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士彥於《宋論》點校例言指出：“船山史論兩種，成於最晚之歲。蓋讀史有感，隨事觸發。初無意於爲文，故每篇皆不立題目：而於上下古今興亡得失之故，製作輕重之原，均有論列。又自以身丁末運，明幟已易，禹甸爲虛，故國之痛。字裏行間。尤三致意焉。”的確，王夫之作爲明末清初與黃宗羲、顧炎武並稱的三大思想家之一，其思想的博大精深，讓人望洋興嘆：而把亡國之痛、故國之思打併到對傳統文化深刻總結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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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讓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作爲王夫之史論兩種之一的《宋論》，對抗金名將岳飛的刻畫和論述，在其少有推可的尖銳批判態度中，直以“嶽侯”稱之，用惋惜的筆調寄予了無限的同情和敬意。這固然與他的遺民情結有關，但除卻這個成分，王夫之透過歷史文化層面反思歷史人物所達到的高度和廣度，的確讓後人難以企及。可以這麼說，通過《宋論》及《宋論》中有關岳飛形象的論述及精當的評定，我們可以對岳飛有一個基本的全面瞭解。
而理解了岳飛。差不多就可以比較清晰的瞭解南宋初宋王朝與金國之間那場波瀾壯闊的軍事鬥爭，以及當時南宋王朝內部各種錯綜複雜的內部鬥爭：同時，理解了岳飛，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地瞭解有宋一代軍事制度和政治制度等一系列文化層面的內部運作規律。反過來而言，要全面真實地把握岳飛這一著名的歷史形象，也只有把岳飛放置在有宋一代整個文化史下加以觀照，才能真正詮讀岳飛這一歷史形象。
衆所周知，南宋初，南宋王朝所面臨的形勢。誠如宋高宗於建炎三年八月所言：“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鰓鰓然……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甚至連主戰派的李綱也雲：“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務自治，專以守爲策。”因此，在“不亡如縷”的歷史緊要關頭，南宋王朝要想繼續生存下去，其可供選擇的道路，無非就是戰、守、和、逃。面對四者的抉擇。宋高宗以一國之主，採取的策略是以逃帶守，以守備戰;以戰爲守，以守求和;以和養戰，以戰保和。
可見，由於各種利益的角逐，宋高宗的戰略落腳點始終在放在“和”上。“和”纔是是其所堅持的最高宗旨和最終目的，這可從他多次對自己心跡的表白中得到證實，如紹興十二年三月他說：“朕兼愛南北之民。屈己講和，非怯於用兵也。若敵國交惡。天下受弊，朕實念之，令通好休兵，其利博矣。士大夫狃於偏見，以講和爲弱，以用兵爲強，非通論也。”
紹興十九年四月高宗與秦檜的對話雲：“上曰：‘自頃用兵，朕知其必至於講和而後止，在元帥府時，朕不知有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檜曰：‘此所以延天命也。’上曰：‘用兵蓋不得已，豈可樂攻戰。本朝真宗與契丹通和，百餘年民不知兵。神宗雖講武練兵，實未嘗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爲念。蓋兼愛南北之民，欲以柔道御之也。”’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極力維護和議的秦檜已死，高宗仍對主和大臣魏良臣、湯思退說：“兩國和議，秦檜中間主之甚堅，卿等皆嘗有力。今日尤當協心一意，休兵息民，確守不變，以爲宗社無窮之慶。”
不過，儘管如此，高宗爲了更加有效的維護其統治，他並沒有放棄“戰”這個手段，因爲他十分清楚地明白，沒有“戰”作爲後盾，“和”無異於癡人說夢，所以，高宗又經常以“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敢忘於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圖大功”、“朕懷國家之大恥，竭盡民力以養兵訓戎，恢復之事，未嘗一日少忘於心”等這樣的高調激勵將兵在外的帥臣、大將，要求他們積極備戰。收復故疆，恢復中原，實現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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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身處南宋初年的岳飛，以一介草民，自覺承當起了挽救當時風雨飄零的南宋王朝的歷史使命，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迅速崛起爲“可謂中興諸將第一”，成爲南宋賴以生存的關鍵人物。作爲當時最高統治者，宋高宗不僅對岳飛“擢自布衣”，許以高官厚祿，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裏，便“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面對高宗的“寵榮超躐，有踚涯分”，弄得岳飛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以致於經常感喟“臣實何人，誤蒙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
在以利相誘的同時，宋高宗還使盡“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卿忠義出於天資，忱恂着於臣節。志徇國家之急，身先行陣之勞”、“卿智勇兼資，忠義尤篤。計無遺策，動必有成，勳伐之盛，妮耀一時”、“卿一時人傑。董我戎旅。百戰百勝，厥功茂焉”、“卿識洞韜鈐，天資忠孝，龍驤虎視，聲動四方，眷遇之隆，超越今昔”等這樣的甜言蜜語。蠱惑岳飛，這就像一頂無形的“緊箍咒”。控制着岳飛的思想，使得岳飛對高宗只能是“感激之心，唯極涕泗”。對於宋王朝，也只能是一心想“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因此，出身卑微的岳飛，時常以“委身徇國，竭節事君”作爲自己的人生信條，也就入情入理。不足爲怪。
但遺憾的是，岳飛並沒有弄清楚自己只是高宗手中的一顆棋子而已，更投有弄清楚高宗和權臣秦檜把自己當成這顆棋子的最終目的是什麼。一方面，宋高宗和權臣秦檜所使用的馭下之術，恰恰就是利用忠君愛國這頂“緊箍咒”給岳飛牢牢地戴上，然後讓他死心塌地的爲國捍難;另一方面，他們自己卻與懷揣着難言之隱及不可告人的個人目的，唯和是求，對主戰派將領時刻都有着很強的猜忌心理，這一點，王夫之曾給予非常尖銳地指出：“高宗之爲計也，以解兵權而急於和;而檜之爲計也，則以欲堅和議而必解諸將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
岳飛既然弄不明白，所以宋高宗只要在給自己的御札中表明“卿忠勇冠世，志在國家。朕方倚卿以恢復之事”、“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敢忘於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圖大功”。“朕懷國家之大恥。竭盡民力以養兵訓戎，恢復之事，未嘗一日少忘於心”時，岳飛不僅天真的相信了。而且還一直跟隨着統治者的意志“老實”地鼓吹所謂的“中興基業”，進而用自己的切實行動去收復中原失地、迎回“二聖”。其實。也許岳飛根本就沒有想到，他心目中的“中興基業”與統治者及其信任的權臣之間的“中興基業”，其間的距離到底有多大!
當然，岳飛有時也從感性的層面認識到了自己位卑權高，執掌軍事大權在當下的歷史環境中是危險的。因爲作爲熟讀詩書、飽食武藝的岳飛，對歷史和本朝與自身相關的典故應該還是有所瞭解的。歷史是不用說了。本朝對武臣的猜忌甚於以往任何朝代。石守信、高懷德之解兵，曹翰之不使取幽州，王德用、狄青之屢蒙按劾。都是宋代統治者不惜自家長城之壞而由來已久的成例。所以，王夫之甚至極端地指出：“夫宋所以生受其敝者，無他，忌大臣之持權。而顛倒在握，行不測之威福。以圖固天位耳。”
嘆不止一次的感嘆道：“宋之以猜防待武臣，其來已夙矣。”“嗚呼，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鑑陳橋之已事，懲五代之前車，有功者必抑，有權者必奪;即至高宗，微弱已極。猶畏其臣之強盛。橫加鋟削。”順乎此，也就不難理解秦檜爲什麼以歸虜之徒的身份，而會得到高宗的寵信，因爲秦檜只是“以文墨起家，孤身遠至。自可信其無他。”但萬萬沒有料想到的是，秦檜會“罅從中決，成巨浸以滔天。成乎蕭衍、楊堅之勢”，以至於高宗“藏刃靴中，思與爭死。而莫能自振”，這當然是後話。而岳飛則不同，他不僅有赫赫戰功。執掌軍事大權。而且令名播於全國，這對於“懷黃袍加身之疑”的宋代統治者來說。無疑如芒刺在背。就不得不置之於死地而後快了。總之，造成岳飛這種難堪的境地，是宋代一貫以來以“天下事盡繇書生”及“兵權不可假人”的政策主張使然，但其惡果卻是以至於“叩馬之書生知嶽侯之不足畏”這樣的局面。因此，造成岳飛的悲劇也就不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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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爲了保身，岳飛也曾屢次三番地提出解除自己的軍事職務以及懇辭朝廷對自己的封賞。據《鄂王行實編年》卷六《遺事》記載：當時“諸大將多貪功，先臣每被賞，輒以無功辭，甚至六、七辭，不肯妄受。”嗍這一說法並非虛言。從紹興四年四《辭建節札子》開始，紹興五年，岳飛除了一一辭掉朝廷給其兒子、母親的封賞外。又連續三上《乞官祠札子》、四上《辭檢校少保札子》及三上《辭招討使札子》。紹興六年，有三《乞終制札子》，有因《目疾乞解軍務札子》等，紹興七年，則有四《辭太尉札子》，兩《辭男雲轉三官札子》。九年，有兩《乞解軍務札子》，四《辭開府札子》，四《辭男雲特轉恩命札子》。十年，有五《辭少保札子》，及《辭冊命札子》。十一年，有三《乞解樞柄札子》、《辭衣帶札子》及《辭男雲除玉帶札子》等，從這麼多的辭呈來看，我們不可能不感覺到岳飛對自己的生存處境是時刻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
而且從這些辭呈的內容來看，岳飛也無時不在向最高統治者高宗進行思想彙報，以申明自己的忠誠。同時，我們也沒有絲毫理由懷疑岳飛的這片心思不是出自內心深處最真誠的想法。但應該明白的是，我們的相信甚至包括當時許多人的相信。都是沒有多大意義和價值的。恰恰是因爲岳飛過分的思慮謙謹，循名責實，反而讓高宗那顆時刻繃緊的“痛抑猛士”的猜忌之心產生逆反心理。即便如此，高宗還是經常外寬內忌地對岳飛屢屢承諾“朕惟明主不吝賞。所以求社稷之臣。良將不言功，所以恤國家之難。上下相與，古今一途”。這又讓岳飛不知所以然而飄飄然，只好“強起視事”。
況且，退一步講，岳飛面對自己蕩平“羣盜”，走劉豫，敗女真，收京闕，畫黃河以守新復之疆這樣的奇功偉績，每次不是辭就是讓，也有讓朝廷對其到底想要什麼產生懷疑。因此每辭一次，高宗反而給予更高的待遇，每一次獲得更高的待遇。則又讓岳飛更加受寵若驚。按照這個邏輯，高宗爲了讓岳飛死心塌地地爲“不亡如縷”的宋王朝服務，就越是要給他們高官厚祿。因此，岳飛越是對其恩賜不接受，就越是讓他們之間處於一種更加緊張的張力之中。還是王夫之說得好：“《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謂名之不可亟居，功之不可乍獲也。況帥臣者。統大衆，持大權，立大功，任君父安危存亡之大計。則求以安身而定上下之交，尤非易易矣。”正是在這種緊張的張力之中，過分的謙虛也許比稍微的驕傲所潛在的危機更大，其微妙關係即此可見，釀成岳飛的悲劇也即此可見。因此。王夫之說岳飛不能自保其身的悲劇“遇秦檜之奸而不免，即不遇秦檜之奸而亦難乎其免矣”，其深意也許就在這裏。
岳飛悲劇的釀成，還表現在他和同僚的關係處理上。當時諸將的基本情況是“位相亞。權相埒，力相等，功亦相次”，所以岳飛和諸將關係的處理好壞，也是其所堅持的事業能否取得最後勝利的重要原因。但是，岳飛總是以己之心量人之腹，天真地以爲自己的一片赤膽忠心能夠換取其他大將的理解。紹興七年三月在處理淮西之變時，岳飛在與同僚處理關係時過於率真就表現得十分突出。
當時，都督張浚“奏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罷爲少師，……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爲都統制，酈瑾副之。瑾與靳賽，皆故羣盜，與王德素不相能。德，威聲素著。軍中號爲王夜叉。……復謀之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制，而命呂祉爲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瑾素不相下，一旦使揠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張宣撫何如?’飛曰：‘暴而寡謀。且瑾輩素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馭之?’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哉!’即日乞解兵柄，持餘服。”
更有甚者，當張浚離開高宗前往督戰之時。與高宗約定“臣當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元帥。”岳飛卻譏之爲“相公得非睡語乎?”於是張浚“憾之終身”。可見，岳飛與當時德高望重的軍事統帥張浚的關係處理中，雖然道出了事實的真相，但是言出無忌，把話講的太真了，這就不僅得罪了張浚。而且還可以想見，也得罪了一批握有重權的其他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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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岳飛與高宗的心腹大將張俊的關係處理更是微妙而複雜。本來，岳飛曾是張俊的部下。並且對其有舉薦之恩，但在將兵打仗上。張俊往往屈居岳飛之下，於是其嫉妒之心隨之萌生，岳飛不但不顧及張俊的心理變化，而且還不時出語相譏。因此。張俊對岳飛是經歷了一個從“意不平”、“益恥之”、“有意傾之”、“大憾之”到與秦檜相謀“共危之”的心路歷程。
關於這點，王夫之早就看到了，他說：“嶽侯以少年崛起而不任爲元戎者，以張俊之故爲主將，從中而沮也。韓、劉、二吳，抑豈折節而安受其指揮?”招致的阻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況且。面對當時“文官愛錢、武官惜命”的一團烏煙瘴氣，岳飛卻要遵守“衆人都濁他獨清”的信條，說出如果“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命，則太平矣”這類不合時宜的話來。不僅如此，面對當時“諸大將多養尊自肆，崇飾體貌”，岳飛“獨以宣撫司官屬有冗員，蠧國害民，乞行裁減”。諸如此類的言行，不僅在當時顯得過於刺目，讓其他臣僚從心理上難以接受，而且把自己推人了一個更加孤立的深淵。
另外，“兵權不可以假人”這一基本信條，在宋代是被“天子含爲隱慮，文臣守爲朝章”的，因此，岳飛握有重兵且威名在外，與最高統治者皇帝和文臣之間關係的處理，也就直接關涉到了他的自家性命。岳飛和高宗之間的緊張關係的特別惡化，是以武臣的身份於紹興十年六月上《乞定儲嗣奏略》。本來，高宗對岳飛就一直在處在疑忌相參之間。但是很明顯，這一奏摺的上呈已經完全打破了這種微妙的平衡。據《鄂王行實編年》卷六《遺事》載岳飛“視國事猶其家，常以國步多艱，主上春秋鼎盛(按，當時高宗年三十四)，而皇嗣未育，聖統未續，對家人私泣，聞者或相於竊迂笑之。十年北征，首抗建儲之議。援古今，陳厲害，雖犯權臣之忌而不顧，天下聞而壯之。”
這段話至少有兩點是值得強調的，一是岳飛以武臣的身份干涉朝政，說了其他所有大臣都不敢說的“真話”：二是不僅犯了權臣之忌，也許更重要的還是犯了高宗之忌。因爲這不僅是對高宗人格尊嚴的挑戰，也是對其獨一無二的皇權的挑戰。可想而知，岳飛離自己的悲劇結果是越走越近了。其次，岳飛與文臣之間關係的不良處理，除了說出“書生不習軍旅”這類讓文臣聽了反感的“真話”外，更主要的是不時對虛僞文臣進行直面抨擊。據《鄂王行實編年》卷一記載：靖康二年“五月，大元帥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先臣上書數千言。
大概謂：‘陛下已登大寶……’書奏，大忤用事之臣，以爲小臣越職，非所宜言，奪官歸田裏。”可見，岳飛從此時起對即當朝文臣抱有輕蔑的態度。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說盡讓那幫屈膝求和的文臣們不愛中聽的大實話。又據《鄂王行實編年》卷六《遺事》記載：“復襄漢時，宰相朱勝非使人諭之曰：‘飲至日建節旄。’飛愕然，曰：‘丞相待我何薄也!’乃謝之曰：‘飛可以義責，不可以利驅。襄陽之役，君事也，使訖事不授節旄，將坐視不爲乎?”可見，朱勝非本是出自一番好意，卻遭到了岳飛的當頭棒喝。可以想見，朱勝非的內心肯定不好受。至於岳飛與文臣秦檜、万俟卨等之間的複雜關係，已是衆所周知的事實，不必贅敘。因此，與文臣關係的這種處理方式，則成了釀成岳飛悲劇的直接原因。
綜上所述，通過王夫之對岳飛形象論述的梳理和整合，結合有宋一代的文化史加以考察，不僅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南宋初年那場波瀾壯闊的軍事鬥爭，也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當時紛繁複雜的政治鬥爭，而且，還可以更好地理解岳飛“進無以效成勞於國，而退不自保其身”的人生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