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北平無戰事裏有個神祕的組織，鐵血救國會。它是國民黨內的祕密組織，以刷新國民黨政治爲己任，一手堅決反共，一手堅決反腐，一次革命，兩面作戰。後來雖然以失敗告終，這個組織在這個劇裏出面的人格化身是曾可達同志，在反腐失敗後，共軍即將進城之際，他在機場上最後見了方孟敖一面，就拔槍自裁了。一個出身貧苦，忠誠勤勉的好人，一心爲黨國效力，想挽狂瀾於既倒，最後落得如此下場，讓人好生感慨。
老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就是說，一個黨裏有不同政見的派別，或者山頭，這是常事，如果沒有，反倒不正常。衆所周知，國民黨裏派系衆多，因爲它從一開始組建就是各個省的反清組織聯合而成的，除了在反清這一點上有共同語言，其它方面則分歧多多。之後雖然屢經改造，但分歧始終存在。直到1924年改組，國民黨才總算是更加統一些了，但是好景不長。1926年北伐開始，先是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加入國民黨，之後隨着北伐陸續勝利，只要是加入北伐軍，其高層領導人就都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的體系變得原來越龐大，但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卻漸漸空心化了。
1924年重組之後的國民黨，本身是一個高度革命化的列寧主義政黨，意識形態是其核心，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他是一個意識形態共同體。但北伐勝利帶來的結果是國民黨成分的高度多元化，意識形態的純潔性也就難以爲繼了。革命政黨必須要靠革命的意識形態，沒有革命的意識形態，革命黨就沒有戰鬥力而言。也就是說，一個革命政黨要保持其戰鬥力和內部的凝聚力，必須始終保持意識形態活力，黨才能保持其革命性，從而保持其革命性。國民黨內部派系的複雜性在於，他不僅有各個不同源流的軍閥派系，西山會議派和在廣東的胡漢民汪精衛聯合，即使是在被蔣委員長視爲嫡系的國民黨內部，也存在多個不同的派系，如改組派、政學系等不同的派系組織，後來又有了CC派、太子派等，內部派系更加複雜。
這種內部分化自然會影響到國民黨作爲一個政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因此，從1930年代起，國民黨內部的一些少壯派力量就開始組織了一些自稱是爲了消除反對蔣委員長的勢力、將國民黨統一到由蔣委員長統一領導之下的政黨的祕密組織，其中最著名的當然是復興社，之後演變爲軍統，抗戰勝利後雖然換了牌子，改名叫保密局，但仍然是原來那些人，原來那個組織體系。更重要的是，從誕生到改名，不過十餘年間，中統和軍統就已變成了既得利益集團，尤其是在抗戰勝利後的接收過程中，以鋤奸爲名，大肆斂財，聲名浪藉，戰鬥力也大幅下降。
在這種形勢下，就出現了以建豐同志爲代表的新派年輕人勢力。在抗戰期間，建豐同志效仿共產黨，以爲國民黨搞外圍組織的名義搞起了三青團，並開辦了幹部訓練班，培養骨幹。在北平無戰事中，方二公子和可達同志就都出身於青訓班。建豐同志以此爲基幹，試圖用他一手培養起來的年輕人取代黨國內部的腐敗勢力，完成黨國的系統更新。老同志當然也不是吃醋的，不會束手就擒坐以待斃，於是爆發了黨團之爭。事情鬧到委員長那裏，委員長知道，黨國的江山還是得靠老同志和他們的軍隊才能維繫，只能犧牲建豐同志，最終以三青團被黨合併告終。
吃了這次虧，建豐同志消停了幾年。按劇中的說法，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加速腐敗，內戰開始後連吃敗仗，黨國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建豐同志看不下去了，又躍躍欲試，於是組織了鐵血救國會。這個組織是虛構的，歷史上不存在，但從劇中的表現看，鐵血救國會可以算是三青團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延續，只是他的組織形態更加祕密，更像一個特務組織。比如在劇中，其成員包括明面上的可達同志，滲透到共產黨裏的樑經綸同志，潛伏在黨通局要員徐鐵英身邊的孫朝忠同志，保密局北京站的王蒲忱同志，都是這個組織的成員。但他們都不是以鐵血救國會的名義公開活動，而是以官方身份掩護，按照建豐同志的指示，執行建豐同志規定的任務，一邊反共，一邊反腐。
這個祕密組織的目標仍然是像之前的三青團一樣，以打擊國民黨內的腐敗爲主要目標，但這同時也就意味着打擊老同志，用新人取代老人。爲了達成這個目標，建豐同志甚至不惜重用有重大共產黨嫌疑的方孟敖。老同志們當然不甘心，因此千方百計破壞建豐同志的計劃。比如故意暴露樑經綸同志的身份，破壞幣制改革。建豐同志不讓抓學生，他們偏偏抓，激化矛盾。但對這些有着官方公開身份的人來說，他們不僅需要執行建豐同志的命令，更要考慮自己的上級的命令。比如王蒲忱同志，每到關鍵時刻，需要選邊站隊的時候，他就身體不好了，光咳嗽，不發表意見。在發糧現場，建豐同志明令要求維持秩序，不要製造衝突，他卻爲了完成保密局自身抓捕共產黨的任務，貿然開槍，造成現場混亂，矛盾激化。再比如忠誠勤勉的曾可達同志，雖然他對建豐同志忠心耿耿，日月可鑑，但當總統府四組的陳主任銜命而來的時候，也不免有些動搖，不知所措，不知道是該執行總統的命令，還是執行建豐同志的命令。
最後，建豐同志在上海打老虎，扣了孔令侃，發動總決戰，逼得蔣委員長不得不也選邊站，結果是委員長“不愛江山愛美人”，下令放了孔令侃，打老虎行動戛然而止，金圓券改革也草草結束。對不掌握最高裁定權的建豐同志和鐵血救國會來說，這種最後決戰遲早都會到來，而且在黨國危亡之際，早點決斷也許是必要的。但對風雨飄搖的黨國江山來說，戰爭還在繼續，退守臺灣纔開始佈局，能把多少人多少軍隊多少錢拉到臺灣去，這是蔣委員長必須首先考慮的，貿然對那些手握重權的黨國高官們開刀，其結果恐怕不是刷新了黨國的組織紀律，而是將一些本來還在首鼠兩端持觀望態度的人逼到投共的路上去。
就這一點看，老同志顯然要成熟得多。徐鐵英就知道，必須“避免讓總統尷尬”，不過早地將矛頭對準建豐同志和鐵血救國會，而是打着反共的旗號打擊鐵血救國會的骨幹力量。即使要跟建豐同志叫板，也得讓手握重兵的陳繼承這樣的人去打電話向蔣委員長報告，而不是自己。相比之下，老同志對蔣委員長的心思揣摩得更透徹，也更善於捕捉機會，所以，他們贏了。
更重要的是，無論建豐同志的目標是什麼，在黨國老人看來，鐵血救國會的目的都是打擊和排斥老人，用新人取代老人，這不是爲了黨國利益而反腐敗，而是從老人手裏奪走權力。所以，歷史上每一次改革，第一輪往往由新進的年輕人主導，變成權力鬥爭，最終年輕人失敗，之後再由政治上更爲成熟、行政經驗更爲豐富的老同志主持，才能完成改革的任務。王安石變法如此，張居正變法如此，戊戌維新如此，國民黨的系統更新亦如此。建豐同志在大陸想完成的任務，最終由蔣委員長在臺灣從容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