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是怎麼評價蘇轍的《詩集傳》的?這是很多讀者都特別想知道的問題，下面小編就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感興趣的朋友就一起看看吧。
蘇轍對於漢唐以來《詩經》學史上的基本問題都進行了思考與辨析，其中最突出的特點是以“人情說”來註解詩篇，比較接近於詩篇原意，促進了《詩經》研究從經學向文學的轉變，對於《詩經》漢學權威的瓦解以及宋學傳統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承前啓後的作用。
宋代人表現出比較自覺的人情觀念，認爲聖人制禮作樂，創造文明都是本於人情，以人情爲據。蘇氏父子推廣其義，形成了自己的“人情說”。
蘇洵以爲“《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蘇軾認爲“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在禮和人情的關係上，蘇軾認爲“禮之初，始諸人情”;蘇轍多次申述“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強調禮的依據是人情，要順應人情。“人情說”是蘇氏蜀學學術思想的重要內容，因而，以“人情”解經也就成爲蘇氏蜀學的重要特色。
以“人情說”來註解《詩經》時，蘇轍重申了《詩》“抒發情志”的特質。
蘇轍指出，《詩》是天下之人發泄情感、揮幽斥憤的抒情之作。作品不僅出自於公卿貴族之手，也來源於平民百姓之口，他們或抒發貧賤困苦產生的憂愁悲苦，或敘述豐美盛大帶來的歡愉快樂，所涉及的範圍上至國家政事、天下興亡，小達飲食男女、草木鳥獸蟲魚，無所不及，其間又何嘗存在一定的“義”與“法”呢?這正是世儒解詩晦暗不通之處。蘇轍這段話可以說是以文學家的素養對六朝“詩緣情”思想的闡揚。
《詩集傳》發掘出《詩》中豐富而真切的情感狀態，表明蘇轍對《詩》作爲文學作品的(情感)特質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