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10月間，發生在陝甘邊蘇區和紅26軍中的肅反運動，關押了劉志丹等陝甘邊黨政軍主要領導幹部，是中共黨史上的一樁懸案。關於這次懸案，中共中央先後做過4次結論，而且每次結論都有所不同。在50年時間內，足見其複雜性。現有的各種出版物在談論劉志丹冤案時，只就事論事，簡單地把劉志丹的冤案與王明“左”傾路線聯繫在一起。那麼，劉志丹的冤案究竟是怎樣形成的?
“三嘉原事件”
1931年8月，劉志丹在陳珪章部兵變失敗後，與馬錫五到了甘肅慶陽南樑。南樑活動着幾股農民武裝趙連壁、賈生財和楊培勝，劉志丹與他們聯繫密切。9月，劉志丹指示楊、趙、賈三人率部到合水縣倒水灣進行整編，整編後的游擊隊分三個大隊，趙連壁、楊培勝、賈生財分別擔任大隊長，劉志丹任總指揮，全軍共300餘人，200餘支槍。這就是劉志丹最早活動在陝甘邊組織“南樑游擊隊”的基本力量。
同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以共產黨員20餘人爲骨幹，在孝義縣宋莊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晉西遊擊隊，在呂梁山一帶開展游擊戰爭。9月初西渡黃河，到達陝北。10月，與楊琪、師諸傑等領導的山西商販隊會合後，被陝西省委命名爲陝北游擊隊。
由於這支隊伍大多數是流氓無產者、煙販，沾染了許多不良習性，無組織、無紀律，與中共建立紅軍的理念相距甚遠。因此，在建立中共領導的軍隊的過程，是不是打出“紅旗”，主要領導人分歧很大。1932年1月，游擊隊改編爲“西北反帝同盟軍”時，就沒有打出紅軍的旗號。原因有兩種說法：一種是閻紅彥說劉志丹不同意立即打出紅軍的旗號：“儘管有了省委的正式指示，但是志丹同志仍然不同意打紅旗，他的主要理由有兩個：一(是)怕紅旗引起敵人馬上來進攻站不住腳;一是打紅旗就得改造部隊，要改造部隊問題很多，應該慢慢來。”
另一種是中共陝西省委在給中央信中的說法：“因各部隊太複雜，都是過去的土匪、流氓無產者，充滿到處亂搶亂燒，不敢揭出工農游擊隊和‘紅軍’等名義，因爲恐怕在羣衆中的政治信仰倒地，離開廣大羣衆，因此即改此名義。”不管哪一種說法，都反映出這支初建的部隊成分不純，與中共要建立人民軍隊的宗旨相差甚遠。儘管如此，“西北反帝同盟軍”仍然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部隊中建立了中共黨的組織———隊委會，謝子長任書記，在兩個支隊中也建立了支部。
關於如何整頓這支成分不純的隊伍，謝子長、劉志丹也有很大分歧。謝子長認爲：“對那些成分複雜不可靠的部隊，該繳械的繳械，該解散的解散，該槍斃的槍斃。”劉志丹則主張“採取教育、改造爲主的辦法，不堪改造的個別清理”。部隊黨組織曾幾次召開會議，爭論的焦點是“打紅旗、改造部隊”的問題，“隊委會每次開會都吵得沒有結果，主要是劉志丹同志堅持不同意打着紅旗和立即着手改造部隊。”
在爭吵中，隊伍到了正寧三嘉原。時值春節臨近，部隊給養十分困難，“隊委會決定打土豪籌備年茶食，兩個支隊都去打土豪，聽說趙二娃(即趙連壁)在打土豪過程中，搶了永和集，在雙佛堂一帶連一般老百姓的豬肉吊子都提來了，羣衆告到謝浩如(即謝子長)跟前。”
發生了搶劫羣衆的惡性事件後，隊委會立即召開會議(劉志丹未讓參加)決定採取繳劉志丹舊部的槍，“然後打出紅旗”，並決定“以集合部隊出發爲名”採取行動。1932年2月6日(農曆正月初一)，部隊集合起來，謝子長講話後，即“命令劉志丹部的趙二娃、楊培勝、賈生財三個部全部繳槍”，在繳槍過程中打死了趙連壁。被繳槍後，劉志丹的2支隊大部分人員被遣散回家了，給劉景範和馬錫五兩人1頭毛驢作爲路費，勸其回家。就在2支隊被繳械的當天晚上，師諸傑帶上他的200多人跑了。這就是陝甘邊紅軍發展史上的“三嘉原事件”。這件事情使剛剛組建起來的隊伍蒙受了巨大損失，劉志丹也離開了部隊，去了陝西省委。
當時的中共陝西省委如何看待“三嘉原事件”?陝西省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游擊隊改編爲“西北反帝同盟軍”時分爲兩個支隊，“第一支隊是中心骨幹，第二支隊純系土匪集合而成……這樣成分組成部隊，只有很堅決的肅清土匪流氓分子，洗刷部隊。企圖漸次的改造，純是幻想。因此決定工作：第一，首先將第一支隊許多土匪首領趕出部隊，然後漸次肅清，其羣衆儘可能的保存一部分覺悟的先進分子。第二，將第二支隊完全解決。”可以看出“三嘉原事件”劉志丹部被繳槍之事，是中共陝西省委所認可的。
陝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
“三嘉原事件”後，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軍改編爲“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謝子長任總指揮，李傑夫(後叛變)任政委，劉志丹被排斥在游擊隊的領導之外。
1932年12月18日，中共陝西省委決定派杜衡(後來叛變)到根據地組建紅軍。在成立紅26軍時，杜衡給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等原陝甘紅軍游擊隊領導人扣上了“梢山主義”、“逃跑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等各種帽子，把他們排斥在紅軍的領導之外。後來，在王世泰等人的堅持下，劉志丹以掛名政治部副主任留了下來，謝子長、閻紅彥逼迫離開部隊去上海受訓。中共陝西省委肯定了杜衡的做法，並同意杜衡不切實際的關於在渭北創建根據地和擴大紅26軍的軍事計劃。由於杜衡南下關中建立根據地的錯誤做法，導致1933年6月，紅26軍在關中幾乎全軍覆沒。
1933年10月，中共陝西省委因杜衡叛變遭到嚴重破壞後，中共陝西省委祕書長賈拓夫給中央寫了兩份報告，兩份報告都涉及到紅26軍的問題。報告批評了原陝甘游擊隊中的“土匪習氣”，“這些土匪部隊利用我們的紅旗到處隨意勒索羣衆，姦淫擄掠無所不爲，羣衆謂之‘假紅軍’。”賈拓夫給中央的報告中關於原陝甘游擊隊中的“土匪習氣”不完全對，但也並非空穴來風。如前文所言，部隊的成分不純，成爲杜衡排斥劉志丹等紅軍領導的主要藉口，也被中共陝西省委所認可。從賈拓夫給中央的報告來看，該報告給中央造成的印象是紅26軍是一支執行“右傾”路線的軍隊。
中共陝西省委因杜衡的叛變遭到破壞後，使紅26軍與上級關係斷絕，也給紅26軍發展留下了很大的空間。紅26軍在劉志丹等人領導下，不僅使紅軍力量得到了壯大，而且建立了陝甘邊根據地。但從1934年7月起，陝甘邊根據地和紅26軍再次受到“左”傾路線的干擾。
受了賈拓夫給上海中央局報告的影響，1934年上海臨時中央局和中共駐北方代表給紅26軍兩封祕密指示信。1934年7月，閻窪子會議上，謝子長宣讀了兩封信。指示信和中共陝西省委對紅26軍批評的口氣是一致的，指責紅26軍“梢山主義”、“濃厚的土匪色彩”等。閻家窪子會議後，謝子長給中央駐北方代表寫了信，認爲紅26軍需要派得力的政委來領導，將“老右傾同志另外調換工作”。他說的“老右傾同志”指誰是不言而喻的。
此後，陝北特委多次給上海臨時中央局、中央駐北方代表打“小報告”，反映紅26軍存在的“問題”。1935年5月10日，中共西北工委召開玉家灣會議後，郭洪濤“向北方代表寫祕密報告，說……劉志丹包庇掩護張慕陶右派跑到陝甘、陝北蘇區，專門挑撥陝甘、陝北的對立，挑撥紅26軍和紅27軍的對立。”
儘管此事郭洪濤在回憶錄中沒有記述，但根據朱理治的回憶，郭洪濤的確給中共駐北方代表寫過反映紅26軍和陝甘邊特委存在右傾問題的信。朱理治回憶說：“1934年底，陝甘特委寫信給陝北特委，批評陝北執行的是立三路線。中央孔原同志(簡稱”中代“)根據陝北郭洪濤、魯賁等同志的報告，認爲陝北工作在1934年有了很大的發展，而陝甘邊甚爲落後。”
可見，從1933年11月賈拓夫給中央的報告，一直到1935年5月郭洪濤給中央北方代表的祕密報告，都是反映和批評陝甘邊蘇區與紅26軍存在所謂的右傾錯誤的。這給上海臨時中央局和中央北方代表一些領導人形成了一種看法，劉志丹等人在陝甘蘇區執行的是右傾路線，紅26軍是一支右傾機會主義者把持的軍隊，必須派人去解決紅26軍和陝甘邊蘇區的右傾問題。
中央代表的到來
1935年7月，北方代表朱理治到達陝北永坪鎮。朱理治到達後，召開了西北工委執委會擴大會議，傳達了臨時中央、北方代表給陝北的5份指示信。指示信認爲“陝甘黨內存在右傾取消主義，他們的陰謀已經暴露”。朱理治還作了一個報告，提出“陝甘黨的中心任務是在於鞏固陝北、陝甘邊蘇區，要將陝西與四川的蘇維埃運動聯繫起來，……並進一步地使川陝蘇區與新疆、青海、甘肅的偉大革命運動聯繫起來。”據說該報告是郭洪濤起草的。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顯然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空想，受到了劉志丹等人的嘲弄和抵制，說“這是小寡婦夢男人———空想”。劉志丹的嘲弄可能激怒了中央代表和郭洪濤，以後的類似會議沒有讓劉志丹及其支持者參加。
9月，再次召開了一次西北工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的主要成員劉志丹、高崗、楊森和陝北特委主要領導人馬明芳等“都沒有讓參加會議”。會議對陝甘黨存在的所謂的“右傾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問題進行了批評和清理，“暗藏在黨內以蔡子偉爲代表的右傾取消主義與機會主義的分子，他們的主張是實際對黨的路線消極怠工，輕視羣衆在革命中的作用，不信任羣衆革命的創造性，降低了黨的政治任務。”“只有堅決的鬥爭與驅逐右傾取消主義與機會主義的分子，陝甘黨才能順利地完成一切光榮的任務。”(《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執委擴大會議決案》)
根據“中代”的指示，朱理治對陝甘邊的右派問題進行了考察。他派李景林、惠碧海、魯賁到陝甘邊蘇區幫助工作。他們到陝甘邊後，給朱理治寫了一個關於陝甘邊情況的報告，報告說劉志丹領導陝甘邊在“軍事上是很有成績的，不僅恢復了26軍，還給27軍很大幫助，但地方工作的確有些問題。”“羣衆基本沒有發動起來，土地基本沒有分配，地主很猖狂。”
9月，從上海來的聶洪鈞也到達陝北，他對陝甘邊的印象是：“經常可以聽到一些說法：從西安、太原來的‘來路不明分子’多是由張慕陶派來的右傾分子，也有西安國民黨派來的特務;……‘來路不明分子’所以能夠進來，都是劉志丹的引進和受他的包庇;……劉志丹、高崗等都是右傾機會主義者，曾在陝甘邊導致紅26軍全軍覆滅;如此種種，對我的認識有很大的影響。”從以上兩人回憶來看，他們的認識基本是一致的，即陝甘邊和紅26軍存在右傾問題。
張慕陶、張漢民因素和肅反
前文提到關於劉志丹和陝甘邊蘇區的右傾問題都與一個叫張慕陶的人有關。張慕陶，陝西旬邑人，曾任中共陝西省委委員、常委。1931年春，因反對王明被開除黨籍，接着在天津被捕。1932年9月出獄恢復黨籍後，被中共中央北方特科派往張家口任中共特委書記，後因與以柯慶施爲首的中共前線工作委員會發生了意見分歧，被開除黨籍，並定性爲反革命右派。
張慕陶被開除黨籍後曾一度進行反對中共的小組織活動，因此在1933年以來的中共的一些涉及張慕陶的文件都稱之爲“反革命右派”。因張慕陶是陝西人，又曾經擔任中共陝西省委領導職務，陝甘邊和紅26軍又直接歸中共陝西省委領導，許多人與張慕陶有着同鄉、上下級關係。因此，張慕陶被定性爲“反革命右派”後，陝甘邊與紅26軍的反右鬥爭主要是清除張慕陶的影響。朱理治到陝北時，張慕陶和陝甘邊根據地以及紅26軍還保持着某種聯繫，“張慕陶派通訊員給另一位同志送信”，更引起各方面的警覺與懷疑。朱理治感到問題很嚴重，成爲促使他下決心進行肅反的一個主要誘因。
對陝甘邊進行肅反的另一誘因是張漢民事件。張漢民是中共地下黨員，長期在楊虎城的第17路軍任職，先後擔任楊虎城的衛士營長、警備團長、警備第3旅旅長，“在中共陝西省委領導下，蒐集軍事情報，支援陝甘游擊隊，掩護劉志丹、謝子長等來往陝西開展工作。”1934年底，爲策應中央紅軍北上，活動在鄂豫皖的紅25軍長征到達陝西，爲同紅軍建立聯繫，楊虎城指派第17路軍張漢民警備第3旅跟隨。不料，1935年4月9日，紅25軍在位於藍田縣的九間房設伏，全殲跟隨的張漢民旅，並俘虜了張漢民。在審問張漢民時，紅25軍主要領導人“從張漢民處知道劉志丹、高崗和張有聯繫，從而懷疑劉、高和紅26軍幹部有問題，種下了後來陝北錯誤肅反的一條根子。”因此，張漢民事件爲紅25軍到達陝北後立即進行肅反起了催化作用。
1935年9月15日紅25軍長征達到陝北，17日，在永坪鎮聯席會議，由中央代表團主持。會議議題是開展反右傾，主要指紅26軍和陝甘邊工作中存在的右傾問題，“公開指出惠子俊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傀儡，要嚴重地打。……這次會議就把反右傾和肅反變成了現實。”
關於紅25軍到達陝北後肅反的開始，朱理治回憶說：“肅清右派反革命是‘中代’派我去陝北的任務之一，但我去後只傳達了‘中代’指示，集中力量搞擴紅問題，想在工作中看看究竟，並沒有想到進行肅反。後來發現陝甘邊擴紅推不動，派去分地的同志被撤了職，土改等問題開展不起來，李西萍等發表失敗主義和反對土改的怪論;又聽說西安黨爲右派把持，陝甘邊有他們派來的很多人，同時，抓住了張慕陶到陝甘邊和黃子文接頭的交通，我這才感到陝甘邊確有‘右派’在搗亂。恰在此時，25軍到陝北，又從他們那裏得知，他們在陝南亦聽到西安黨爲右派把持，並從張翰(漢)民同志的供詞中(張當時任楊虎城的第17路軍警衛旅長，紅25軍路過陝南時與該旅發生戰鬥，25軍因不知他地下黨員身份，將其俘後誤殺)知道西安黨派了許多人到26軍。因此，又懷疑26軍也混入了反革命。由於25軍和陝北過去從沒有聯繫，也聽說西安黨有問題，更感到有搞清楚之必要。於是，省委決定肅反。”
上述一切因素的共同影響和作用，使劉志丹冤案成爲歷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