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後語“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廣爲人知，其背後故事，就是下面這兩位仁兄一起演繹的：曹髦，字彥士，曹魏第四個皇帝，史稱高貴鄉公，幹了六年皇帝，連個正規帝號甚至王爵也沒混到，怎麼看怎麼憋屈;司馬昭，字子上，曹魏權臣之一，西晉王朝的實際奠基人，儘管生前沒有稱帝，但史書上還是稱其爲晉文帝或太祖。歷史何其不公平!
《三國演義》第114回對此事的敘述與正史記載基本保持了一致：朝廷軍政大權被司馬昭掌控，曹髦惴惴不安。公元260年，他召集手下親信研究對策，說：“司馬昭將懷篡逆，人所共知。朕不能坐受廢辱，卿等可助朕討之!”然後不顧尚書王經的勸告，親自率領殿中宿衛雜役等三百多人去攻打司馬昭。結果飛蛾撲火，被太子舍人成濟所殺。
俗雲：“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難測，如同海水難量。年紀輕輕的曹髦憑什麼斷定司馬昭之心就是篡逆之心?又憑什麼斷定“人所共知”司馬昭有篡逆之心呢?不幸的是，近兩千年來，人們一直在用這句歇後語來比喻“地球人都知道”的陰謀和野心，卻並不關心其中的真僞。
那麼，司馬昭之心，到底是顆什麼心?
司馬昭並無殺曹髦之心
關於曹髦其人，陳壽的評價恰如其分：“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唐代詩人王勃也如是評：“高貴鄉公名決有餘，而深沈不足。其雄才大略，經緯遠圖，求之數君，並無取焉。”意思是，曹髦有才氣，但性格不夠“深沉”，浮躁輕率，缺乏帝王心術。性格決定命運，當皇家威權盡失，曹髦不能忍，結果自取其禍。
但曹髦原本可以不死。威權崩潰，他的身份優勢還在。從君臣名分講，他是君，司馬昭是臣，這皇位他坐得名正言順。司馬昭若想越雷池一步，只能揹負“弒君”篡位的歷史惡名。
從正史來看，司馬昭固然跋扈，但確實沒有或不敢有弒君之心。即使曹髦讓他對曹魏喪失了愚忠的最後心理防線，他也沒想自己親自代魏稱帝，而是堅決反對廢曹髦。這體現了他對曹魏的社稷、法統以及皇帝的維護。
想想曹操是怎樣對待漢獻帝的。沒當魏公魏王時，其在《自明本志》中可曾有一句尊重皇帝的話?司馬昭已經是晉王了，在他給孫皓書信中還對曹髦尊敬有加。毌丘儉、文欽等人都曾中肯地指出，司馬昭“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爲國”，恪守臣子之道。
退一步說，即便司馬昭有弒君之心，如果曹髦能效法漢獻帝，能多多體會古人所說的“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明而少怒，哪怕是裝傻充楞，潛心恩結上下彌補威權之失，待時而起，未必沒有翻身的機會。
北魏孝莊帝元子攸跟曹髦的境遇就比較類似，曾私下說：“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但元子攸懂得抓住時機適時出擊，成功誅殺了權臣爾朱榮。可惜曹髦不是元子攸，連郭太后也不支持他;而司馬昭也不是爾朱榮，在人心向背定成敗的認識上，司馬昭顯然更勝一籌。
施惠於民爲曹氏 當曹髦愚蠢地採取自救式的最後一搏時，司馬昭又在幹什麼?正籌劃滅蜀大計呢。在這之前，也就是258年，諸葛誕在淮南造反，司馬昭建議曹髦親征，並取得郭太后的支持，最終贏得了壽春之戰。是役，活捉戰俘十多萬，部下請求全部活埋，但司馬昭不同意，說：“放他們回去，才顯示大魏的寬宏大度。”此舉與曹操爲一己之私泄憤而坑殺數萬戰俘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後來，連揚州老百姓都不好意思再反對他。
司馬昭執政，以仁治國，以民爲本，一以貫之。
他愛護百姓、減輕刑罰，洞悉百姓熱愛和平、期望統一之心，以招撫之策解決了少數民族“釘子戶”問題，讓北方八百萬兄弟民族歸順，滅蜀後也能善待後主劉禪。名將羊祜說：“先帝(司馬昭)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張悌也說：“(司馬昭)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這樣的人，又怎能不成功?
司馬昭用恩德仁政換人心，說到底爲的還是曹氏。當時朝野對司馬昭的擁戴，已經比他父親時期升格了很多。司馬懿任丞相和加九錫，只是太常王肅擁戴;到司馬昭，已經是太尉、司徒擁戴，比太常級別高。史稱：“(景元)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國印綬，司空(徒)鄭衝致晉公茅土九錫，固辭。”司馬昭前後六次“固辭”，第一次居然還“九讓”，可見他終究還是爲威權崩潰的曹魏政權做個周文王罷了，從未有過篡位之心。
對此，很多史書都有記載，如《南齊書》蕭道成說：“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有臣子答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爲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身終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
再看司馬昭之心
有權威者未必可以惠民，而欲惠民者必須先獲得權威。從這個角度看，那些對曹髦抱有同情之心、批判司馬昭靠仁義博取權威又重塑仁義行爲的史家們，在邏輯上是打架的。任何一個政權的顛覆、崩潰和瓦解，都難逃內生性和外生性兩個重要因素，而這兩個因素有時是相互作用和關聯的。
以曹魏政權爲例，從魏明帝曹睿大興奢靡之風起，內生性危機的種子已然埋下，世家宗族子弟只知享樂不知社稷，文武百官貪斂盤剝而不知恤民。無論是曹芳還是曹髦，憑他們的資質，短期內是無法改變這種危機的。在外，蜀漢、東吳以及北方遊牧民族又虎視眈眈。
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司馬昭對曹魏的忠誠理解爲一般意義上的賣命或愚忠，替皇帝賣命的忠臣屬於最低等的忠心。古往今來，士大夫對皇家的忠誠標準，除了維護社稷、延續統治地位之外，愛民纔是最高道德準則。
司馬昭所做的，恰恰是“安內、攘外”並舉，凝聚民心，幫助皇權維穩，消弭了內生性危機;“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招撫異族，使得外生性危機也不復存在，所以“海內得以休息”。
試想，如果司馬昭不作爲或不做權臣做犬臣，跟着小皇帝一起繼續罔顧民意，放任士族，不思進取，一邊反人民一邊維穩，那就是政治亂倫了，何來曹魏國泰民安?其子司馬炎又何來實力去完成大一統局面?
弔詭的是，史書中對司馬昭罪行的鞭撻，多不勝數，而對他所做的好事，卻僅是微不足道的幾筆，非常令人詫異。
相比曹操，介紹司馬昭的文字也少多了。可是歷史功過不是靠故事多少、記載的文字多少來界定，而是看他的政策、功業。亂世百姓爲芻狗，有一個有能力知仁義的人來結束這個時代，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一味誇大一個歷史人物的負面形象是不公平的，司馬昭之心與“路人皆知”的弒君說，不能劃等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