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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聯合聲明》博弈內幕:爲何沒有“侵略”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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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鵬飛提出“反省”和“麻煩”都過於輕描淡寫。大平正芳說:“我們兩人同歲,現在都在爲自己的國家奮鬥,爲自己的國家努力。但是,完全按照中方的要求,我們是沒辦法回日本的。如果完全按照中國方面的意見寫入《聯合聲明》裏面,不要說談不成,回去以後也很難交代的,我和田中角榮都得下臺。我們如果下臺了,也就沒有人能夠來執行這個《聯合聲明》了”。

中日《聯合聲明》博弈內幕:爲何沒有“侵略”二字?

編者按:1972年,在中日兩國政治家的共同努力下,兩國關係實現了“破冰”。今年81歲的原外交部新聞處處長周斌,在1972年作爲中方譯員參加了中日恢復邦交談判的整個過程,親身感受了兩國外交家在戰爭責任等問題上的激烈交鋒。日前,《環球時報》記者記錄了他對中日恢復邦交歷史時刻的一些珍貴記憶。

從在北京機場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外相大平正芳,一直到上海虹橋機場爲他們送行,我(指周斌,下同)有幸參加了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談判在中國的所有活動,至今回憶起來仍感慨無限。

儘管中國政府事前通過日本公明黨、社會黨以及自民黨一些國會議員做了很多工作,田中角榮走下飛機的時候還是很緊張,態度也顯得生硬。他見到在飛機舷梯旁迎接他的周恩來總理後,說的第一句話是“我是田中角榮,54歲就當上了日本首相”。接下來又重複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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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總理把田中角榮一直送到北京釣魚臺國賓館條件最好的18號樓。有一個細節我至今記憶猶新。到了18號樓後,周總理要脫掉自己的風衣,這時,田中角榮搶在我們翻譯人員前面,主動上去幫總理脫風衣。總理說:“不行,不行,怎麼能讓你來替我脫風衣呢?”田中角榮則說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話:“你把我安排在國賓館18號樓,這幾天我就是這裏的主人了。那你就是我最尊貴的客人,我應該爲客人服務。請允許我幫你把風衣脫了。”

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在此期間,田中角榮又說了一句“我54歲當上了日本首相”。我想,他肯定對自己54歲當上日本首相感到特別自豪。看看日本戰後的歷史,就知道日本的確沒有這樣年輕的首相,也沒有這樣中專畢業的窮苦人出身的首相。周總理好像不願意再聽這話了,笑着說,“田中先生,我51歲就當了中國總理了,而且一直當到現在”。從此,田中角榮就不再強調自己54歲當首相的事情了。

接下來幾天是談判,這些談判中,沒有一次是完全按照對方的意見辦的。9月25日,在周總理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田中角榮在致答謝詞時首先感謝周總理,感謝中國這麼多朋友來歡迎他。緊接着,他說他代表日本政府對過去給中國人民“添的麻煩”表示歉意(據說,此言一出,立刻橫掃宴會席間的“友好”氣氛,姬鵬飛外長看到“中方所有出席者都憤怒起來”———編者注)。第二天,在首腦會談中周總理對日方的態度提出嚴厲批評,他鄭重提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說“添麻煩”在中國人民中是通不過的,而且會引起強烈反感。

9月27日,爲解決有關表述問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與中國外長姬鵬飛在去長城的路上舉行了一場“車中會談”,我負責做翻譯。當時,北京市內到八達嶺的公路很差,一路顛簸,我還暈車。會談中,姬鵬飛提出“反省”和“麻煩”都過於輕描淡寫。大平正芳說:“我們兩人同歲,現在都在爲自己的國家奮鬥,爲自己的國家努力。但是,完全按照中方的要求,我們是沒辦法回日本的。如果完全按照中國方面的意見寫入《聯合聲明》裏面,不要說談不成,回去以後也很難交代的,我和田中角榮都得下臺。我們如果下臺了,也就沒有人能夠來執行這個《聯合聲明》了”。

大平正芳還說,“明確地講,我本人贊成中國方面的觀點,那場戰爭是明明白白的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我記得清清楚楚,我本人從大藏省出來以後,分三次到中國張家口附近做社會調查。那個時候,正是那場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我親眼看到就是一場侵略戰爭。其實,那個時候田中角榮也被徵兵了,他到了中國的牡丹江。但是,他沒有拿過槍,只是在步軍醫院裏面服役。他對這場戰爭性質的認識和我是一樣的……”

我記得姬鵬飛回來以後馬上向周恩來報告。這個問題當天晚上是必須解決的,因爲第二天上午就要簽署《聯合聲明》(當天晚上,毛澤東主席在會見田中角榮等人時再次問及“‘添麻煩’的問題怎麼解決”,田中說“我們準備按照中國的習慣來改”———編者注)。那天深夜2時,參加談判的人都靠喝咖啡維持精神,大平正芳拿出一張字條來,那字條的形狀我都還記得。他說:“姬鵬飛外長,這是我們日本方面的最後方案。如果你們中方還是接受不了,還是不行的話,我和田中先生就只好打包裹回家去了。”那字條上面用日語寫着“日本國政府對日本過去通過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重大損害,痛感責任,深刻反省。”後來,《中日聯合聲明》裏採用的就是這個表述。

我記得當時有同事認爲不能同意,因爲沒有“侵略戰爭”四個字。最後周總理說:“既然他們承認給中國人民造成了重大損失,他們也痛感責任,他們要深刻反省,這不就是承認‘侵略戰爭’嗎?爲什麼一定要加這幾個字呢?現在,田中先生和大平先生他們有困難,我們不應該爲難這些準備解決問題的朋友們”。那時,儘管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周總理在外交方面還是有絕對權威的,他說話以後,就沒有人爭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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