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所處的宋朝，被不少學者認爲是華夏文明的頂峯。宋詩、宋詞、宋畫，都是宋朝高雅文化的代表。由於雕版印刷術的大量使用，宋朝也成爲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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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雖然創立於隋朝，且在唐朝不斷髮展，但唐五代科舉錄取的人數很少。到了宋朝，科舉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技術的改進方面，宋朝發明了糊名、彌封、謄錄等方法;在制度的設計方面，不論家世背景，都是公平考試、擇優錄取，而錄取的人數也大大增加。趙冬梅認爲，宋朝之前的社會，是家族決定個人;從宋朝開始，個人開始決定家族的命運。一個家族只有不斷地取得科舉的成功，才能維繫家族的社會地位。科舉制的完備造就了社會的流動，司馬光也是這種社會流動的受益者。可以說，科舉制實現了宋朝的“中國夢”。
與科舉制相關的另一重要制度是皇帝制度下的士大夫政治。科舉尤其是進士科，是宋朝選拔官員最主要的途徑，90%以上的宰相都是進士出身。在科舉制影響下的士大夫政治，在范仲淹主政時期達到了巔峯狀態。主要表現爲政治風氣寬容，大部分官員有理想、有操守，同時能夠自我調整、自我糾偏。范仲淹表彰寇凖，稱讚他是“大忠”。
“大忠”就是愛國，關心江山社稷的長久利益;與此相對的是“小忠”，“小忠”就是愛皇帝，滿足皇帝合理或是不合理的需求。宋朝最優秀的官員具備“大忠”的精神，他們信奉的是：“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有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臺諫官負責匡正得失，批評力度非常之大，而臺諫官制度的形成，又得益於宋朝寬容的政治風氣。不殺大臣、不殺言事官，則是宋朝寬容政治風氣得以形成的重要保障。司馬光正是在這樣一種政治氛圍中成長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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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一生經歷四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仁宗與英宗是一對在內心深處抵死不願相認的“非親父子”。仁宗就是“狸貓換太子”故事中被換掉的太子。仁宗一出生就被抱走，被劉皇后認爲養子。仁宗沒有繼承人，不得已在晚年時才立幼年在宮中長大的趙曙爲皇子。英宗趙曙上臺後，始終不肯承認仁宗是他的“父親”，與養母曹太后的關係也非常緊張。因爲英宗生父的名分問題，宋朝官員出現了分裂。宰相主張稱“皇考”，臺諫官員則主張稱“皇伯”。
“濮議”等事件導致英宗在位的四年非常混亂。英宗非仁宗的親生子，而與英宗具有同等繼承權的宗室又不在少數，這就導致朝廷官員開始懷疑：選擇英宗繼承皇位是否正確?英宗的兒子神宗上臺後，承擔起了證明本支血統高貴的光榮責任。神宗想要做一個偉大的皇帝，他20歲即位，正是想要大有作爲而且可有所爲的時候。但是，由於幾年內仁宗、英宗先後去世，兩場國葬花費甚侈，加上長期的冗官冗兵，致使神宗上臺時，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財政困難。正在此時，王安石出現了。王安石認爲國家的問題不是沒有錢，而是“理財不得法”。於是君臣二人，一個不斷地開疆拓土，另一個則大刀闊斧地主持改革。
變法雖然達到了富國強兵的效果，但卻導致了國富民窮。同時，變法導致了宋朝官僚風氣的敗壞，破壞了思想文化的自由，士大夫政治元氣大傷，開始出現分裂。司馬光認爲，從此前一千多年的歷史來看，戰亂時間長而和平時間短，而“本朝百年無事”，有一些制度和方法值得珍視而不能輕易變革。司馬光對王安石最爲激烈的批評，主要就是官僚風氣的問題。在此之前，宋朝優秀的官僚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心中有是非判斷的原則。但是，神宗和王安石都信奉法家的思想，爲了效率可以犧牲其他。而只有採取高壓政策，讓官員“乖乖聽話”，才能建立起高效的運作機制。神宗的後十年可以稱爲“后王安石時代”，他基本上執行了王安石的政策，皇帝個人的權力更加集中，大部分官員只是唯皇帝之命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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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過世之後，司馬光衆望所歸地回到東京(今河南開封)，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信任。但是，他面臨的既是機遇，也是挑戰。無論是在政策調整，還是人事變動，亦或是政治風氣修復方面，都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但司馬光並不具備這些能力。在司馬光生命的最後18個月中，他抱着病弱之軀，想要報效國家，但身體狀況卻不允許，個人能力也不夠。經過神宗的統治，朝廷中的大部分官僚都是王安石的學生或者用王安石思想培育出來的官員。司馬光的政策調整如果不當，就會引發官僚羣體思想上的動盪。
此時的改革，需要執政者擁有非常大的決斷力和非常高的組織力。司馬光作爲臺諫官，給別人提意見，堅持原則，他是最優秀的;但作爲宰相，他並不合適。時代需要一位老道而有經驗、堅定而有理想，同時手腕高超的政治家，但是司馬光並不是時代所需要的人。司馬光做不到，後來的人如範純仁等也做不到。神宗之後，皇帝制度下的士大夫政治以及寬容政治風氣的時代，終於無可奈何地落下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