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
米勒是一個關注現實的作家。在她作品中總有一種洗不去的陰暗的氣氛，在她的處女作《低地》中有過一篇短篇小說名爲《我的一家》，以簡單而明瞭的話語勾勒出了組成這個家庭的成員，用“我的父親和另一個女人還有另一個孩子”和“我纔是另一個男人的孩子”等文字，揭露了家庭成員內部令人不齒的血緣關係和婚外戀。敘事者暗示，我的父親有個情婦;而我是母親和郵遞員的孩子;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結合是亂倫;母親和舅舅其實都不是外祖父的親骨肉;外祖母是曾外祖母和另一個男人的孩子。這個看似簡單而實際暗藏着種種醜陋、出軌、背叛的家庭是一個婚姻僞裝下的謊言。村莊與“我”之間也永遠都存在着不可丈量的距離，從未成爲過“我”成長的樂園，而是一個充滿恐懼、暴力、束縛的殘酷世界。村裏的男人們夜夜酗酒，女人們在勞苦和家暴中日漸衰老，教師們指導家長體罰兒童，領導們愚鈍不堪……正是這樣的家庭和村莊，構成了敘事者童年生活的社會，種種醜惡的現象對敘事者內心的扭曲和摧殘，粉碎了敘事者本該無憂無慮的童年。
類似這種文章並不是米勒的憑空想象或是道聽途說。米勒從小就生活在二戰留下的陰影之下。她的母親整日都生活在父親的打罵之下，只會以淚洗面，從來沒有給過她正常的母愛。父親更是與酒相伴，除了希特勒和德意志，對其他的事物一概沒有興趣......再加上族裔內部奉行的德意志精神和人們的冷漠、虛僞、背叛等等，使得米勒童年一直都生活在恐懼的氣氛中。無愛的家還有恐懼的村莊，造就了米勒的童年創傷，也成爲了她創作的源泉。但是這不僅僅是問題的全部。羅馬尼亞社會環境的黑暗和虛僞。來自祕密警察的監視、搜查、審問等一系列政府的打壓手段也越來越頻繁，甚至連村裏的人都開始孤立米勒及其家人，這類問題也是米勒一直想要駁斥的。
米勒生活的時代正值齊奧塞斯庫在羅馬尼亞的黑色統治期。爲了滿足齊奧塞斯庫極權統治的需要，大量極權主義運動在全羅馬尼亞盛行。
米勒曾說：“我的寫作層面是那個巴納特施瓦本的村落和我的童年……後來，是那個集權主義國家羅馬尼亞。這個國家讓一切經歷都保留着自己的本身，因爲權力的視線可以超越一切。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我後來稱之爲‘集權主義’和‘國家’的東西，只是一個偏遠的可以被忽略的村落的延伸。”
米勒首先目睹的是羅馬尼亞的精英階層——那些經濟領域及黨政、部隊的幹部，安全人員，警察。他們衣着考究、思維敏捷、才華橫溢，生活在國中之國，有自己的住宅、商店、醫院、餐廳、獵場和度假勝地。他們很機靈，身體和舌頭都會諂媚，愛乾淨。他們毫不費力就能奪得監督者的位置，似乎天生適合做黨務工作。按照他們的邏輯：國家精英不僅自己要出類拔萃，面對被國家質疑的人更要表現優秀。但是他們有一個致命弱點，就是得想辦法讓老百姓保持沉默和害怕。他們雖然高高在上，卻隨時可能倒臺，其地位、優勢、物質保障、生活方式可能一夜喪失殆盡，連同整個派系一起跌入平常百姓悲慘的生活中。精英的孤島們華麗又脆弱。以保護爲藉口，羅馬尼亞的平民百姓開始置於上層的直接管控：劃定區域，制訂計劃，任意製造事端，在早己噤若寒蟬的人羣中再次施以雪上加霜的毀滅性一擊。
譬如在《人是世界上的大野雞》裏，米勒描寫了一個落後迂腐的小村莊。在村裏，三四個幹部統治着所有人、所有的東西。這些幹部有的剛剛畢業，他們從城市來到巴納特這個小村莊裏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而職責就是威脅、審訊和拘捕，幹部們不斷宣揚他們的主義：你所做的一切，上帝都看在眼裏，他無邊無際，無所不在。這些小幹部自然而然扮演忠誠的角色來馴服村人，對人們實施潛移默化的影響。米勒曾說，這個國家的年輕幹部是最老的，因爲他們模仿獨裁者時毫不費力，比起年長的人更加惟妙惟肖，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姿態動作。在那個巴納特的小村裏有405戶人家，約莫1500人，大家都在恐懼中度日，沒人敢隨便哼一聲。
又如米勒在《心獸》中以第一人稱“我”作爲敘事者，觀察着集權統治下的一切。
1980 年，“我”剛上大學，和另外5個女孩同住一個宿舍。突然有一天，舍友蘿拉被發現在宿舍裏自殺了，“我”卻不相信她會自殺，拿走了蘿拉的日記本，想要找到事實的真相。
在尋找真相的過程中，“我”結識了埃德加、庫爾特和格奧爾格，他們同樣也不相信蘿拉是自殺的。然而，“我們”的這種行爲卻引起了祕密警察的注意，威脅悄然降臨。搜查、審訊變成了家常便飯。畢業之後，大家各奔東西，但由於不合作的堅決態度，都被工廠辭退了。同時大家也感覺到，死亡的威脅越來越近。最後，格奧爾格和庫爾特相繼去世，而“我”和埃德加則離開了那個令人恐懼的羅馬尼亞，逃往了德國。
米勒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在這個集權社會中，普通老百姓連最基本的尊嚴都無法獲得。即使能獲得，那也是通過其他途徑交換而來的。而米勒通過“我”的視角，更是揭露了這個社會不堪和墮落的一面：稍有姿色的女子幾乎是公共物品;家族內的強姦和通姦更比比皆是;工廠裏男人和女人交歡也已見怪不怪。
整部小說幾乎都是“我”類似於意識流的支離破碎的回憶。因爲這種回憶裏承載了太多的痛苦，是“我”不願面對的，也是任何一個有感情的人不願面對的。在這個專制的殘酷社會裏，想要活下去，要不就是發瘋，要不就只能通過墮落的生活來麻醉自己，毀滅自己。
通過文本，通過與自己對話，米勒呈現的更多是一種否定的文化，她用否定的文化去說肯定的東西。
馬爾庫塞認爲，“肯定性文化是撫慰型的，是使人的生命陷於停滯狀態的;而否定性的文化則可以昭示出生命的激情和進步。因爲，通過對不與現實趨同的間離方式，人一直被壓抑和控制着的本能和感性獲得瞭解放。所以，否定的文化，就是要求藝術家的創作首先是以不協和的姿態對抗現實的不和諧，以否定的摧毀性的形式去破壞現實的物化的具體形式。”
米勒作品的否定性，是對那段極權歷史做出人道上的否定。這種否定是徹底的，激烈的，也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米勒不是在談絕望，而是在談希望，但她的希望是伴隨在無邊的失望之中。她對極權的叛逆，是因爲對人的希望。因爲她要談的不是極權本身，她要談的是關懷，對人類自身的關懷，對人類未來的關懷。米勒用其大愛之心包容這些可能在受凍捱餓，無所依託的弱勢羣體，用自己的聲音替他們吶喊，米勒以宏大之心滿懷人道熱情，這是米勒的堅持。
手法
自傳性敘事體系
赫塔·米勒的作品中有着強烈的自傳性特徵。米勒的自傳性寫作是有兩個原因造成的，一方面童年的特殊經歷成爲其日後創作的源泉，另一方面自傳性寫作時現代女性作家寫作的一個重要途徑。女性作家往往在文本中流露出自我經歷和對生活的深切感受。
散文作品集《低地》具有自傳色彩，此作品集的創作背景正是米勒大學畢業後，因拒絕和羅馬尼亞安全部門合作從而人生進入一個非常艱難的階段。
這個版本共收錄了《墓前悼詞》、《我的家》等19篇散文。作者用自然主義的寫實手法，通過一個內心充滿怨恨與驚恐的少女視角向世人講述了羅馬尼亞講德語的少數民族落後的生活形態。
米勒的自傳性寫作又有其獨特性：
首先和傳統的女性寫作多是個人感受的肆意流淌不同，她的文風是理智且冷竣的。
其次她的自傳性寫作涉及她的人生的各個階段，在她諸多的作品也都有所表現，可以說米勒建立了獨特的自傳性寫作體系。
串珠式敘事
串珠式敘事手法是米勒小說中表現出的最突出的敘事策略。
串珠式敘事手法是我給米勒的小說敘事策略的界定，靈感來源於碎片式敘事風格。碎片式敘事風格是後現代主義文學中比較重要的敘事手法，它主要源於後現代主義文學對傳統敘事方式的解構——任何傳統的創作秩序或統一的企圖都不可避免地導致混亂、支離破碎和消亡。
米勒的小說敘事手法，具有碎片式敘事風格，她小說的每一個部分都自成體系，上下部分的銜接並不是很緊密。用碎片式敘事來形容米勒的敘事方法，似乎又不能形容她的風格之美。
米勒小說中的每一個部分都會有一個精心設計的名字。這些名字取自動物或者靜物，由此形成具有象徵意義的意象，統攝着每個小部分，使各個小部分成爲像珍珠一樣精巧、圓融的獨立個體。這些珍珠串聯起來就形成了一位“光彩照人”的小說，因此把她這種獨特而精巧的敘事手法界定爲串珠式敘事。
破碎意象的拼貼及隱喻
赫塔·米勒曾指出“在小說中我還沒有走那麼遠，傷害和恐懼感令我麻木，但在拼貼詩中我突圍了，這是另一片天地，我可以擺脫傷害，擺脫我陰鬱的性格，在拼貼的世界裏自由翱翔”拼貼是赫塔·米勒詩歌創作的最重要的特色。
迄今爲止，她創作了4部詩集，無一例外的都是拼貼詩。這些短小的拼貼詩沒有標題也沒有標點符號。
拼貼詩使赫塔·米勒內心中的恐慌，對暴虐統治的控訴通過幽默詼諧的方式表達出來，以此來書寫在專制禁令下無法言說的人生體驗。
赫塔·米勒運用拼貼的方式創作詩歌並不是炫耀其獨特的藝術創作手法，而是在羅馬尼亞的高壓下不得不採取的“複雜的語言攻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