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書”之首。也是我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小說之一。在中國文學史增加上具有開拓性意義，是我國古典小說的分水嶺，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小說名著。
它借《水滸傳》中武松殺嫂一段故事爲引子，通過對兼有官僚、惡霸、富商三種身份的市儈勢力的代表人物西門慶及其家庭罪惡生活的描述，體現當時民間生活的面貌。
全書描寫了西門慶的一生及其家庭從發跡到敗落的興衰史，並以西門慶爲中心，一方面輻射市井社會，一方面反映官場社會，展開了一個時代的廣闊圖景，徹底暴露出人間的骯髒與醜惡。
西門慶一方面憑藉經濟實力交通權貴，行賄鑽營，提高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依靠政治地位貪贓枉法，爲所欲爲，擴大非法經營，從而成爲集財、權、勢於一身的地方一霸。作品還通過西門慶的社會活動，反映了上自朝廷下至市井，官府權貴與豪紳富商狼狽爲奸、魚肉百姓、無惡不作的現實，從客觀上表明瞭這個社會的無可救藥。
《金瓶梅》以相當多的篇幅描寫了西門慶及其妻妾的家庭活動，寫出了這個罪惡之家的林林總總，反映了正常人性慘遭扭曲和異化的過程。以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爲代表的諸多女性，儘管出身、性格、遭遇不盡相同，但都被超常的情慾、物慾所支配。
她們以扭曲的人性去對抗道德淪喪的夫權社會，又在人性的扭曲中走向墮落和毀滅。作品在原始慾望的文本表象下面，同時具備了對人性本質的拷問，善與惡的分界在這本書中有了另一種解釋。
它運用鮮活生動的市民口語，充滿着濃郁淋漓的市井氣息，尤其擅長用個性化的語言來刻畫人物，神情口吻無不畢肖。
在中國古代小說中，它還是第一部細緻的描述人物生活、對話及家庭瑣事的小說，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堪稱研究明代世情的歷史教科書。
在中國的歷史中，明朝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朝代。在那個朝代裏，有好些本是相對立的東西，卻都能平安地裹在一個叫做明朝的大袍子裏相安共容。明朝皇帝的龍椅安穩之後，便將宋朝時“格物”出來的新儒學——理學奉爲獨尊之位。
明永樂年間，饒州儒士朱季友給“周、程、張、朱之學”提了一點不同意見，算是學術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後龍顏大怒，下旨“命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着書，曰:‘無誤後人。
朱棣的這一句話便開了明清兩朝以程朱理學禁黜異端的先河，從此理學成了唯一的學問，其他都成爲異端邪說而受到查禁(《禁書·文字獄》，王彬著，中國工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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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朝的科舉“考試大綱”規定得更是嚴格，必須從朱熹所編定的“四書”中出題，對其理解和運用也必須遵循程朱的註疏。
“考試大綱”看起來無關緊要，但那可是一根有力的指揮棒，它指揮和規範着儒生們的腦子，進而控制社會思想和觀念。
所以，在明朝時，指導人們行動的思想就是以講述“存天理，滅人慾”爲主的理學。現在想來這種想法實在是有點兒荒唐，人慾豈是能滅的?雖然古聖賢說“無欲則剛”，但人要真的沒有了慾望，什幺樣的想法都沒有了，那結果恐怕不是“剛”，相反，則可能是軟得不能再軟，唾沫吐到臉上，也一定會等它自己幹掉的。
當然，倘要深入地想一想，這個“一存、一滅”的理論，倒也充滿浪漫的理想主義色彩，人的慾望都滅掉了，只存一個“天理”在心中，那可真是一個大同世界呢!
理學對人心人性之禁錮是可怕的，它要求婦女將貞操，要求百姓樹倫理，一邊泯滅人性，一邊卻樹立起“孝道”、“仁愛”的旗幟。
也許正因爲如此，明朝的理論家們在不斷地擴充和挖掘着“存天理、滅人慾”的深刻內涵，社會管理者們，也就是牧民的官員們，則是精心地把理論家們的研究成果轉變成社會規則，牧養着萬姓子民。
具有中國第一“色情小說”之稱的《金瓶梅》，現在已得到了藝術上的肯定，但其色情描寫流傳之廣，對後世文學的影響之大，是沒有哪一部小說能與之相比的，就連紅樓夢的成書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這本書的影響。
除了文字上的東西，明朝春宮畫的出現和流行，也並不亞於色情文學，據漢學家高羅佩考證，明朝時的春宮畫在其鼎盛時。
這些色情文學，在四、五百年之後的今天還能見到，足見當時的印數之多，流行之盛。
色情，自然是宣揚情慾的，而情慾則又實在是人之大欲也。明朝主流文化的檯面上高唱着“存天理、滅人慾”的高調，而它的背後流行的卻是宣揚慾望的色情文學。
雖然也時有遭受焚書毀版的查禁，可一部又一部的色情小說還是不斷出現和流行。
在同一片天空下，有着與理論上如此相悖的事情，豈不是有點兒匪夷所思幺?這大概要從儒士文人的生存狀態和環境說起了。
我們知道，明朝是一個嚴刑酷法的時代，自從朱元璋坐上龍椅的那天起，皇上便將天下的大權緊緊地攥在手裏，有着無上的權威。
明朝開國時是設有宰相一職的，但設了幾年，朱元璋覺得“一人之下”還有一個“萬人之上”的人，心裏有些放心不下，於是便設了一個“謀反”的罪名，把宰相一個個都殺掉了，並從此立下規矩。
朱氏天下永不再設宰相一職，後來這話便成爲家規國訓，永遠也沒有人敢提議恢復。
萬曆年間，張居正雖有宰相之實，卻無宰相之名。所以，在整個明朝期間，雖不斷有“太監弄權”、“閹人擅政”，把整個朝代弄得雞犬不寧，民不聊生，可無人敢提議復設宰相，幫助皇帝管理一個偌大的帝國。
明朝中葉出了一個過繼皇帝，因爲他要稱自己的生身父母爲太上皇和皇太后，廷臣們羣起而反對，這位皇帝便一氣之下再也不上朝與他的大臣們見面，時間達十二年之久。
用柏楊的話說，大明王朝那時成了一個無頭朝代。就是在那樣的情形下，帝國的朝臣們也無人敢有非分之想，可見那時儒臣們的中規中矩。
明朝的儒臣文士們之所以如此，大約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們自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忠君保國”，哪怕是一個混賬白癡坐在龍椅上，一肚子詩文的臣子們也要向他跪拜叩頭的。
《孟子》裏講民貴君輕，君者，船也，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所以孟子說:“民爲貴，君爲輕，社稷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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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在明朝，書生們讀到的《孟子》一書卻是欽定的刪節本，那些保民恤民的話都被刪削掉了，剩下的只有忠主賣命。再一個原因便是屠刀下的威服。
明朝定國之後不久，朱元璋便大開殺戒，忌憚功臣們功高蓋主，擔心自己死後子孫們壓服不住他們，便在他當政的二十餘年間，把與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們大多殺掉了，且用的都是滿門抄斬的法子，連門生故交都不放過。一面殺功臣，一面則是殺儒生。
他的四兒子朱棣從侄子手中奪過天下後，又接着殺了一陣，其中僅“讀書種子”方孝孺一案，就殺了八百餘人。
在開國之後的幾十年間，父子們一路殺下來，砍掉的人頭不可勝計，其中多數是儒生文士。
面對這樣的現實，誰還願意拿自己的腦袋和皇帝開玩笑?結果是，血淋淋的人頭，威服了二百餘年的書生膽。
所以，在宋朝可以做的學問這時便做不下去了。雖然在明朝後期出現了李贄、黃宗羲、唐甄一類的學者，提出了“童心說”和“新民本”說，現在這些學說也已經成了顯學，成了學者們研究的對象。
但在當時卻是地道的“隱學”，是“地下學者”，那些研究的成果都是偷偷地搞出來的，就是寫的書也只好用《焚書》、《潛書》爲名，不敢公開地印行。
真正的觀點不敢發表，科舉之路又是座獨木橋，自命清高的文人們開創出一種“訓詁文學”，埋首於故紙堆，“不那麼清高”的書生則只能寄情於市井文學。
書商們要賺錢，書生們要吃飯，有了閒錢的人們要愜意，通俗文學便出現並流行起來，流行得久了自然便流向了色情文學，因爲“牀笫文學”最能切中人性的慾望，最能成爲暢銷貨。
所以，色情文學一旦出現，很快就走上“暢銷書”的排行榜，自然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
在這些色情文學中，除了吸引讀者的“牀上動作”是重頭之外，還多多少少寄託了書生們的夢想。
在大約成書於明末清初的色情小說《舞花吟》中，便可窺見一點書生們的心思。書中寫了一位書生，一連搞了好幾個女人。
他一面周旋在幾個女人中間，一面又去下科場，結果是既考得功名，又把那五個女人全都娶回家中，美女簇擁，升官發財，快樂成仙。
劉達臨在《中國古代性文化》中談及明朝色情文學興盛的原因時說，其中之一是明朝的皇帝荒淫無度，官員們也大興吃春藥之風，起了帶頭作用。那意思裏還有批評執政者們提倡“理學”自己卻並不修行“理學”。
這原因固然也是有的，“官德”的示範效應是很大的。但我卻又想，看一看明朝之前的中國歷史，又有哪一個朝代的皇帝不是三宮六院、嬪妃如雲、荒淫無度呢?
可在那時卻並未帶動出色情文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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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兩朝，文字獄是十分盛行的。然而，考證這些文案，就會發現這些案件中，沒有一件是因爲創作色情文學而興的，即使有這一方面的原因，也並不純粹。
這不能不說又是一個十分奇特的歷史現象。我想，大約在政治家們看來，色情文學流行，雖然有傷風化，危及道德，不可不管，但也不必一概禁絕，像對付研究歷史、揭皇家短處的歷史學家。
只能說，這恐怕又是另一種轉移民衆矛盾的方法了。
而看一看明朝之後的清朝，文網依然極其嚴密，但色情文學卻尤進一步，便多少證明了這猜想的不差。由此觀之，明朝色情文學的興起，一方面，因爲正常的學術消失，書生們的心思無處可用，只好向女人的身體上去發揮。
雖然金瓶梅一書因其對性的描寫而聞名，但事實上，書中關於此類描寫實在只有百分之一，抱着這個念頭去讀此書的還不如去看看現在的網絡文學暢快。
鄭振鐸說：“如果淨除了一切穢褻的章節”，《金瓶梅》“仍不失爲一部偉大的寫實小說。”
有人認爲，雖然由於小說中有性描寫，使它對市井之民構成了吸引;但只有對傳統文化有相當認知的人，才能夠真正讀懂、讀透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