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封建社會歷代統治者都把對皇子的教育和培養，作爲十分重要的一項工作來對待，逐漸積累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皇子教育培養制度。
注重對治國爲政理論的學習。作爲皇子，主要的學習內容基本分爲兩個方面：一類是以儒家經典、歷史典籍爲主的禮法和知識。以明代爲例，朱元璋洪武年間，建大本堂，置古今圖書於其中，並令四方名儒訓導皇太子，選才俊之士作爲伴讀。其後逐漸發展，形成每日講讀之制。
每天早朝過後，先由侍讀官陪伴太子讀《四書》、史籍，而後由侍講講解所讀內容，其次再由侍書官指導練字。凡所讀書，三日後要求背誦熟練，溫書之日，不講新書;練字則春夏秋日百字，冬日五十字。清代對皇子的培養更爲嚴格和全面。一般皇子六歲開始就進入上書房學習，每日大約是清晨5點左右起讀，下午4點左右放學，雖嚴寒酷暑而不輟。
除了學習漢文典籍之外，滿文和騎射也是清代皇子必須學習的內容，後西學傳入亦需要學習一部分幾何學等知識。清人趙翼在《檐曝雜記》中說：“本朝家法之嚴，即皇子讀書一事，已迥絕千古。”
皇子學習的另一類內容是帝王治國理政經驗。皇帝會以口頭或者書面的方式將總結出的爲帝之道傳授給太子，令其閱讀和學習。貞觀二十二年正月，唐太宗將自己親筆撰寫的《帝範》十二篇賜給太子李治，即後來的唐高宗，命他學習。《帝範》分爲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誡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十二篇，囊括了爲君之道的各方面內容，以後各朝也經常將之作爲教育皇儲的讀本。
清代皇子除了學習《四書》《五經》《資治通鑑》等之外，清朝帝王聖訓、順治所輯之《資政要覽》、雍正所輯之《聖祖庭訓格言》等祖宗家訓亦是必讀書。通過對這類書籍的學習，皇子們不僅增強了治國理政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對祖宗之法產生敬畏心理，意識到爲君責任的重大。
史載，每逢雍正忌日，乾隆都要盥手焚香，將寫有“寶親王弘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聖祖仁皇帝於諸子孫中最爲鍾愛，撫養宮中，恩逾常格”一段文字的皇父傳位遺詔恭讀一遍，以志思慕之誠，以凜繼繩之重。這種家國責任感與身爲皇子時期的學習是密不可分的。
建立完善的東宮官、王府官系統。太子所居之地一般稱東宮，專門教育輔佐服務太子的官員便是東宮官。據《通典·東宮官》記載，秦漢以來延續了殷周制度，立有太傅、少傅、師、保。“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師者也，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者也，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均負有教習太子的責任。至晉代置六傅，後稱三師三少，即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以後歷代相承，但人數多少不一。
加強對參政實踐的培訓。在注重皇子理論培養的同時，加強政事實習，即給他們一定的從政實踐的機會，讓他們熟悉國情，從實踐中鍛鍊治國才能。培養的方式有很多種，歷代也不完全相同，主要包括以下三種。其一，皇儲“監國”。《國語·晉語一》曰：“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
除了皇帝病危或者皇子奪權所產生的皇儲“監國”現象外，正常情況下，皇帝在出巡、親征、喪期等不能親自理政的時期都會讓皇太子代行君權，也就是監國。唐代太宗、高宗在出徵或患病期間都曾令太子監國;明代永樂時成祖北行及嘉靖時南巡期間，也均由太子監國。
皇太子留京監國，既全權處理朝中的一般事務，也預防緊急事變的發生，使太子在繼位前就對政治情勢有全面的瞭解。其二，兼任官職，協理政務。皇太子兼任官職的現象歷代均有，如宋代常以皇太子兼任京城開封府或臨安府長官,元代以皇太子兼任中書令,雖然任官不同，但都是以皇儲佐理國政的典型做法。清代皇帝往往令皇子到六部或其他部門協辦，雖無具體職務，但可以過問部內事務;
或者皇帝指派具體任務令其負責，比如乾隆就曾命皇六子永瑢總管《四庫全書》的編纂事宜，目的都在於鍛鍊他們的實踐能力。其三，皇儲出巡或讓皇儲隨皇帝出巡。洪武二十四年八月，皇太子朱標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出巡關洛，探訪民情;而康熙在幾次出巡時也曾帶當時還爲太子的胤礽和其他皇子一同前往。通過出巡，可以使皇子瞭解民情，同時鍛鍊其獨立處理事務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