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最令人扼腕嘆息的是著名文學家郁達夫之死。他是我們迄今所知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最後一個被日寇殘害的文化名人。他遇難(失蹤)的時間是1945年8月29日晚，那已是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兩週之後了。
我國的抗日戰爭持續了8年，失去了2000多萬人，而當時中國人口總數爲4.4億，也就是說在8年抗戰中，中國損失了約1/20的人口。死於戰亂的人以士兵和普通百姓居多，但由於戰亂破壞了正常生活而引發憂憤病逝的文化界著名人士，我們也可以毫不費力地列出一長串：留在淪陷的北平，爲保晚節鬱悒致病逝去的錢玄同;爲躲避日寇，在流浪中殫精竭慮，夜以繼日翻譯莎士比亞戲劇貧病而亡的朱生豪;客死香港的文化界泰斗蔡元培;寫出大量抗日歌曲、病死在狹促生存環境中的音樂家黃自;在迎接光明的日子裏不幸病逝的出版家鄒韜奮……
爲宣傳抗日捐軀的王禮錫
做過記者和編輯的作家王禮錫，於1931年在上海創辦了神州國光社編輯部，主編《讀書雜誌》。1932年“一·二八”事變發生，王禮錫與丁玲等發起組織“中國著作家抗日會”，發表《中國著作者爲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衆宣言》，在宣言上簽名的有100多名作家、學者。
1933年，王禮錫與妻子陸晶清去了歐洲。這期間，他出版了《海外雜筆》《海外二筆》等文集。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王禮錫在國外積極揭露日寇的侵華暴行，宣傳中國人民的神聖抗戰。1938年12月，王禮錫夫婦回到中國，立即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
1939年1月，王禮錫到達重慶，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文協)，負責文協國際宣傳委員會的工作。6月，文協組織了作家戰地訪問團，推舉王禮錫爲團長，北上前線訪問。訪問團於1939年6月18日離開重慶，奔赴抗日前線，途經川、陝、豫、晉等省，歷時半年。
王禮錫
王禮錫從出發那天起就寫日記，詳記作家訪問團的活動和他自己的生活。然而，王禮錫的日記只寫到8月12日就中斷了。到洛陽後，在緊張又勞累的行軍生活中，他終於病倒了，最後因黃疸病在洛陽逝世，終年39歲。
關於王禮錫在訪問團的工作，與他相熟的人寫下了不少感人的回憶文字，真實記錄了這個不知疲倦的漢子的生活狀況。他們在被稱爲“黃河屏障”的中條山裏艱辛跋涉，日子過得極度緊張、艱難，但也很愉快。那時正是酷暑時節，他們不斷地行軍，不斷地開會講演、訪問、蒐集材料，還有必不可少的應酬。當然，作爲團長的王禮錫比別人更爲繁忙、緊張，但是不管白天怎樣緊張地工作，到晚上休息時，他還要抽出時間寫他的“筆徵日記”，在香港《星島日報》上連載。就這樣，爲大家所敬愛的團長終於吃不消而病倒了。
在重慶大轟炸中罹難的孫寒冰
在日寇侵華戰爭中，慘死在敵人炮火中的國人多得難以數計，這其中就包括1940年在重慶大轟炸中死難的、遷至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師生。文化界著名人士、復旦大學教務長、《文摘》雜誌主持人孫寒冰，就是在這次大轟炸中罹難的。
擔任復旦大學教務長的孫寒冰，當時正辦着一份影響巨大的《文摘》雜誌。1937年，孫寒冰在閱讀英文《亞西亞》月刊時，發現了斯諾執筆寫的《毛澤東自傳》，他便讓學生譯出全文，他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後，在《文摘》上連載，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孫寒冰常說：“文人上不得前線殺敵，辦一個刊物來向日寇作戰。”
1940年5月27日8時許，北碚警報臺發出空襲警報，孫寒冰立即組織師生疏散隱蔽。日機向復旦校園裏投彈，又用機關槍掃射，孫寒冰被炸身亡。1941年8月1日，復旦大學豎起了一塊“復旦師生罹難和孫寒冰墓”，碑文中有“嗚呼，慘遭寇彈，哀同國殤，全校師生，悲憤無極，將何以益自淬勵我爲文化工作之創造精神乎?抑何以益自堅強我爲民族生存之戰鬥意志乎?是則吾輩後死者之責己”之句。
孫寒冰
慘遭殺害的抗日文化志士：楊蔭榆鬱華郁達夫
抗戰期間，日僞還用各種手段殘酷殺害了一些知名的抗日文化志士，僅我們所知的就有：
1938年1月1日，居住在蘇州的原北京女師大校長楊蔭榆女士，因多次當面斥責日軍姦淫擄掠的罪行，被兩個日本兵槍殺，拋入河中。
1938年4月7日，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協會理事、上海各大學抗日聯合會負責人、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在上海靜安寺路大華路口遭暗殺。
1939年11月23日，曾判處殺害劉湛恩兇手死刑的法學家鬱華在上海自家門口被汪僞特務狙擊而死。
最令人扼腕嘆息的是著名文學家郁達夫之死。他是我們迄今所知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最後一個被日寇殘害的文化名人。他遇難(失蹤)的時間是1945年8月29日晚，那已是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兩週之後了。
郁達夫是“五四”時期重要文學團體“創造社”的一名主將，魯迅的好友，是一位積極參加抗日救國、反法西斯鬥爭的英勇戰士。
1938年8月1日，郁達夫在戴望舒主編的香港《星島日報·星座》創刊號發表《抗戰週年》一文，宣傳抗戰必勝。12月8日，郁達夫攜妻王映霞、長子鬱飛離開福州去新加坡。此後，郁達夫一直在海外活動。在海外流亡期間，他一直不遺餘力地宣傳抗日救亡，發表了大量文章。
1941年12月8日，日機突然轟炸新加坡，新加坡遂掀起了抗敵的羣衆運動熱潮。文藝界同仁迅即成立了星洲(新加坡簡稱)華僑文化界戰時工作團，郁達夫任團長，胡愈之任副團長。戰時工作團的主要工作是開辦青年戰工幹部訓練班和組織口頭宣傳隊、流動戲劇隊、歌詠隊等，進行抗敵宣傳。爲了一心一意進行抗日救亡工作，他把13歲的兒子鬱飛託朋友轉道送回國內，爲的是再無後顧之憂。
1942年2月4日，日軍開始進攻新加坡，郁達夫與胡愈之等人渡海撤退到荷屬小島——達峇來吉星汶。他拎了兩隻手提箱，對同伴們苦笑着說：“又把萬卷藏書丟了，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風雨茅廬’的3萬卷書!”他開始蓄鬚，學習印尼語，準備長期隱蔽。5月的一天，郁達夫到蘇門答臘西部高原小市鎮巴雅，同戰時工作團的幾個負責人會面，討論如何在這個沒有日本駐軍的地方隱蔽下來，各找職業做掩護。此後，郁達夫化名趙廉，租了一幢荷蘭人的別墅住下來。他在這裏開起了趙豫記酒廠，很快出了“雙清”“初戀”兩種酒。他們以此做掩護，潛伏下來暗暗做抗日工作。
郁達夫能講一口純正的日語，常常同日本憲兵周旋，來保護華僑和印尼人。終於熬到日本投降了，郁達夫很高興，但他還是很謹慎，很少外出。不料在1945年8月29日晚8時左右，郁達夫正在家中和3位華僑閒談，來了個講印尼語的青年，說有事請郁達夫出來商談一下。郁達夫隨青年出去了幾分鐘，又回來對客人們說：“我出去一下就回來，你們請坐一下。”說完就出去了，但此後就再也沒回來。他神祕地失蹤了。後來，朋友們獲悉郁達夫已於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祕密殺害於荒野中或是被推下萬丈懸崖而身亡，殉難時僅50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