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第一任妻子(原配)，王鏡娥(1897年—1963年) ，育有三子兩女(二子早期夭折)，章湘華、章翼軍、章畹(婉華)，均爲國內高級人才。
第二任妻子 鬍子嬰(1907年─1982年)，育有一女(章湘谷)，建國初期商業部副部長。
未婚妻子(蔣燕，原新四軍幹部)，育有一女(董淑萍)。
第三任妻子，楊美真(1904年—1991年) ，留美碩士，曾任民建中央委員。
第四任妻子，孫彩萍(1911年─) [8] ，育有一子章立凡(1950年─)，曾用名孫立凡，爲歷史學家，活躍於中國文壇，曾出版著作。
第五任妻子，王者香(?─1967年)
學者教授
章乃器1897年3月4 日生於浙江青田，1913年入省立甲種商業學校，學習教材上的“通商大埠，常位於大江大河下游”和“以最少勞費取得最大效果”時很受觸動。1918年夏天他進入浙江地方實業銀行當一名練習生，第二年任北通州京兆農工銀行營業部主任，才華初展，後又任一合資公司會計主任。1921年秋章乃器回浙江地方實業銀行，業務更有長進，受“五、四”運動影響，崇尚民主與科學。一次章乃器解大批現銀到麥加利銀行，該外行有意不馬上點收，他說“我們送到了，收不收是你們的事，從我送到的時候算起，以後的拆(息)應當歸你們負擔。”老外見說的有理，立即點收。1927年章乃器自辦《新評論》半月刊，與陳公博等的《革命評論》、王崑崙等的《再造》並列，很顯銳氣。
在舊中國洋人幾乎無孔不入，於資信調查也不例外。大上海1932年前有5家從事這種業務的機構：日本人辦的上海興信所、帝國興信所、東京興信所;美國人辦的商務徵信所、中國商務信託總局。1932年3月時任浙江實業銀行副經理的章乃器，不相信中國人不管，便與多位銀行人士先成立一個學術團體中國興信社，旋該社辦起中國人自己的信用調查機構中國徵信所，1932年6月6日在上海圓明園路1號成立，章乃器出任董事長。他具有創新精神又不失傳統的真善美。他“審慎以求真”、“忠實公正以求善”、“詳盡明晰以求美”，將調查工作分爲調查、複查、審查，各自背靠背獨立進行。這種方法既科學又藝術堪爲國人資信調查方面的創舉，只4個月時間業務就擴大了三倍。中國徵信所編髮的《徵信工商行名錄》圖文並茂，一舉壓倒了過去幾十年間最有影響的英國人辦的《〈字林西報〉行名錄》。隨着該所業務的超常發展，原來外商資信調查機構全部倒閉。章乃器不但是一位銀行家，而且很會在邊緣地帶作戰。
1933年~1936年章乃器先後發表了《資本主義國際與中國》、《章乃器論文選》、《中國貨幣制度往哪裏去》(合著)、《中國貨幣金融問題》，這是他的第一次理論高峯。1、他對生搬硬套西方古典經濟學提出批評，分析了外資的傾向，稍顯左傾。他指出“一面是帝國主義在華投資的逐鹿，由多頭變爲寡頭，再由寡頭趨向獨佔;另一面是投資的方式，由商業投資發展到產業投資和政治投資;再另一面，是投資的範圍，由海岸發展到腹地，再由腹地發展到內地。”2、他堅持中國貨幣獨立、幣制同一，反對加入英、美、日貨幣集團。他主張以海關金爲單位建立自己的貨幣管理體系，防止資本脫逃，並倡“廢兩改元”。他說地方貨幣反映了軍閥的割據性質，錢莊反映了封建商業資本的性質，大膽預料防止民間資本轉化爲內戰資本。3、他主張資本呢市場說，但也要管理。他說“金”是堅固的東西，“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這有賴於信用之火的燃燒，但有時‘信用之火’燒得太猛烈了，融化的金沸騰洋溢，反而要澆滅了‘信用之火’;跟着，融化的金也冷卻而凍結了。這就是信用過度膨脹成了恐慌的現象??就是所謂資產的凍結。”“以‘金融’底重要意義，是要金錢融化流通，而頂頂要不得的就是呆滯凍結”。他提出由華行“推行票據承兌和貼現，使短期資金市場現代化;同時推行股票和公司債票，使長期資金市場?證券市場?國民經濟化”。他提出改信用放款爲票據貼現，以加快資本流通，使呆滯的“賬面債權”轉化爲可以流通的“票面債權”，變舊錢莊的“對人信用”爲新銀行的“對物信用”。他力主銀行業應有一聯合組織專事公司股票、債票的承接發行，“這樣銀行的資產就不易凍結，而工商業也可以得着期限較長利息較低的資金”。果然在章乃器的力倡下，上海銀行業聯合準備委員會1933年成立了上海銀行票據交換所及票據承兌所。爲阻止洋貨傾銷，他首倡“信用統制”，他認爲在當時不平等條約多如牛毛的情況下，統制貿易及統制匯兌礙難實施，洋貨從外洋到我口岸這一階段，我無力阻攔，因此需要另想“強盜進了大門緊關二門的法子?“信用統制”來亡羊補牢。洋貨到岸後是交給我國批發商運往內地銷售的，資金全部由華行、錢莊融通，“只消他們對非必需的進口貨，不予抵押、押匯及借款的便利，進口數量自然就要大大的減少。這種政策，在用票據兌現和貼現的方式，使短期資金市場現代化以後，辦理起來可以格外嚴密。”他的論文集《中國貨幣金融問題》一面世即造成世界影響，屬於當時研究中國經濟的扛鼎之作。
1935年秋，不到40歲的章乃器就被上海兩所大學聘爲教授，主講經濟，聽者塞窗。
富己富國
富己
抗戰時期，戰時經濟更加艱難。戰火波及安徽後，由於富縣不斷淪喪，皖省財政幾近不支，至1938年2月份，公教、軍人欠薪餉達兩三個月。號稱地方理財能手的省財政廳長楊綿仲回天乏術，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誠邀章乃器出任財政廳長。章乃器未正式上任前就摸清了皖省財政主要靠天賦和鴉片特稅維持，另需國庫補貼。針對當時發國難財成風的情況，他向李宗仁提出“剷除貪污，節約浪費”的主張，李宗仁堅決支持。
1938年3月章乃器走馬上任，他嚴以律己，宣佈“財政廳的經費也徹底公開，包括廳長的辦公費，打破過去廳長包辦經費的惡例”，接着請國民政府處決了貪污分子省教育廳長楊廉，嚇跑了省建設廳長劉式庵以下區長、縣長等貪污分子，同時嚴辦了一批腐敗分子，收繳了一批被截留的賦稅、公款，財政壓力得以緩解。他又節約浪費，嚴禁死魂靈吃活薪，對舊軍隊吃空額的頑疾下猛藥，頂住了官場人情風。廖磊接任李宗仁後形勢更加嚴峻，他下車伊始就拉着章乃器的手問“財政還能支持，是真的嗎?”
章乃器果然有辦法：首先把不肯配合的省銀行總經理程振基免職，巧妙地避開省行無發鈔權的問題，先由省府發行少量地方公債，再以公債作抵押，由省行印發小額本票約200萬元作爲貨幣以應急。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是他設立貨物檢查處，徵收貨物檢查稅，其原則是“對敵佔區與我區之間進出口物資分類進行查處。我區運往敵佔區的第一類禁運物資爲金、銀、銅、鐵、錫、腸衣、豬鬃等，查到後即予以沒收;第二類禁運物資爲大豆、菸葉、棉花等等，查到後可以發還，但只准在我區銷售;對敵佔區運入的物資，如果是鴉片和日貨，如日僞廠生產的布匹、紙菸、紙張、文具等，查到後即予沒收;敵佔區華商生產的照章納稅後放行”。這是非常高明的，平戰分明、敵我分明。他的貨物檢查稅制度，得人得法，登時化腐朽爲神奇，被國民政府推及全國。
另外，他還斷然決定賣掉7萬石食鹽藏鹽於民和根據市場原則收購糧食，都顯示了他的過人才略。他說“這7萬石食鹽，只要真正到了老百姓手裏，將來大別山再怎麼樣的緊張，敵人再怎麼封鎖，我們是可以支持一個時的。”
當時收糧價格爲1.4元/鬥，屬於高價，國民黨內就有人想強買，但章乃器始終堅持公平交易。他認爲“即使糧價高了一些，這筆鈔票落到老百姓手裏，對我們穩定抗日根據地仍然有好處。從城鎮的金融來看，不久就可以看到繁榮的局面，摧垮敵人的封鎖。”
李宗仁稱章乃器“整頓稅收，頗見成效”，“最初在我們想象中，在敵後打游擊是件極艱苦的事，孰知事實證明大謬不然。大別山根據地後來竟變成敵後的世外桃源，比大後方還要安定繁榮。”章乃器主持皖財，節約了中央財政400多萬元，這在當時是很大一筆數字。他被排擠走後，皖省財政立即陷於困境，廖磊追悔莫及，憂憤以歿。
1940年6月章與上海銀行的陳光甫合資創建了上川實業公司，設酒精廠、手搖發電機廠、機器廠、畜牧場等，章乃器爲總經理。他判斷準確，時戰備物資極端匱乏，民間機動車幾乎弄不到汽油，酒精廠生產的無水酒精正可替代汽油，因此獲利甚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進口通路不暢，原材料價格爆漲，公司的電機廠、機器廠所存的五金、電器材料隨之自然升值，公司資產無形中增值。
後他與合資方因經營問題分家，他用分得的五萬美金百萬法幣於1944年4月間另組上川實業公司，爲大股東，任總經理。公司開始以投資爲事，但由於通貨膨脹，幣值和物價波動不已，遂改以土產運銷和進出口業務爲主。戰後公司總部遷上海，重慶、蘭西安、香港、臺灣、東北、漢口設辦事處，從佈局來看很見活力。至1947年六月，公司共有資本法幣1億元計10萬股，他自擁27097股，加上他見接控制的股份，可佔全股的2/3。
富國
自己富了不算什麼，他更關心戰時整個民族工業的存亡發展。章乃器指出“民族工業現有基礎必須保存，必須發展，否則戰後欲重振旗鼓，更非易事。眼下危機，如果不謀挽救，則後方工業百分之九十要倒在地下。如果民族工業倒了，則代之而起的將是帝國主義侵略資本、利用政治權力與民爭利的官僚資本，以及投機取巧的發國難財者。這三種勢力，不僅破壞抗戰，而且足以致戰後經濟於死地。爲了挽救民族工業的危亡，工業界自己應該設立一個研究所，爲民族工業從事調查研究，宣傳呼籲，仗義執言，指出阻撓民族工業發展的反動勢力和錯誤政策，減輕工業界所受到的壓力。”
1943年9月1日中國工業研究所成立，章乃器爲所長。該所繫私立，人員精幹，選題慎重，成果迭出，切合實用。這個所自然充當了民族工業的主要研究諮詢機構和喉舌，經常就熱點難點問題座談，並出版工業問題叢刊、參考資料、專題報告、會議紀要等，1943年11月起發行物價旬報，將物價指數、外匯行市、各大城市利息、國家歲收歲支預決算、外國在華投資情況等信息資料彙集成刊，發送業內人士參考。他還主編了《工商手冊》，全書40章60萬言，包括工商業組織、管理、會計、法令、稅收等，請專家和政府職能部門主管分撰，並附詳盡的數據、公式、文簿程式，受到工商界人士的讚譽。1944年底該所又拿出了《工業界當前之困難》、《工業界當前困難解決辦法》兩個成果，解決實際問題。
經濟思想
四十年代初是章乃器的又一次理論高峯，此時他的主要經濟思想是：1、對惡性膨脹的分析，並找出解決的根本辦法。他巧妙地比喻說“通貨、物價和軍事支付三者，好象是三匹脫羈的馬，兜着圈子瘋狂的前後追逐，但又好似被鬼捉弄的，永遠的誰也追不上誰。最後他們是同時聲嘶力竭的倒斃下去了。”他認爲“增加生產是平抑物價的最基本的手段”。2、利用節制遊資，實行國民財產登記制度。他認爲大後方物價騰飛的原因是“少數發國難財的奸商和貪官污吏”利用手中游資投機居奇、哄擡物價造成的。“過去的通貨膨脹雖然已經造成偌大的遊資，然而當前的嚴重問題卻是遊資的力量已經超過全部法幣的數量，已經能夠左右整個的商品市場，而且足以逼迫通貨的膨脹了。”他主張建設股票市場並勸募公債、鼓勵儲蓄，使消費與積累良性互動，同時要求政府以行政手規範商品的儲藏運輸行銷，平抑物價。當時馬寅初大罵官僚資本，孔祥熙非常被動，幾次想請章乃器寫文章反擊馬寅初，章乃器沒有接受。章乃器還於1941年11月在《大公報》撰文《由節制遊資說到國民財產總登記》，力主凍結遊資、規定法幣使用限額、推廣票據流通，極力推動經濟上路;同時提出對國民的土地、商品、外幣、證券和債券等進行財產登記。3、設計工業立體發展，要管理也要自由。他認爲中國戰時經濟體制應“以德國式的統制爲主，以英美式的自由爲輔”，並且建構了自己“工業立體發展理論”。他說“現代的戰爭是立體戰爭，現代的工業發展也應該是立體的發展。”工業組織和技術單向發展，只能是重複建設和技術浪費，有數量沒有質量。他全面提出戰士生產的八個要求：“甲、適當分配工業地域;乙、統籌供給工業資金;丙、確立工業生產計劃;丁、管理原料動力與技術;戊、實施設廠覈准制;己、厲行生產標準化;庚、確定工業保障。”他提議“經濟部應該有一個強有力的技術團，那裏面不但要容納國內第一流的技術專家，而且要即速展開外交活動，更多的邀請英、美、蘇各國有經驗的技術專家，擔任工業立體化的指導工作。”4、對如何發展民族工業和使用外資，提出看法。他認爲戰後須克服兩個難題：〈1〉怎樣最大限度使用國內私人資本而又力避資本主義;〈2〉如何最大限度吸引外資而又保護民族工業。他主張制定法律保護民族工業，鼓勵其擴大規模以與外抗衡。
心在商海
戰後出自章乃器之手的民建政綱之經濟部分主張“人民須有充分經營企業之自由”，“國營企業之官僚化與私人企業之獨佔化，同爲經濟建設之大敵”，從“保障佃權，限制佃租入手，進一步由國家徵租或發行債券徵購非自耕土地，分租於農民。”
章乃器1947年春到臺灣開展上川企業公司業務，創建了臺灣物產製造公司，籌辦了糖廠。
1948年陳誠曾一度向蔣介石推薦章乃器出任財政部長以挽救危局，蔣嘆了口氣“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爲我所用!”
各民主黨派1948年12月4日在港發表了章乃器起草的《爲保護產業保障人權告國內同胞及各國僑民書》稱“保護私人工商業和保障人權的政策，在未來的統一的聯合民主政權之下，必然會更貫徹的繼續執行。爲着建設新國家的需要，一切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工商業，不但要保存，而且要輔助其發展，外人投資只要符合平等互惠的原則，不但舊的可以繼續存在，而且歡迎新的增加，只有那些利用特權損害國家人民利益以自肥的官僚資本，纔會被沒收。”
1946年章乃器以上川企業公司的名義投資當時聯華影藝社(崑崙影片公司前身)，攝製了史東山編導的《八千里路雲和月》，後又參與成立了崑崙影片公司，投拍了蔡楚生、鄭君裏編導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兩片開拍後不斷超支，章乃器就不斷投入，終於拍成，公映後成爲經典片，他收回了上川公司應得的紅利，就以這筆錢加上手頭的現款爲股本，與中國柴油機廠合作，創建了港九地產公司，他出任總經理，從事房地產，生意十分紅火。同時他察覺將介石以準備把臺灣作爲後路，即於1948年秋將在臺之廠房設備轉手給了一家僑商，結束了在臺業務，年終他接到毛澤東來電邀請北上，便把蓬勃向上的港九地產公司交給多年相知王寬誠，隻身離港北上。
1949年6月中旬，章乃器參加了新政協籌備會議，與千家駒、沈致遠一起擔任了中國人民銀行顧問，爲穩定金融秩序、平抑物價出謀獻策。他對民族工商業者有自己的見解，他說“在過去，中國的工商業家真要‘惟利是圖‘的話，做生產事業就太傻了。其實‘惟利是圖’和剝削是兩回事，前者是主觀的，而後者是客觀的。剝削的結果也可以無利可圖，因爲利潤是被帝國主義者、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家所奪取了。此外，某些做生產事業的人，主觀上即使並不‘惟利是圖’，不存心剝削，不一味的代表資方，乃是資本主義青年時代產業家可能有的美德，是足以珍貴的。”
1949年10月1 日，章乃器被任命爲政務院財經委員、全國政協常委兼財經組組長等職。他總結自己多年經濟工作的實踐，倡議推行了一套“民族的、科學的、大公的”收付記賬法，以代替行之多年的西洋複式簿記法。
1952年8月7日他出任共和國第一任糧食部長，他保持理論家和實踐家的本色，尊重科學，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他以科研成果爲根據，倡行“九二米”(每百斤稻穀出米九十二斤標準米)，使南方腳氣病大爲減少。適時指出“糧食工作在許多地方有時只能是不惜賠錢的。問題在於有許多人把‘不惜賠錢’理解爲‘不計成本’了。他們沒有體會到，賠錢也是要計算成本的;一計算成本，就可以不賠那些不應該賠的錢了。”在他的悉心指導下，糧食部門1955年下半年起就開始贏利了。
他對自己的經濟能力極爲自負，1949年他在東北解放區時說“我過去多年爲資本家打算盤，今後要全心全意爲人民打算”。他對於改造民族工商業自有主張，他認爲民建“是以民族工商業者爲主體(或中心)的政治團體，具體任務在於廣泛地團結民族工商業者，通過相互教育、相互幫助，以達到政治水準的共同提高和本身事業的合理發展，而不是由某些先知先覺以至自命爲積極分子的人們去團結一般落後的、可憐的工商業者，去輔助、教育、改造他們”。對於“改造”中的定息性質問題，他堅持己見“從整個階級來說，定息是剝削的殘餘;而具體到個別的階級分子來說，定息是不勞而獲的收入。”他的根據是“1、私方交出的財產，其性質已經不是剝削的資本了;2、合營企業的職工已經不是剝削的對象了;3、私方人員在企業工作，已經不是剝削工人的人了;4、定息是從國家利潤中間留下的一部分給私方的，假如利潤不夠或虧損，還要從上級專業公司或交通銀行拿款子來給定息。”
解放後他公務繁忙，無暇顧及上川企業公司，便以借支方式收回其投資，加上自己多年的積蓄，收藏了些許文物，將其中精華分兩次捐給國家，總計兩千件。回思救國會艱難時，他曾賣掉居所，他實在是有益中華民族之人。
即使在遭受虐待，他說如果允許他說話，他首先要提高中小學教師工資和推行麪包，拳拳之心，可昭日月。1977年5月13日被壓制了20年之久的章乃器死了，只在《光明日報》末版末尾發了一條短到不能再短的消息。
他爲民主而死，死得其所。
文物收藏
章乃器在東北時就開始蒐集流散在社會上的文物，定居北京之後，公餘之暇開始光顧文物市場，主要是隆福寺和琉璃廠的店鋪，還有東大地(今紅橋附近)的地攤。他並非科班出身的文物鑑賞家，既蒐集到很多好東西，也上過不少當，交了學費。
有了收藏的歷史機遇，還要有收藏的緣分，章乃器與不少鑑定專家和收藏家結下良緣。在這些朋友中，古玩行前輩孫瀛洲老先生曾幫他“掌眼”，收藏家葉恭綽、張伯駒、趙振經(前清內務府郎中慶寬的後裔)先生等，也時有過從與切磋。一些古玩商淘到了好物件自然想着他，會直接聯繫送上門。
收藏文物的資金來源，一是手頭的薪水，二是從上川公司抽回的資金。抗戰期間他在重慶創立了上川公司，成長比較迅速。光復後他到臺灣，買下了臺灣糖業公司。後來內戰局勢急轉直下，蔣介石準備臺灣作爲最後的基地，他就把公司轉讓了，轉赴香港創辦了港九地產公司，在地產上經營得比較成功。
到1954年向國家捐獻文物前，他已積存了三個房間的文物，收藏門類比較齊全，其中不乏相當數量的精品。
1954年初春，鄭先生從故宮派來了六位專家接收文物，父親敞開所有的櫥櫃任其挑選，大概篩選了一個月，有一千一百餘件藏品入選。像商代毓祖丁卣、亞父乙簋、西周奪卣、春秋越王劍、清代竹雕饕餮紋鼎、邢窯白釉瓶、龍泉窯青釉五孔蓋瓶等精品，都在這次進入了故宮的珍藏。文物部門曾提出爲父親開一個捐獻文物展覽會，但他沒有同意。翌年他還捐給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一批文物，捐獻時連數目都未清點。
2017年12月28日，“愛國情懷——章乃器捐獻文物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展。2017年是章乃器先生誕辰120週年，爲了紀念他“變家傳之寶爲國傳之寶”的義舉和愛國情懷，國博特地策劃了這場展覽。專家組遴選章先生捐獻的藏品中有一定學術和藝術價值的110餘件文物作爲參展文物，包括新石器時代的玉器，商周時期的青銅器，漢鏡和明清瓷器。讓觀衆來領略文物之美的同時，也能真切體會到章先生本人大公無私的愛國情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