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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驚世界!二戰最厲害的間諜巨星佐爾格

來源:安安歷史網    閱讀: 2.85K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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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個叫作拉姆扎的諜報小組在東京祕密活動,它由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等九個國家的三十餘名情報人員組成。這不是一般的間諜小組,他們要刺探的是德、日等法西斯軸心國的戰略核心祕密。他們中爲首的,就是具有德國血統的理查德·左爾格——一位震驚世界的“二十世紀間諜巨星”。

與拉姆扎相比,其他的間諜活動都不過是“外行人的遊戲”。

——麥克阿瑟

理查德·左爾格其人

理查德·左爾格真名叫伊卡·哈爾多維奇·宗捷爾,1895年10月4日出生於高加索巴庫的薩芬奇鎮。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烏克蘭人。理查德三歲時,他們舉家移居德國,但左爾格卻從此與俄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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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爾格讀高中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此時的他同許多年輕人一樣,是泛德主義者,不加批判地愛國。於是,高中尚未畢業他就揹着家裏人自願入伍從軍。由於作戰英勇,他被授予二級鐵十字勳章。但同時,目睹戰爭的殘酷場面和人民的苦難,左爾格陷入極度的苦悶和彷徨。一份叫作《斯巴達克斯信札》的反戰祕密傳單對他觸動很大,它揭露了德帝國主義的掠奪政策,號召士兵起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迷惘的左爾格由此豁然開朗。1918年正式退伍後,他刻苦攻讀,以優異成績獲得了基爾大學社會學的博士學位;同時,他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國共產黨。1922年左爾格受黨的委派來到法蘭克福大學任助教,後又根據工作需要取得蘇聯國籍並轉入聯共,在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工作。除了處理特殊黨務之外,左爾格還以特有的洞察力分析各國局勢,推出了專着《新德意志帝國主義》,受到布哈林、庫西寧等共產國際着名領導人的讚賞。

然而,左爾格對前途卻另有想法:“諜報工作是我所喜歡的,而且我認爲自己適合幹這行……我的性格、興趣和愛好,都使我傾向政治情報和軍事情報工作,而回避黨內爭論。”1929年下半年,左爾格開始轉入祕密戰線。

深入東京戰績輝煌

1932年希特勒上臺後,日本與之沆瀣一氣,遙相呼應,在東西方形成了兩個戰爭策源地。如果日本同德國合作,將嚴重威脅蘇聯的安全。因此,蘇聯必須派人到日本建立可靠的情報網絡,於是,憑藉《法蘭克福報》駐日記者、德國駐日使館新聞專員的身份,左爾格踏上了日本的國土。

東方島國日本對包括左爾格在內的許多歐洲人來說是一個神祕莫測的國家,它同德國一樣窮兵黔武、侵略成性,不斷在國際上製造事端;其反間諜機構“特高”素以組織嚴密、手段殘忍而着稱。左爾格就是要在這樣一個陌生而又充滿荊棘的環境中組建以“拉姆扎”命名的偵察小組,其艱難可想而知。

1936年2月26日拂曉,日本少數“少壯派”軍人以剷除“君側之奸”爲名,率領千餘荷槍實彈的士兵在東京發動兵變,要求實行“國家改造”,建立法西斯軍人獨裁政府。“二二六兵變”在國際上引起震動,各國都急於瞭解其背景。次日,《法蘭克福報》搶先刊登了記者左爾格發自東京的一則電訊:“東京事變不僅僅是頭腦發熱的勇敢行動,它事出有因。”電訊言簡意賅地指出,兵變後,軍部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將得到加強,它將掌握對政府命運的生殺予奪大權。他除了給莫斯科總部祕密發回報告外,還發表題爲《東京的陸軍叛亂》的文章,這被公認爲歐洲關於“二二六兵變”最出色的政論之一。此事也證明了左爾格掌握的有關日軍內部的動態情報是翔實可信的,它標誌着拉姆扎正式啓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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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軍以軍事演習爲名製造了蘆溝橋事變。莫斯科指示拉姆扎儘快蒐集有關情報,預測中日戰爭的前景。左爾格迅速趕到北平採訪,後又成爲西方爲數不多的南京大屠殺的見證人之一。回到日本後,左爾格彙總情報,寫出了一篇有事實,有分析,有判斷的長篇報告,其中心論點是:中日戰爭將是長期的;日本必將陷入侵華戰爭的泥潭之中而難以取勝;中國因民衆在覺醒,會不斷增強抵抗;目前形勢將迫使日本不得不推遲其對蘇聯的大規模進攻。斯大林根據這份報告作出了援華抗日的決定,向重慶派遣了軍事顧問和飛行員。

從1939年歐洲戰場打響到希特勒進攻蘇聯,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是左爾格和他的拉姆扎戰績最爲輝煌,活動最爲曲折也最具傳奇色彩的時期。蘇聯方面披露,從拉姆扎啓動的1936年2月到被破獲的1941年10月,他們向莫斯科共發回806份情報以及大量資料和圖片。其中,下述兩份戰略核心情報是至關重要的。可以說,它們對二戰的進程和蘇聯衛國戰爭的最終勝利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自從二戰爆發以來,左爾格從希特勒的戰爭手法中悟出三條規律:祕密備戰,聲東擊西,突然襲擊。當全世界聽到德國叫囂入侵英國,而對蘇聯大講親善時,左爾格敏銳地覺察到,這是希特勒的花招,蘇聯將成爲德國的下一個獵取目標。此後,德意日軍事同盟條約的簽訂加大了他的疑慮。事實上,希特勒擬定攻打蘇聯的計劃,是在極其祕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但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隻言片語未必有多大意義,但種種信息加以彙總分析,就不難得出某種結論了。公平地說,在偵察納粹德國準備對蘇作戰的各國情報機關中,蘇聯自己的情報是最早的,這是左爾格及拉姆扎建立的最爲卓着的功勳之一。因爲,左爾格向莫斯科首次發出警報的日期是1940年11月18日,此時,離開戰還有七個月!更可貴之處在於,從那一天起,有關德國可能進攻的日期、兵力部署、主攻方向等情報,源源不斷地從東京發回莫斯科。左爾格作爲諜報人員,以其敏銳的嗅覺、靈活大膽的策略及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出色地完成了至今仍令人歎爲觀止的諜報史上的大手筆。遺憾的是,當時,蘇聯國內剛經歷過一場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這是列寧逝世後蘇共黨內鬥爭的繼續和激化,是由斯大林和少數幾個政治局委員發動的政治鎮壓運動,它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致使衆多無辜者被清洗、迫害。遠在東京的左爾格也未能倖免,總參部曾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追隨者”,甚至說“左爾格無疑是德國間諜,說不定還是個日本間諜”。戰爭是公正、嚴酷的法官,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未經宣戰,便重兵襲擊蘇聯西部邊界,致使蘇聯在短期內失去大片疆土,傷亡三百八十萬人。直到此時,莫斯科方面才恢復了對左爾格的信任。

當蘇聯當局意識到左爾格的情報貨真價實後,當即發出新指示,要求拉姆扎偵察日本政府對德蘇戰爭的態度,以及日本是否打算趁機從遠東打擊蘇聯後方。究竟是北攻還是南進,這對同德、意締結三國同盟的日本來說確實是一場性命攸關的戰爭賭博。北攻就是配合德軍夾擊蘇聯,以掠奪蘇聯遠東地區的資源,同時實現反蘇反共的政治目標;南進則是佔領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大片地區,攫取其戰略物資,這將意味着與美、英開戰。圍繞這一重大戰略抉擇,日本政府各界進行着激烈的交鋒。根據拉姆扎的觀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已進行四年,無論軍事力量還是經濟實力都無法同時對美、英和蘇聯作戰。加上日本本身資源匱乏,它將採取軍事手段來解決資源問題。西伯利亞太寒冷,缺乏唾手可得的原料,而東南亞地區資源豐富,石油、橡膠等戰略物資取之不盡。因此,日本短期內不可能進攻蘇聯,它的下一個目標很可能是向南。但,這僅僅是拉姆扎的推測,只有偵悉日本最高當局的最後戰略才能得到證實。左爾格及其戰友發動多方渠道的力量,從獲取的情報中,得知由天皇親臨主持的御前會議通過了《帝國國策綱要》,其中已規定:“加強向南方‘進出’的態勢,帝國爲達到此目的將不惜與英、美開戰。”爲了對會議結果作進一步證實,左爾格又特意派人到被佔領的“滿洲”和作爲備戰中心的大連實地考察。他們親眼目睹僞滿各地日軍兵運繁忙,登陸演習也在進行着。左爾格的戰友們還獲取了包括日軍南進部隊編制表等絕密資料。左爾格於1941年10月4日發回的電報,在世界諜報史上被稱作是最具典範意義的:

震驚世界!二戰最厲害的間諜巨星佐爾格 第3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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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15日以後,蘇聯的遠東地區可以認爲是安全的,來自日本方面的威脅已經排除。日本不可能發動對蘇戰爭,相反,它將向美國開戰。

拉姆扎的機密情報使蘇聯最高統帥斯大林下定決心從西伯利亞抽調二十六個精良師,其中十六個師增援莫斯科戰役,一舉殲滅了德軍三十八個師,從而扭轉戰局,爲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英雄的最後歲月

左爾格在日本一住就是八年,這在外國人中實屬罕見,加之他在社交界、新聞界極爲活躍,不能不引起日本反間諜機構的注意。大約在1939年,日本特高已開始立案調查左爾格。就在同時,特高不斷截獲發往莫斯科的電波,只是由於左爾格使用一臺便攜式發報機,每次變更發報地點,才使特高沒能立即破獲。然而,時間一長,左爾格在作出斐然成績的同時,也慢慢失去了應有的警惕性,比如,他沒有嚴格執行不與日共接觸的禁令,從而最終導致組織暴露——1941年10月18日,左爾格被捕了。

東京警視廳因爲左爾格一案“事涉赤色”,有失自己的威嚴,一直嚴守祕密,直到七個月後,當局才把事件定爲所謂“共產國際諜報案”,並第一次公之於世。被捕後,左爾格並沒有放棄戰鬥,他大義凜然地利用法西斯法庭揭露和控訴其罪行;並且,作爲拉姆扎領導人,他還要儘可能地保護戰友。左爾格在供詞中寫道:“我的主要目的是保衛蘇聯,使它免受各種反蘇政治陰謀的危害,免受軍事打擊的威脅。……我在日本既沒有發動共產革命的計劃,也沒有傳播其思想的意圖,我一個人承擔諜報小組的全部責任,這已經很夠了。”面對強大的日本反間諜機構,左爾格個人的抗爭是無力和徒勞的,只有莫斯科方面設法營救纔有生還機會。事實上,當時蘇聯關押着五六萬諾門坎戰役的日軍俘虜,這無疑可以成爲談判的一大籌碼,畢竟,左爾格爲其社會主義祖國立下過汗馬功勞。然而,不可思議的是,從對左爾格一案審理到死刑的執行,足有三年時間,莫斯科始終保持沉默。事後,他們的託辭是“我們對理查德·左爾格此人毫不知情”。對此,一位戰爭的倖存者,蘇聯特工、龐大情報網“紅色樂隊”的創始人列奧波特·特雷帕在回憶錄中指出:“他們寧願理查德·左爾格被處決,也不願戰後又多背上這麼一個見證人。這個決定不是來自蘇聯駐東京使館,而直接來自莫斯科。左爾格是蘇聯歷史上‘肅反運動’時期的犧牲品之一。”

1944年11月7日,左爾格走上了絞刑架。他神態自若,並用清晰的日語高呼口號。他是一位真正的蘇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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