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自漢武帝劉徹獨具慧眼，聽取董仲舒等人的意見，推行“更化”政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生的遭遇宛然新舊兩重天，“換了人間”，其身價地位就像當今股票市場的“牛氣”似的，一個勁的往上猛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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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最具有說服力的例子，莫過於齊地菑川人公孫弘在“耳順”(六十歲)之年，以白衣而爲博士、內史、御史大夫，直至丞相，封平津侯，風光無限，顯赫一時，成爲普通儒生用孔子這塊敲門磚撞開利祿大門的一面旗幟，使天下讀書人在經歷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苦難，無賴皇帝劉邦拿儒冠當作尿盆使的屈辱，竇太后逼着轅固生赤手空拳搏鬥野豬淫威之後，終於看到了隧道盡頭的亮光，冬去春來的希望，揚眉吐氣有期，彈冠相慶可待，於是乎個個精神抖擻，意氣風發，準備到官場上一顯身手，大展抱負，用東漢大歷史學家班固的話來說，就是“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漢書·儒林傳》)
公孫弘仕途騰達，官運亨通，當然是際會風雲所致。但是，不可否定的是，這也包括他自己有幾把刷子的因素。首先，處事謹慎，能擺正自己的位置，從不做出頭鳥，更不和漢武帝搶鏡頭，“其行慎厚，辯論有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漢書·公孫弘傳》);“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同上)。總之，爲人做事十分低調，收斂鋒芒，寧可犯政治錯誤，也決不犯組織錯誤，與漢武帝保持高度一致。
其次，生活比較儉樸，能比較高明地展示自己道德上的優點，符合朝廷“以孝治國”的基本原則。如對待自己的後母，奉養盡孝，勝於親出，自是人子的典範，堪爲社會的楷模：“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同上)。又如生活上清廉自律，樂於助人，將俸祿都用來安頓親朋好友的生活，常堂堂丞相居然毫無積蓄：“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同上)。積德行善，有口皆碑。儘管汲黯等人辛辣指出公孫弘這麼做動機不純，是狡詐的表現：“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同上)。可在公孫弘太極推手式的表現面前，汲黯等人的指責根本不能動搖漢武帝對公孫弘的信任：“上然弘言”;“上益厚遇之”;“上以爲有讓，愈益賢之”。能在風波險惡的官場上如此遊刃有餘，進退從容，公孫弘的能耐不可不謂極大，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第三，談吐頗有幽默感，爲人不乏親和力，史稱公孫弘“爲人談笑多聞”就是明證。這在複雜的官場環境中，是調節氣氛，改善關係的有效潤滑劑(就像今天的官場裏，能信口便來“段子”的哥們兒，始終要比整天拉搭着一張苦瓜臉的傢伙受到歡迎的情況一樣)。公孫弘具備這方面的天才，無疑對其在官場上立足有着巨大的幫助作用。因此《漢書·循吏傳》稱道他“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緣飾吏事”。正是他不同於一般“迂遠而闊於事情”的陋儒的地方，爲“天子器之”也就十分自然了。可見漢武帝將他樹立爲學者從政的典型絕非是無的放矢，心血來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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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孫弘雖然不乏才幹，也有政績，所謂“居官可紀”，可是卻存在着一個致命弱點，即心地十分狹窄，心理相當陰暗，患有無可救藥的“紅眼症”，“文人相輕”、“官場傾軋”到了極端的地步。史稱其“性意忌，外寬內深”;“多詐而無情”，這就是說，他小雞肚腸，大奸似忠，大惡如善，表面上一副謙恭和順、彬彬有禮的正人君子形象，實際上城府極深，自我中心欲膨脹。當面是人，背後是鬼。同僚當中凡與他有隙怨者，“無遠近，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漢書·公孫弘傳》)真可謂臺上握手敘歡，腳下卻猛使絆子，懷恨在心，睚眥必報，遲早讓人家吃不了兜着走，稀裏糊塗撞個頭破血流。
主父偃也是朝廷重臣，同樣頗得漢武帝的信任，“上從其計”，“歲中四遷”(《漢書·主父偃傳》)。尤其是他提出“推恩”削弱諸侯王實力的建議，深得嗜權如命、專意獨裁的漢武帝的歡心，成爲武帝身邊的大紅人，恩寵有加，權傾朝野。主父偃的得勢，讓公孫弘在一旁瞧着十分的不爽，他遂與主父偃結下很深的樑子(“有隙”)，時刻等待着報復的機會。
機會終於來了。主父偃由於懲治齊王、燕王等諸侯過於嚴酷，激起了王公貴族們的強烈反彈，加上他自己手腳也不乾淨，曾“受諸侯舍金”，因此激怒了漢武帝。“大人豹變”，武帝遂下令將主父偃下獄懲辦。不過，直到此時，漢武帝還不想取主父偃的性命，“上欲勿誅”，可公孫弘不幹了，他知道錯過了這個村，就沒有下個店了。只有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對主父偃落井下石，才能永遠除去這個自己在官場上的強勁對手，徹底釋放長期憋在自己心中的怨氣。於是他一改“不肯面折庭爭”的做法，旗幟鮮明，振振有詞，堅持要將主父偃處以極刑：“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漢書·主父偃傳》)。在他執着的堅持之下，武帝最終改變了“欲勿誅”的初衷，下令將主父偃處死並夷其九族。可憐的主父偃，就因無意中得罪了這位“外寬內深”的公孫弘而招致慘痛的殺身滅族之禍!公孫弘的陰險和歹毒，由此可見一斑。
至於公孫弘整治一代大儒董仲舒，更是典型地體現了其大奸似忠、大惡如善的卑劣“小人”伎倆。
董仲舒是漢代首屈一指的儒學大師，治《公羊春秋》學獨步天下，無人出其右者，對漢代儒學的復興和發展曾發揮過不可替代的作用：“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漢書·董仲舒傳》)有人把他比之爲姜太公和伊尹，認爲其功業卓絕，要遠遠勝過管仲和晏嬰：“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霸)者之佐，殆不及也”(《漢書·董仲舒傳》引劉向之語 。連王充這樣的漢代正統思想異端者，對董仲舒也是敬仰有加，喻之爲周文王、孔夫子的嫡裔傳人：“文王之文在仲尼，仲尼之文在仲舒。”
公孫弘與他相比，不僅學術經歷要淺薄得多(他“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出道晚的多)，而且水平更是要略遜一籌，“不如仲舒”。本來這是事實，也無礙於公孫弘做自己的丞相大官，因爲學者與政客，畢竟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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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氣量極其狹小之性格特徵，決定了他根本無法容忍有人比自己在某些方面要強的現實，所以，他妒火中燒，忿恨滿腹，《漢書》用“嫉之”簡單兩字，活靈活現地刻畫出他對董仲舒的陰暗心理、仇視態度。
於是，公孫弘開始想方設法，處心積慮與董仲舒作對爲難，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當時，漢武帝有一位胞兄，爵爲膠西王，其人驕橫狂悖、兇蠻殘忍，把殺人視作小菜一碟，雙手沾滿了無辜者的鮮血：“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太守一級的高中層官員)。”於是公孫弘就鄭重其事地向漢武帝舉薦：“獨仲舒可使相膠西王。”就是讓董仲舒離開中央朝廷，去當膠西王的國相，企圖借膠西王的屠刀，取董仲舒頸上的人頭。
漢武帝不知就裏，還以爲是公孫弘爲朝廷舉賢，盡做丞相的職責，自然是欽此恩准。董仲舒當然也不笨，完全洞悉公孫弘的險惡用心，可是聖意似天，皇命難違，只好強打精神，接旨前往赴任，落得個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所幸的是，“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還多少有點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姿態，沒有太爲難董仲舒。而董仲舒本人又有自知之明，處處謹慎從事，三緘其口，終於保得首領，最後以“病免”告退，巧妙地挫敗了公孫弘借刀殺人的圖謀。
從公孫弘對待董仲舒的行爲看，公孫弘的的確確是典型的“小人”。具體而言，他因學問遜於人而萌生殺機，足以見得其性格之狹窄殘忍;欲借刀於暴戾縱恣的膠西王之手，又足以見其害人手段之陰險毒辣，防不勝防。真稱得上是“內行整內行”的行家裏手。更加令人叫絕的是，此人十分善於僞裝，明明是要置人於死地，卻偏偏能裝出一副誠心誠意，和藹熱情的樣子，“陽與善”，誘使你不經意中鬆懈警惕，門戶洞開，以致深陷絕境，飽嘗苦果，輕則下獄，重則丟命。
古今同源，又有誰能說當今世道上就沒有公孫弘這類“小人”呢!與此類人交，可不慎歟?借用捷克著名革命領袖伏契克的話來說，便是“善良的人們，你們可要警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