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據學，是一種治學方法，又稱爲考證學或樸學，主要的工作是對古籍加以整理、校勘、註疏、輯佚等。對於考據學，梁啓超在“概論”中有幾句扼要的話：其治學之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證不信”。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爲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佚，等等。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發展概況
在中國學術史上，考據學同所謂漢學是密切聯繫的，是漢學家所使用的治學主要方法。漢學是對宋學的一種反動，濫觴於明末清初，大盛於乾嘉時代，考據學大體也是這樣。
考據學產生在明代中後期，“它與清代考據學不論從時間的前後銜接，還是從學術思想、治學方法及學術成果的繼承和發揚上來說，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清代考證學得到了迅速發展，全盛時期的代表人物有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孫，等等，考證方法大同小異。到了章學誠，又提出了“六經皆史”的論點，又前進一步。
產生原因
學者嘗以爲清代考據學之興盛緣於清初的文字獄政策。清代考據學與文字獄的關係問題，很多學者認爲，清人從事考據學是爲了逃避文字獄的迫害而躲入故紙堆中。較早持這種觀點的有章太炎、梁啓超等一代大家，魯迅、范文瀾、翦伯贊、郭沫若、鄭天挺等先生都持類似的看法，文字獄成因說幾成定論。例如孟森說：“乾隆以來多樸學，知人論世之文，易觸時忌，一概不敢從事，移其心力，畢注於經學，畢注於名物訓詁之考訂，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明清史講義》)。蕭一山說：“有民族思想的學者，在異族的鈐制政策下，不甘心作無恥的應聲蟲，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黨，自由研究學問，也怕橫攖文網，那還有甚麼辦法?只好'明哲保身'，'尚友古人'，向故紙堆裏去鑽了。”(《清史》)
作用及影響
關於清代考據學對後世的作用和影響，有些學者認爲，考據學“了無益處”、“究復何用”，完全否認考據學的價值和對後世的貢獻。實際情況到底怎樣呢?我們知道，清代考據學者不僅對傳統儒家經典進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還對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範圍內的傳統文化典籍進行了清理和爬梳。他們通過校勘、辨僞、輯佚、註疏、考訂史實等多種手段，對浩如煙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僞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許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僞混雜的文獻基本恢復了本來面目，使許多晦澀深奧、不能卒讀的典籍，大體可供閱讀研究。
如果沒有清代考據學者的整理與研究，近現代學者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不知要走多少彎路，耗費多少精力。儘管其研究和整理尚未能進入理性的批判與反思這一層，但他們爲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較爲翔實可信的資料。誠如郭沫若所說：“欲論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從事考據，或利用清儒成績，是舍路而不由。”
的確，清代考據學是研究傳統文化學術最基本的方法。不論是近代學者，還是現代學者，無論其承認也好，諱言也好，只要是以我國傳統文化典籍爲研究領域或研究對象的，都或多或少地要運用清代考據學的成果和方法，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近代學者對清代考據成果和考據方法的廣泛運用和借鑑，充分說明了考據學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和強大的生命力。
特別是清代考據學所具有的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懷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於超越前人的創造精神，以及“不攘人之美”、反對抄襲的學術規範，對於我們今天從事學術研究仍然具有現實意義。正如梁啓超所言：“考證學直至今日還未曾破產，而且轉到別個方面和各種社會科學會發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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