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儒朱熹毫無疑問是中國的名人，世界的名人，是孔子、孟子以來最傑出的弘揚儒學的大師。然而這樣一位大師，在生前卻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當前用莫須有的罪名—僞學逆造，打倒在地。弄得狼狽不堪，斯文掃地，含恨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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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出於政治考慮，對他進行嚴厲的打擊，禁錮，成爲南宋文化思想界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國歷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錮一個學派，一種學說，屢見不鮮，它並非學術之爭，而是排斥異己的政治鬥爭。
對朱熹的禁錮也是如此。因爲他主張，南宋王朝以臨安(杭州)爲首都是不利於發展的，應該遷都到長江邊上的南京，並伺機當復中原。這種激進主張得罪了那些習慣於偏安，妥協的當權派。朱熹疾惡如仇，連上6本奏疏，彈劾貪贓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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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仲友是是當時宰相王淮的姻親，王淮便授意吏部尚書鄭丙攻擊朱熹，說什麼“近世士大夫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宋孝宗輕信其言，道學從此成爲一個政治罪狀。
宋寧宗即位後，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竊權，引起專擅朝政的韓侂冑的嫉恨，把朱熹的道學誣衊爲僞學。韓侂冑指使親信捏造朱熹的罪狀，霸佔友人的家財、引誘兩個尼姑做自己的小妾，詆譭朱熹的名譽，把清正廉潔的朱熹搞得聲名狼籍。從此以後，政壇上對朱熹的攻擊一天比一天厲害，甚至有人公然叫囂要處死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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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沉重的政治高壓之下，心力交瘁的朱老夫子不得不違心地向皇帝檢討，無可奈何地承認強加於他的罪狀：私故人之財、納其尼女，甚至是扒灰兒媳婦。爲了顯示認罪態度的誠懇，他被迫說了一句最不該說的話：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徹底否定了自己。
在政治風潮的席捲之下，他的門生朋友惶惶不可終日，特立獨行者隱匿於山間林下，見風使舵者改換門庭，不敢再踏進朱熹家門。慶元六年，朱熹在孤獨、淒涼的病榻上與世長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