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0月12日，烏拉圭的一支業餘橄欖球球隊老基督徒球隊租用烏拉圭空軍571號包機，前往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參加一場橄欖球比賽。納多·帕拉多，時年23歲，是當時老基督徒隊的一員。他後來回憶說：“在我們出發去聖地亞哥的前夜，隊長告訴我們，飛機上有十個空座位。如果誰願意帶家人或者朋友，那就去吧，他們可以免費坐飛機。”於是帕拉多帶上了母親澤尼亞和妹妹蘇茜，他沒有想到，這卻是一條不歸路。
當天，飛機飛到安第斯山脈附近時，天氣變得很糟。飛機在阿根廷的門多薩臨時降落。第二天早上，飛機從門多薩起飛，飛往聖地亞哥。下午3點多，飛機突然開始輕微顛簸。大部分乘客並沒有在意，但是飛機顛簸得越來越劇烈，甚至連飛行員也沒有意識到，此時飛機已經偏離了航線。此時，整個山脈上空雲層密佈，飛機按計劃應橫過安第斯山，到庫里科去，之後再轉向北，飛往聖地亞哥。然而，在茫茫雲海中，飛機撞上了安第斯山脈深處的一座無名山峯，飛機尾部被撞飛，機身前半部分順着山坡滑落。由於特殊的U型坡度和厚厚的積雪，飛機最終停了下來。45名乘客，33名得以倖存，包括帕拉多和他的妹妹，但兩名飛行員都不幸遇難。沒有人能告訴這些倖存者他們當時在哪兒。

最初的幾個小時裏，我幾乎沒有什麼感覺。後來天漸漸亮了，意識也隨着血液慢慢流回我的大腦，我聽見周圍有人聲。 眼前的影子漸漸化成一個人的臉，我看到一對深褐色眼睛上面的一蓬亂髮。我慢慢伸出手去摸自己的頭，發現頭髮被幹了的血塊粘在了一起。周圍的人在輕輕地耳語着，我終於明白了一件事：我們的飛機墜毀了，我們掉進了大山裏。機上45人活下來的只有28人，我最好的兩個朋友和與我同行的母親都死了，19歲的妹妹蘇西奄奄一息。 到了第8天下午，我用手臂攬着蘇西，突然感覺到了她的變化，她臉上的憂愁漸漸淡去，然後停止了呼吸。 我從沒有過這麼強烈的孤獨感，我才只有22歲，母親死了，妹妹也死了，最好的朋友也死了。我們中的多數都只是些從18歲到22歲的、涉世未深的年輕人，然而我們卻被拋棄在這荒山野嶺中，飢餓、傷痛，還有寒冷，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死亡的威脅。

機上的副駕駛員在生命垂危之際曾喃喃道：“我們已經飛過了庫里科。”庫里科是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南面100英里的一個小城市。照此推斷，只要越過西面最高的這座山峯，向西就是智利。這給我們帶來了希望。 但是，首先要想辦法活下去。進入冬季的安第斯山，決不是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寒冷折磨着我們，高山空氣稀薄，肺得不到足夠的氧氣，高山的陽光充滿了強烈的紫外線，嘴脣和皮膚都起了泡，厚厚的積雪讓我們舉步維艱，稍一走動，雪就沒到臀部。墜機後，隊長馬塞洛召集未受傷的人組成搜救小隊，將幾十個被困在機身裏的乘客解救出來。兩個學過醫的隊員羅伯特和古斯塔沃幫着照顧傷員。有的人傷得很重，一個名叫恩裏克的球員被一根6英寸的鋼管刺穿腹部，古斯塔沃替他將鋼管從身體裏猛拉出來時，連帶着拉出了幾英寸長的腸子!但性格堅韌的恩裏克不顧自己的傷痛，馬上又去幫助其他人。
終年積雪的安第斯山峯，夜晚溫度低至零下30℃。第一夜，5個重傷的倖存者在嚴寒中死去。空難倖存者愛德華·斯特勞克回憶起第一夜的經歷時說：“我們把所有屍體從機艙拖到外面，這樣我們在機艙裏就有更多的空間。”這些倖存者用摔壞的行李和木椅堵住飛機的破洞，再用雪塞住縫隙處，把飛機座椅上的座套拆卸下來縫合在一起，裹在身上保暖。晚上所有人擠在一起，臉對着臉睡覺，這樣呼出來的熱氣就可以噴到對面人的臉上。我們都帶有打火機，可以輕易地生起火來，但身邊卻沒有可以燃燒的東西。我們甚至燒掉了我們所有的紙幣———大約7500美元被付之一炬用來取暖。然而這樣也無法阻擋不斷有人死去。在夜晚，飛機殘骸外面的溫度低至零下30℃，飛機裏面的溫度也只有零下25℃。帕拉多說：“我們每個晚上都祈禱明天會有太陽。”然而，因爲無法得到及時的醫療救助，蘇茜還是在空難發生兩天後永遠地告別了這個世界。
生死契約
在空難發生後的前10天，倖存者都滿懷希望。然而在第10天，收音機裏傳來消息，搜尋倖存者的行動已經停止。空難倖存者卡里託斯·帕澤在紀錄片《我活着》中講述當時的心情：“在被救援的希望破滅之後，留給我們的只剩下漫長的煎熬，希望徹底破滅了。”此時他們早已吃光了所有的食物，隨身攜帶的巧克力和沙丁魚罐頭已經沒有了。帕拉多回憶說：“有人看着我說，我想把飛行員吃掉。”這天傍晚，27名倖存者聚集在一起，立下了一個“恐怖協議”——“如果我死了，你可以吃掉我。”空難發生後第10天，倖存者開始以屍體果腹。據帕拉多後來在回憶錄中說，當飛機墜毀後，驚恐、沮喪和寒冷麻木了倖存者的食慾，直到一週後，他們才感覺到飢餓。倖存者的食物很少：幾塊巧克力、什錦點心和幾瓶紅酒。墜機後的幾天裏，衆人將食物分成很少的量，以免把他們微薄的補給用盡。費託還設計一種把雪融成水的辦法，他把雪放上金屬座位。用陽光把雪融掉後滴入空酒瓶。即便分配很嚴格，他們的食物還是很快地減少。白雪皚皚的山上不會有天然植物或動物存活。衆人作出集體決定，吃死去戰友的屍體。這個決定不是輕易做出的，因爲大多死難者都是親密的朋友和同學。一開始，他們試圖找行李箱上的牛皮或飛機座墊下的稻草啃吃果腹，就在所有可吃的東西都吞下肚時，帕拉多的眼睛看到附近一個小男孩身上的傷口，他立即意識到，如果想活命，他們接下來只能吃人肉。 帕拉多說：“在當時那種情況下，人類社會的規則不再屬於我們，山中的規則由大自然決定，我們爲了生存必須適應這一規則。一開始我們有27個人從墜機中生還，我們將手全都擱在一起，組成了一個圓圈，然後我們立下了這個協議。”
又遇災難
然而，不幸卻持續降臨。10月29日，空難發生後第16天，一場雪崩沖毀了倖存者們賴以生存的機艙殘骸，8人當場遇難，另外19人在機艙中被困3天后爬出雪堆;11月15日，空難發生後34天，又有3名體弱和受傷者死去，倖存者只剩下16人。帕拉多想起當時的情景至今仍然心有餘悸：“等待充滿恐懼，從某種角度來說，等待就意味着被判了死刑。我一直對自己說，我必須儘快離開這裏。”
12月12日，空難發生後第61天，包括帕拉多在內的3名倖存者決定走出最冒險的一步，也是唯一可能的一步——翻越西邊的高山，尋找救援。2名倖存者的想法很簡單，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一直走下去，直到自己停止呼吸。經過9天的艱難跋涉，度過了極度的疲憊和深夜的嚴寒，帕拉多和他的同伴終於走出了高山雪線，走進了河谷地帶。12月20日，他們看到一個騎馬人的身影;3天后，12月23日，救援直升機救出了所有幸存者。16名倖存者的獲救，被稱爲“安第斯奇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