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讀過金庸《倚天屠龍記》的人大概都會記得這段情節：當蛛兒被吸血成性的青翼蝠王韋一笑搶走後，張無忌狂奔於大漠黃沙之上，試圖追上韋一笑從而救回蛛兒。明教五散人之一的布袋和尚尾隨其後，將張無忌套入了乾坤一氣袋中，並背上了光明頂。
這個布袋和尚的名字很有趣，叫做“說不得”，禪味十足，很符合布袋和尚之名。佛曰：“不可說”，一落言筌，便失第一義，所以佛祖拈花，伽葉微笑，說則不得，言語日近而道心日遠，至於禪宗對答多以機鋒行事也是出於同一考慮。除此之外，“說不得”一詞還體現了特定歷史時期的某種社會文化禁忌，這一點上和我們平常所說的“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倒是相差不遠。
《倚天屠龍記》的時代背景是元末明初，最終朱元璋竊取了明教的領導權，建立了明朝。作爲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雖然也是僧人出身，在“說不得”一詞的理解上卻殊乏禪味，他所喜好的是作爲禁忌的“說不得”。
按照趙翼《廿二史劄記》中“明初文字之禍”條目所載：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爲本府作《正旦賀表》，其中有以“睿性生知”之句而被殺，原因是“生知”一詞在發音上涉嫌影射“僧”字，而朱元璋本人在早年時曾做過僧人;另一位澧州學正孟清爲本府作《賀冬表》，其中用了“聖德作則”一語而被誅，原因是“則”字的發音上接近“賊”，涉嫌影射朱元璋參加紅巾軍的經歷。“僧”字說不得，“賊”字說不得，連和它們發音相近的字也說不得。蔣鎮和孟清因爲僅僅說了其中的一個字就被砍頭，與後面徐一夔的例子相比顯然有點冤屈了。趙翼引《閒中今古錄》所載，杭州教授徐一夔所作的賀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作則”等語，朱元璋看見以後龍顏大怒，將徐一夔處斬，並給出了自己的解讀：“生者僧也，以我嘗爲僧也。光則雉發也，則字音近賊也。”十二字中“僧”和“賊”的忌諱全都觸犯，徐一夔倒也算得上是罪無可恕了。筆記與野史記載中難免有一些虛構不實之處，然而過去君主高高在上，由於臣子們說了一些不中聽的話而行使手中的生殺大權，原本不足爲奇，更何況其中或許尚有政治因素和其它隱藏的諸多動機。值得注意的是，封建統治者樂此不疲地玩弄的這種血雨腥風版的“說不得”的政治遊戲，其目的顯然不單是發泄一時的個人情緒，更重要的是試圖通過在社會、政治、文化場域內建立一套禁忌符碼來鞏固君主的絕對權威，平衡、制約各種政治勢力，禁錮人心，鉗制輿論，確保其家天下的局面。
此種“說不得”遊戲中體現的闡釋學尤其引人注目。闡釋權掌握在帝王手中，主觀隨意性較大，原本歌功頌德的臣子，卻是拍馬屁拍到馬腿上，惹禍上身，如此這般，天下士人難免提心吊膽，人人自危。那是不是一旦破解了這套禁忌符碼(比如不說“生”字，不說“則”字，便可享受“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言論樂趣呢?事實上未必如此。朝廷上還有各式的幫兇，整日裏忙着影響和引導帝王的闡釋，試圖從言語中讀出點什麼東西，發現幾個大逆不道的詞彙，從而達到相應的政治目的。
趙翼在“明初文字之禍”條的最後提到，由於朱元璋當時崇尚文治，導致不少開國武將不滿，告以“文人善譏訕”之名，並以張九四(張士誠的小名)爲例，說他對文人厚待有加，而文人在給他撰名時卻取了“士誠”這樣的名字。朱元璋開始覺得“士誠”這個名字也不錯，於是那幫武將們便積極發揮闡釋的主動性，說《孟子》裏有“士誠小人也”的句子，最後導致朱元璋在閱覽奏章時，“動生疑忌，遂起明初文字之禍”。趙翼歸納的“明初文字之禍”其起因未必正確，但是我們可以從中看出，這種關於語言的禁忌符碼永遠也無法得到徹底的破解，因爲隨便一個詞都會經由某種人爲創建的關聯而形成對禁忌的冒犯。
回到《倚天屠龍記》，當張無忌問布袋和尚的名字時，布袋和尚道：“說不得。”可憐的張無忌未能領會，繼續問道：“爲什麼說不得?”布袋和尚回答：“說不得就是說不得，還有甚麼道理好講!”此種封建專制體制下“說不得”的闡釋遊戲，頗似布袋和尚的隨身法寶乾坤一氣袋，袋口大張，隨時就會套在別人的頭上，而且還不許口袋中的人有任何追問。在這種情況下，語言禁忌的象徵意義遠遠超過了那幾個詞語本身，有效地製造一種了無處不在的威脅，再加上闡釋構建關聯的隨意性以及朱元璋“治亂國用重典”的指導思想，形成了對明初士人獨立精神和人格的強烈擠壓，造成“天下股慄”的局面。
明初士人若想明哲保身，自當謹記布袋和尚對張無忌的告誡：“你已落入我乾坤一氣袋中，我要取你小命，你逃得了麼?你只要不動不作聲，總有你的好處。”據《堅瓠集》記載，朱元璋有一次進入一座寺廟遊玩，發現裏面悄無一人，只看見壁間畫有一個布袋和尚，墨跡猶新，旁邊題有一偈：“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世上沒有幾個人像張無忌那樣神功蓋世，能將乾坤一氣袋脹破，那些喘不過氣來的明初士人們所祈求的，也僅僅是將袋口放寬些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