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聽了魏徵的建議堅持“以德治國”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吏治清明固然重要,但是更具有根本意義的是樹立怎樣的國策,給今後的國家和社會打下什麼樣的基礎。唐太宗剛剛登基後不久,君臣之間就曾經圍繞這個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唐太宗回憶道:當初我對魏徵說大亂之後不易大治。魏徵不同意我的意見,認爲大亂之後反而容易治理。就像危難當頭,人都想求生,怕亂就盼望穩定,希望治理就容易調教。魏徵說的就是“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的道理。他還提出著名的治國原則,那就是“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也就是說統治者怎樣對待百姓,百姓就會怎樣對待君主,這是相對應的,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所以,如果實行以德治國的國策,就一定會成爲文明高尚的泱泱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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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的大臣們都覺得魏徵說的是書生之言,按照他的意見辦,國家必定大亂。但是,唐太宗卻聽進去了,力排衆議,確立“以德治國”的基本國策,力行不倦。其實,唐太宗內心並不踏實,他總覺得善人治國,少說也得百年才能成爲文明之邦。因此,他做了長期堅持的思想準備。但是,結果讓他大感意外,只過了短短几年,唐朝就實現了天下大治。貞觀七年,唐太宗回顧這場決定國家走向的大論戰時,說道:“貞觀初,人皆異論,雲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欣喜之情,溢於言表。謙虛的唐太宗把這個功勞全都歸於魏徵,說幸虧有了魏徵這位“良工”,纔將他這塊“石頭”雕琢成爲美玉。推善與人,真君子也。唐太宗的這番表現,本身就是以德綏遠的典範。
隋滅亡後庫存還夠唐朝使用五六十年
“以德治國”是當政者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怎麼才能真正落實於行動之上,而不是流於粉飾太平呢?唐太宗給後人做了很好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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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如何做到的呢?魏徵曾經把治國的核心問題簡明扼要地向唐太宗做了闡述:“君何以名?爲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臣亦與焉。”這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經典表現,國家政務千萬條,最根本的只有一條,那就是愛護百姓。怎麼做呢?兩個字:輕稅。
把財富集中於國家,還是“藏富於民”,唐朝有着前車之鑑。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有爲的王朝,短短30多年之間,結束數百年的分裂局面,人口戶數翻了一番多,從開國時不足400萬戶,直線上升至900萬戶;修葺北方萬里長城,開鑿從江南到洛陽、再到幽州的“之”字形大運河,綿延千里,把中原、河北和江南三大區域緊緊聯繫在一起,再通往首都長安所在的關中。對外方面則北平突厥,南綏百越,西逐吐谷渾,東征高句麗。隋朝所做的事情,從國家的角度來說,都是必要的。既然如此,爲什麼隋朝這個大帝國會轟然倒塌、毀於一旦呢?這決不是市井流傳的隋煬帝獵色所致。
中國古代的稅收基本上是人頭稅,官方勤於清點戶口,實質上是爲了增稅。反過來,老百姓就會想方設法從官方的戶籍上逃匿隱漏。所以,古代戶口數從來不準確,戶口增減反映的是官方與百姓的稅收之爭。隋朝在短短時間內實現戶口的倍增,並不是人口繁衍的結果,而是朝廷嚴厲稅收政策的產物,戶口倍增就意味着稅收成倍成倍地增加。爲了增稅,隋朝還實行小戶制,要求子女成年後成婚分家,官方可以增加新的戶稅。但是,子女都分家,父母就難以老有所依,這同傳統的道德相悖。唐太宗曾經讓臣下清點隋朝留下的倉庫,經過隋末唐初的動亂與戰爭,竟然庫存量還能夠讓唐朝使用五六十年。換句話說,隋朝38年徵收的賦稅,夠得上全國使用將近百年,稅率之高,令人咋舌。國家興建的大型工程,是善是惡,不僅要看是否有利於國家,還要看老百姓是否能夠承擔,超過這個限度,與民爭利,則雖善猶惡。唐太宗君臣總結隋朝覆滅的慘痛教訓,指出:“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何其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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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唐太宗反其道而行之,登基時戶數僅剩400萬戶左右。按照一戶五口的最低標準換算,損失人口近3000萬。唐太宗難道不知道隋末數年動亂不可能傷亡百姓過半?如果像隋文帝那樣把官吏派到鄉村挨戶搜查,不就都找出來了嗎。可是,唐太宗沒有這麼做,他認了這筆糊塗賬,真是“難得糊塗”。而且,他還從法律上限制子女分家,規定父母在,子女分家要處罰。這更是不利於稅收的增加。說白了,唐太宗是在放水養魚。什麼“以德治國”、“藏富於民”,國家是要讓利的,這不是喊出來的,而是真金白銀做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