，歷次講稿竟編爲《新亞學術講座》，“是爲新亞有出版之第一書”。1953年秋，新亞研究所成立，孫鼎宸入所學習，遵錢穆之囑編《中國兵制史》一書，亦爲新亞研究所諸生出書之第一部 。
1956年錢穆爲新亞書院爭取到美國方面每年2.5萬美元的補助，解除了新亞書院的經濟危機。
與港中大
1963年，香港政府邀請新亞書院、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併組成一所新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文不是語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據說當時想了很多名字—中國大學，中華大學，最終還是錢穆堅持，“不如叫中文大學”。
錢穆還堅持必須由中國人擔任校長，爲此曾與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爭乃原則性者，他日物色校長人選，餘決不參一議。”當時港英政府派來商議的英國人富爾敦，通粵語，讀中國書，曾說錢穆“君心如石，不可轉也。”當時，錢穆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香港再不受輕視。
“山岩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這首廣爲流傳的《新亞校歌》，歌詞是錢穆親自寫的。“香港原來是殖民地社會，錢先生辦了新亞，纔有一個學校專門來研究中國文化、中國歷史，這個影響很大。後來新亞成爲香港中大的一部分，確實也有很重要的意義。”錢穆心心念唸的，是中國在那個年代仍然無法統一，“他說作爲中國人，我們怎麼能不站在中國人的立場?”
當年新亞在三座書院中名聲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錢穆提出的所有條件，幾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長由中國人擔任，校名定爲“中文大學”，他還與富爾敦約定，新亞研究所將成爲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並寫入新大學創建法規中。
但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後，錢穆稱需要時間進行學術研究，露出倦勤跡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學呈現集中發展的趨勢，成員背景複雜，辦校理念與錢穆主張應聯合書院成立大學組織的想法相左，一時引發議論。錢穆多次請辭不成，只好向新亞書院請長假表態。1965年6月，錢穆正式辭去新亞書院校長之職，結束在香港辦學16年的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