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汪曾祺，是從讀到這段話開始的。
到了一個新地方，有人愛逛百貨公司，有人愛逛書店，我寧可去逛逛菜市場。看看生雞活鴨、新鮮水靈的瓜菜、彤紅的辣椒，熱熱鬧鬧，挨挨擠擠，讓人感到一種生之樂趣。
我想起古龍那句，“一個人如果走投無路，心一窄想尋短見，就放他去菜市場。”
菜市場，也是我最愛去的地方。看着一堆堆新鮮的蘿蔔白菜，看着那擺滿貨架的各種調料，心理有莫名的舒服感。
熙熙攘攘，人來人往，吆喝叫賣，討價還價，孩子們跑來跑去，所有的聲音交織在一起，流淌出動人的交響樂。
真正的生活是熱騰騰的，有溫度的，有色彩的，而不是冰冷的，蒼白的。
讀過汪曾祺的散文和小說，才發現他是作家裏面的美食家，美食家裏的生活哲學家，是真正懂生活，有滋味的人。
北京作家凹凸也說：“我愛讀汪曾祺到了這般情形：長官不待見我的時候，讀兩頁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見不待見有屁用;辣妻欺我的時候，讀兩頁汪曾祺，便心地釋然，任性由他。”
汪曾祺就有這樣的魅力。
汪曾祺的可貴之處在於，無論順境還是逆境，始終對生活都保有一種熱忱和灑脫，這不是普通人所能達到的境界。
他在昆明待了七年，先在西南聯大讀中文，讀到一半因外語不好，不能隨軍去往越南當翻譯員，於是被迫肄業，在昆明鄉下一個同學辦的學校當老師。
在昆明的生活，常受日軍轟炸，動不動跑警報，動不動死人，動不動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斷炊。
但在汪曾祺眼中這樣駭人的灰色場景，成了另一番風趣的景象。
跑警報成了談戀愛的好時機，因爲這個時候女同學樂於被人照顧，男同學也正好獻殷情，又隱隱有那麼一絲危險感，和看電影，遛翠湖不同。
昆明多雨，許多人惱得不行。他心裏卻愛極了這雨，形容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豐滿的，使人動情的。
時常讚歎，在昆明見了長得最好的茶花，吃了最好吃的牛肉，好吃的米線可救失戀的痛苦，自己還研究了一堆雲南菜的做法，寫到文裏，讀文的人讀到餓了，能轉身進個廚房依葫蘆畫瓢地做出來。
他在聯大讀書，除了中文，寫作好之外，數學和英文都極差，還有得過零分的時候。
聯大老師對於他的態度成了兩邊倒的姿態，中文老師護他，其他科目的老師表明態度的厭煩他。
他不管，覺得內心愛不起來的就不要勉強，任由不喜歡的科目成績敗壞下去。
但熱愛讀書，就愛到了骨子裏，整日逃課去泡茶館，去翠湖圖書館，去墳地看書，乃至看完了一整座圖書館的書。他說：
“人總要呆在一種什麼東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證實自己的存在，切實地掂出自己的價值。
人總要有點東西，活着纔有意義。人總要把自己生命的精華都調動出來，傾力一搏，像干將、莫邪一樣，把自己煉進自己的劍裏，這，才叫活着。”
在西南聯大，中間爲汪曾祺
後來，他被下放到農村，起豬圈，刨凍糞，背糧食，看書寫字畫畫的手成了種地的手，經常累得一句話說不出來。
1960年，他被摘掉右派的帽子，城裏的卻沒有願意接收他的單位，只能繼續種地。
那浩劫的年頭，中國文人走的走，死的死，留下來的，大多也心靈有了裂痕。汪曾祺靠着愛着點什麼，磨練自己的念頭保全了自己的天真，熱情。
他說：“我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只我這裏一點是熱的。”
不管走到哪一步，他都不允許自己愁眉苦臉，總想辦法找點樂子。
在噴灑農藥的過程中，他發現 “波爾多液”是很好看的天藍色。在壩上工作時，他採到一個大蘑菇，爲能帶回北京給家人做一碗湯而高興不已。
在孤寒的馬鈴薯研究站，他覺得日子過得很悠閒，沒有人管，也不需要開會，簡直如神仙一般自在。
早上起來，到馬鈴薯地掐一把花、幾隻葉子，回到屋裏，插在玻璃杯上，開始對着畫。
到了晚上，就盡情讀書。
一個人在困境中仍然能認真地對待生活，抵禦生命中的黑暗，不悲不喜，不怨不怒，那纔是真性情，那纔是真人格。
汪曾祺生於江蘇高郵，3歲時母親楊氏因肺病去世，兩年後父親汪菊生再婚，5歲的他有了第一個繼母張氏，張氏待他極好，彌補了他缺失的母愛。
這樣溫暖的日子持續到高二，繼母也因病去世。
他又迎來了第三位母親任氏，他與這位母親在一起生活的時間很少，但依然對這位母親十分尊重。
一個家幾十年間聚散離合，他內心不覺得有任何芥蒂悲慼，心裏只記得每位母親的好，家的形象在他心中是永恆的家人閒坐，燈火可親。
他說：“世界先愛了我，我不能不愛它。我希望成爲一個溫柔的人，因爲曾被溫柔的人對待，深深瞭解那種被溫柔對待的感覺。”
汪曾祺的畫
溫柔是他的人，溫柔也是他的筆墨。他的筆墨，亦有同樣溫柔敦厚的老師，沈從文的影響。
沈從文曾對他說過兩句話，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
因爲小說是寫人物的。人物是主要的，先行的。
作者要愛所寫的人物，要具有充滿人道主義的溫情，要有帶抒情意味的同情心，與人物站在一個平臺，用自己的心貼近人物的心，以人物哀樂爲自己的哀樂。
另外一句話是“千萬不要冷嘲”。這是對生活的態度，也是寫作的態度。
沈先生教導汪曾祺要對生活充滿熱情，即使在嚴酷的現實的面前，也不能覺得“世事一無可取，也一無可爲”。
汪曾祺筆下的“小人物們”多身處社會最底層，來自各行各業。
如早起工作的戴車匠，做老式銀器的侯銀匠以及他十七歲就挑起婆家生活重擔的女兒侯菊，接生的陳小手，做豆腐乾的連萬順，孵雞養鴨的餘老五與陸鴨等等。
這些人起着普通的接地氣兒的名字，是最真實的芸芸衆生。
“紅黃藍白黑，酸甜苦辣鹹。每個人都帶着一生的歷史，半個月的哀樂，在街上走。”
吃着糙米飯，喝着粗葉茶，談論着家長裏短，憑着自己的雙手爲生活的柴米油鹽奔波勞碌。
在日復一日的瑣碎生活中，將日子過得有滋有味，有着“山家除夕無他事，插了梅花便過年”的歲朝清供之心。
他曾在《鬧事閒民》中描寫過一個淡泊無爲的“活莊子”。這是一個在獨居的老人，外界的風雲變幻，好像都與他無關。
雖然身在鬧市，卻在內心修籬築菊，每天吃着簡單重複的食物，帶着笑意，用孩子一樣天真的眼睛，靜靜看着大街上來來往往的人。
在這個“閒民”身上汪曾祺似乎找到一種理想的生存狀態：清心寡慾，順應生命，通透達觀，天真自然。
人生最奢侈的莫過於，不論長到什麼年紀，都有一顆童心。
全家老少都稱他“老頭兒”，老婆施鬆卿這麼叫，三個兒女這麼叫，連小孫女和外孫女也這麼叫。
他認爲：“一個現代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
“兒女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在，他們的未來，都應該由他們自己來設計。
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作爲一個父親，應該儘量保持一點童心。”
汪曾祺有些駝背，姐妹倆經常會拍拍他的背，喝道：“站直!”他就順從地勉力把雙肩向後扳扳，然後微閉着眼睛，享受着她們的捶捶打打。
有些來過他們家的人羨慕地說：“你們家氣氛真好。”
有的年輕作家或是編輯到家裏來，由於不熟識，見到汪曾祺很拘謹，姐妹倆就安慰他們：“別怕，他在家裏最沒地位了，我們都欺負他!”
汪曾祺一家
汪曾祺良好的家庭關係，源自於其父親良好的家風。
其父汪菊生是個很隨和的人，對待子女，從無疾言厲色。
汪曾祺的姐妹稱父親是“孩子頭”。他愛孩子，喜歡孩子，愛跟孩子們瘋玩，與孩子們一起放風箏，在田間奔跑，做西瓜燈。
汪曾祺十七歲初戀，暑假時，在家寫情書，父親在一旁瞎出主意。
十幾歲他學會了抽菸喝酒，父親喝酒便給他也倒上一杯，抽菸，一次抽出兩根，父親一根，汪曾祺一根。
汪曾祺自己兒子的戀愛，他也採取“聞而不問”的態度。瞭解，但不干涉，完全相信孩子的選擇。
兒子有一年把一個正受林彪迫害的黑戶帶到家裏來。兒子惹了這麼個麻煩，他忍不住責備兒子，責備完又立刻明白過來，兒子是對的，自己是錯的，自己對兒子和同學之間的義氣缺乏理解和尊重。
於是立馬道歉，讓兒子同學在家裏住了四十多天。
汪曾祺所倡導的親子關係是父母與子女以平等的姿態相處，帶點兒童心童趣，有點兒幽默感，最終形成多年父子成兄弟的狀態。
汪曾祺還是一位慢生活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有一雙超越功利的眼睛，有一份超越常人的耐心。
他從自然中尋找到美，尋找生命性情的自由表達，他寫的花草既不名貴，也不稀奇。只是平常的荷花、茶花、雞冠花，甚至狗尾巴草。
只有極度熱愛生命的人，才能對生活有最細微的體察，才能在微小而飽滿的事物中，獲得底氣和生活的哲理。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因病去世。
他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句話是：“哎，出院後第一件事，就是喝他一杯晶明透亮的龍井茶!”
他這一生如同浴一回月光，落兩肩花瓣，踏一回輕雪，活着，走着，看着，欣喜着，卻沒有患得患失的心情。
汪曾祺的畫
從他的文中，或可提煉出“人活得自在”的五種姿態：
第一種：如梔子花般不在乎的姿態。
“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撣都撣不開，於是爲文雅人不取，以爲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你們他媽的管得着嗎!’”
第二種：學會細細品嚐各種滋味，纔不枉此生，纔不至於失去希望後就絕望。
“一個人的口味嘛，要寬一點、雜一點，南甜北鹹東辣西酸，都去嚐嚐。”
第三種：人生一定要，愛着點什麼。
“愛，是一件非專業的事情，一定要，愛着點什麼。它讓我們變得堅韌，寬容，充盈。業餘的，愛着。”
第四種：要用積極態度對抗一切悲哀，懂得歡歡喜喜面對一切。
“葡萄，每個月都改變自己的模樣適應氣候。因爲無論如今氣候如何，來年它都得歡歡喜喜地發芽。”
第五種：在鬧市中習靜，內心安定。
“你的心最好不是招搖的枝柯，而是靜默的根系，深藏在地下，不爲塵世的一切所鼓惑，只追求自身的簡單和豐富。”
你很辛苦，很累了，那麼坐下來歇一會兒，喝一杯不涼不燙的清茶，讀一讀汪曾祺的作品。
他一生所寫都在緩緩地告訴世界，人這一生，活得是個煙火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