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與孔子的治國理念有什麼不同之處?這是很多讀者都特別想知道的問題，下面小編就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感興趣的朋友就一起看看吧。
一、主要相同之處
從外在形式看，德制與法治是迥然對立的，歷代統治實踐中。更多的時候是二者相融並存，即使在明確張揚儒家德治的時候，還具有不可言說的另一面——暗裏運用着法治主張。究其根本原因，在於二者既相互區別，彼此不可替代，又存在明顯的相同之處。
1、二者的立言宗旨是相同的，追求着同一的目的：維護現行宗法等級秩序，爲統治者提供有效的執政方略。孔子重德，主張修身，培養應有的德行。君臣、父子各有自己的德行，德治就是爲了達到恪守各自的本分，循規蹈矩，彼此不得逾越。
韓非主張法治。嚴明賞罰。但同樣強調君臣、上下、妻妾、嫡庶之別，一切自有嚴格界限，各自都應安於本分，恪守已位。可見，維護封建等級秩序是儒、法共同遵守的宗旨，無論是追求理念的提出，還是追求操作層面的規定，其結果都是爲鞏固現行統治服務。
2、從理論特徵看，兩種主張均具有內在的邏輯線索，呈現出相對完整的體系化樣態，進而可以從理論上推出理想化的效用性。孔子和韓非都對自己爲統治者提供的治國之術寄予無限厚望，堅定地認爲，憑藉自己的主張，完全能夠解決面臨的社會問題與困境，達到理想中的完美境地。儒家的揚善與法家的懲惡可謂殊途同歸，指向了安定社會秩序、實現天下太平的目標。因而均可以得到統治者的注意與青睞，或明或暗地被採納並應用。
二、主要對立之點
1、理論前提不同：性善論與性惡論的對立孔子德治學說的理論前提是人性善論。所謂仁義禮智，我固有之，非外在賦予：“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而且，人還具有先天的“良知”道德品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盡心上》)
既然人生來性善，可以接受勸說和教化，那麼，施行德治就是可行的，通過倫理勸諭可以達到理想中的社會秩序。正因如此，道德教化論就成了孔子德治的核心內容之一。
然而，法家完全反對這一主張。並對性善論進行了詳盡的批駁。認爲人性本來自私又功利，“民之故計，皆就安利而闢危窮。”(《韓非子·五蠹》)“君臣之計，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韓非子·難一》)
“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做車子的輿人希望人富貴，做棺材的匠人希望人死掉，原因在於利益使然，非人性之善惡。既然人天生自私，趨利避害，就客觀上爲行使賞罰提供了可行性。
另外，人性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處於不斷變化之中，“上古竟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原因在於“古者……人民少而財有餘，固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民衆而貨財寡，實力勞而供應薄，固民爭。”
可見，人口、財富、社會關係等因素都是不斷變化的，人們的觀念品行也就自然隨之而變化。況且，韓非認爲，道德高尚的人是有限的，自覺爲善者寡，懼罰遠惡者衆。既然人們並非自覺自願爲善而不爲惡，就有必要以法治手段逼人棄惡從善。
2、理論核心不同：道德至上與法治至上的對立。儒家學說中，道德的作用被渲染到極致。孔子學說就是典型的道德決定論，德治是核心內容之一，“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論語·爲政》)作爲統治者，只有以德爲政，民衆才能象羣星繞北斗那樣擁戴統治者。
具體地說，一是通過修身，而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二是要靠教化手段，教而化之，以道德感化孜孜爲利的小人，提高他們的德行。而韓非針鋒相對，認爲德不如法，治國要靠刑罰手段，法的作用至高無上。“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韓非子·有度》)
可見，在韓非看來，奉法強弱，成了國之強弱的決定性因素。沒有法治，就不能治理好國家，即使堯舜也是如此，善於做君主的，只能行賞罰，去仁義，“無錘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韓非子·奸劫弒臣》)
更何況，對於不可教化之人，德治是不起作用的，只能靠懲治之術以正其身，“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固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故嬌於愛而聽於威矣。”(《韓非子·五蠹》)
可見，對於那些父母、鄉人、師長苦心教化無效的不肖之子，在官吏欲批捕面前，因害怕而能馬上改變行爲。由此，韓非得出結論：“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緊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韓非子·顯學》)走懲惡以揚善之路纔是明智選擇。
3、理論蘊涵的民之地位不同：重民與輕民的對立孔子是春秋時期具有重民思想的思想家之一。《荀子·哀公》篇載有孔子答魯哀公的話：“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孔子重民更體現於孔子的德治、教化思想中。“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
主張對民以寬，保民、惠民、富民，若是對民以刑，百姓縱使服從統治，也不會心悅誠服，只有用道德教化去引導，才能使百姓有羞恥之心;還認爲，要惠民，就應該減輕剝削，避免聚斂，“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
另外，孔子還主張“節用而愛民，使民以時”，即節省勞動力，愛護老百姓，保證耕作，不誤農時。比較而言，韓非則是重法輕民。提倡君主權勢獨操，享有絕對權利，“法”、“術”、“勢”相結合，視整個國家爲私物。
韓非的法治，歸根結底是對付老百姓、鎮壓老百姓的方法。“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用其力。……名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韓非子·六反》)可見，在韓非治國之術中，十分強調依靠權威、使天下之人臣服，這種極端的權威主義，顯然含有輕民的成分在裏面。
4、理論實施方法不同：道德教化與懲罰威懾的對立儒家主張仁愛，強調以說服教育爲主，以教化手段提高民衆，以修身自覺實現德行提高，反對不教而誅;認爲培養理想人格是修己的活動，唯有主觀努力，才能提高修養。主體自覺是行仁的最好依據，學習和教育是提高素質的有效途徑。
雖然孔子承認有生而知之，但更強調的還是學而知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論語·陽貨》)只有學習才能破除愚昧，建立起仁德的理性自覺。
而法家則急於求治，力主輕罪重罰，以重罰威懾民衆，試圖達到重刑之下無人還敢犯法的效果。“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內儲說上》)可見，法治被給予了太高的期望值。
三、審視傳統文化，完善治國方略
1、對民衆的態度直接影響到人心向背。進而影響到理論策略的命運。孔子雖然強調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三綱五常，等級秩序不可逾越，但卻可以作到基本的不敵視平民百姓。
而韓非似乎將作爲人的尊嚴和地位全部奉獻給了國君一人，普通百姓與羣臣分別成了“法”與“術”的對象，只擁有無條件服從的自由，成了國君的對立面。因此說，韓非採取的是更加與人民對立的統治路線。這一點給當今時代的啓示是深刻的：人民，決非一己之私，可以隨意操縱。
今日文明社會裏的人們，已經具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識，願意遵循的是與民主共生的法制。權利意識絕非狹隘的權威，還應含納自由、平等、民主等要素。作爲統治者及管理者，一味追求絕對權威和駕馭之術是片面的，應代之科學的知識技能和人性化的管理方法的追求，在尊重人的獨立人格和權益的前提下，通過國富民強以推動社會發展。
2、孔子德治與韓非法治，兩者彼此對立，各執一端。就思想自身而言，頗有極端之處。韓非輕罪重罰原則作爲特定時期的具體辦法是行之有效的。但推而廣之，作爲普遍原則則走向了自身的反面。重罰輕罪已是量刑失準，焉能收到積極有效的結果?因此，重罰威懾與修身自覺實爲各執一端，誤入極端化之誤區。
3、縱觀重德與重法的實際效果，不得不承認：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總體而言，並未真正實現國之德治。德治的負面結果是明裏滿嘴仁義道德，暗裏一肚子男盜女娼的統治者;缺乏主體意識與獨立人格、思想僵化的被統治者。而對法治極力踐行的秦朝，希望藉此可使秦的統治萬世不竭。然而嚴罰酷刑的結果是衆叛親離，農民揭竿而起，貌似強大的秦朝統治，因觸怒了人民，僅十餘載就歸於湮滅。
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啓示：德治與法治，作爲兩種對立的治國之術，擇一拒一併推向極端，不可能得出正果。以相融相補替代相拒相斥，德法並重、禮法兼用，纔是科學的辯證態度。以德治國、健全法制實爲明智之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