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國權臣司馬懿聯合朝中士族，趁曹芳拜謁魏明帝墓的機會，發動高平陵事變。此後，曹魏軍、政大權落入司馬氏之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公元255年，司馬師在東征毌丘儉、文欽的途中病亡，魏帝曹髦想借此機會奪取司馬氏手中的兵權，於是，他下詔命司馬昭留守許昌，讓尚書傅嘏率大軍返回京師。但曹髦此計卻瞞不過鍾會、傅嘏兩人，司馬昭也採納了兩人的計謀，親自率軍回到洛陽(京都)，曹髦被迫封司馬昭爲大將軍。此後，司馬昭接替司馬師獨掌了朝政大權，而鍾會則替司馬昭運籌帷幄，因屢出奇謀被“時人謂之子房”，逐漸奠定了其謀主的地位。
隨後(公元263年)，司馬昭任命如日中天的鐘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軍事，率領十萬人作爲伐蜀的東路軍(主力)，與鄧艾指揮的西路軍、諸葛緒率領的中路軍兵分三路伐蜀。此戰鍾會與鄧艾密切配合，由鍾會在劍閣牽制住姜維，鄧艾則率精兵偷渡陰平攻佔涪城，進逼成都。後主劉禪不戰而降，姜維被迫率部投降鍾會，蜀漢宣告滅亡。
鍾會是朝中唯一力挺司馬昭伐蜀的大臣，他不僅與司馬昭一同策劃伐蜀戰略，勘察地形，還當仁不讓地擔當了(主持)伐蜀主力(事宜)。按正常邏輯，在成功平蜀後，立下大功的鐘會應會位居人臣，步入人生巔峯。
但事與願違，在成功平蜀後，鍾會卻落得了個身死他鄉，遊魂返故鄉的下場：監軍衛瓘指揮胡烈等將領以叛亂爲名將他殺害，一代名將就此隕落。
那麼問題來了，鍾會真的是因謀反而死嗎?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首先要從司馬昭伐蜀的背景說起。
伐蜀背景：司馬昭弒君後，蜀國成爲唯一的威脅
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三國志·曹髦傳》注引《漢晉春秋》
魏明帝曹叡英年早逝後，曹氏宗族再也無人是太尉司馬懿的對手。公元249年，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事變誅殺了權臣曹爽及其黨羽，從此朝政大權落入司馬氏之手，魏室被架空。
隨後，司馬氏不給魏室任何喘息的機會。從公元249年至公元258年，司馬氏展開了一系列政變，並借平定淮南三叛的機會，一舉將忠於魏室的武裝勢力消滅殆盡，進一步鞏固了司馬氏的權力。有恃無恐的司馬昭弒殺了不甘充當傀儡的魏帝曹髦，另立曹奐充當毫無權力的傀儡皇帝。爲了掩人耳目，司馬昭聲稱是太子舍人成濟違命殺死了曹髦，誅了成濟三族。
至此，曹魏政權已經名存實亡，但司馬昭卻沒有馬上稱帝，而是選擇繼續讓曹氏政權苟延殘喘，這不是因爲他心存敬畏，而是因爲他心中還有所顧忌。
1、顧忌一：弒君惡劣影響未完全消除
“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 ——《三國志·曹髦傳》注引《漢晉春秋》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馬昭雖然讓成濟來背了弒君的黑鍋，但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這種掩耳盜鈴的做法顯然欺騙不了魏國的老百姓，因此，在曹髦出葬(以王的禮葬)的時候，老百姓自覺圍觀並“掩面而泣，悲不自勝”，而朝廷大臣雖然懾於司馬昭的權勢，沒人敢出聲，但並不代表他們都支持司馬昭。
司馬昭對此也是心知肚明，因此，他急需用一場大勝來轉換人們的注意力，以消除弒君的惡劣影響。
2、顧忌二：淮南三叛讓司馬昭心有餘悸司馬懿在高平陵發動政變架空魏室後，曹魏大軍駐守在淮南(壽春)地區的軍事統帥共發起了三次兵變，分別是公元251年的王凌之叛、公元255年的毌丘儉文欽之叛、公元257年的諸葛誕之叛，史稱淮南三叛。
王凌爲了避免朝權旁落司馬懿之手，決定曲線救國，圖謀廢幼主曹芳改立楚王曹彪爲魏皇，但卻因機事不密，被老道的司馬懿先發制人率軍討伐，王凌無可奈何之下只好投降，此次廢立圖謀也胎死腹中。而毌丘儉、文欽則是舉兵直接反抗司馬師，東吳瞭解此事後也派丞相孫峻率兵到壽春支援毌丘儉、文欽，雖然此次勤王行動最後被司馬師平定了，但也使師馬師斃命，重創了司馬氏家族，更重要的是，此次行動爲聯合東吳抗擊司馬氏提供了先例。
諸葛誕曾與司馬師一同平定了毌丘儉的叛亂，是有功之臣，但因爲效忠於魏室，司馬昭就用計將他逼反。諸葛誕爲了自保，就聯合東吳起兵反抗司馬氏，但因爲司馬昭早有準備，加上諸葛誕與文欽內訌，從而被司馬昭用圍而不攻之計所破。
司馬昭全殲了諸葛誕軍及東吳軍近20萬人，直接使東吳內部陷入政治混亂之中，在大軍上只能處於戰略防禦，再也無力發動對魏國的進攻了。但是，蜀國的姜維此時還在漢中虎視眈眈，北伐之心不死，如果魏國再有人有樣學樣，與姜維裏應外合來反抗司馬氏，這麼將後患無窮，這就是司馬昭最擔心的事。
綜上所述，在已經將東吳打殘，曹魏內部也無人敢於公開反抗的情況下，蜀國就成爲唯一對司馬昭有威脅的外部力量。
而司馬昭爲了消除弒君的不良影響，進一步樹立權威，以及爲了避免有人與蜀國裏應外合作亂，發動一次針對蜀國的大規模軍事行爲已是勢在必行之舉。
司馬昭伐蜀另一目的：借伐蜀清除異己
在做出伐蜀的決定之後，司馬昭在選擇伐蜀的將領時頗費了一番思量。事實上，滅亡蜀國只是此次軍事行動的其中一個目的，而清除疑似忠於魏室的高級將領，爲司馬氏謀朝篡位掃清最後的障礙，則是司馬昭執意伐蜀的另一重要目的。
1、鍾會：功高蓋主，拒納投名狀
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三國志·曹髦傳》注引《漢晉春秋》
鍾會雖然是司馬師、司馬昭兄弟的重用，成爲司馬氏集團中的謀主。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鍾會就效忠於司馬氏，事實上，鍾會效忠的是曹魏政權，這從他對魏主曹髦的評價中可清晰地看出來。
賈充爲了向司馬氏表忠心，不惜冒着被誅三族的風險，煽動手下殺死了魏主曹髦，以此作爲向司馬氏效忠的投名狀。但鍾會在司馬昭弒君事件中，並沒有明確表態支持司馬昭，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性格多疑的司馬昭的猜疑。
對於忠於魏室的人，司馬昭會毫不留情地清除。他之所以逼反諸葛誕，就是因爲諸葛誕遲遲不肯表態效忠自己，而現在身居高位的鐘會又不自動與魏室決裂，所以，司馬昭必須除之而後快。
2、鄧艾：忠衛社稷，國之重臣
徵西將軍鄧艾以爲未有釁，屢陳異議。帝患之，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晉書·帝紀第二》
鄧艾是三國後期傑出的將領，是唯一能在與姜維的抗衡中保持優勢的魏國將領。正是由於他在隴右的多次軍事行動中屢敗姜維，才使姜維始終無法越雷池半步。
鄧艾出身於庶族，早期是個放牛娃，後來憑藉着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終獲得司馬懿的重用。曹魏政權能在三國中始終保持實力最強，特別是後期，鄧艾的許多政治主張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鄧艾卻與包括司馬昭在內的士族格格不入，始終無法融入士族的社交圈子。
而且，鄧艾也只效忠於魏帝。在司馬昭提出伐蜀計劃時，鄧艾就以蜀國“未有釁”爲由堅決反對，一度使司馬昭“患之”，此時，司馬昭就已經起了殺心，惋惜鄧艾雖善於運籌帷幄，出奇制勝，卻“闇於防患”，不明白“兔死狗烹”這個道理，最終才落得了“咎敗旋至”的下場。
綜上所述，鍾會在功高蓋主的情況下，卻不宣誓效忠於司馬昭，犯了與諸葛誕同樣的錯誤，當然不爲司馬昭所容;而一直效忠於魏室的鄧艾，則早已與司馬昭貌合神離，只是因爲他是唯一能抗衡姜維的人，司馬昭纔不得不重用他，但一旦拿下蜀漢，鄧艾就會失去利用價值，他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司馬昭決意伐蜀，就是爲了實現其一箭三雕之計。一是要平定蜀國，以避免魏、蜀聯合對抗司馬氏的情況出現;二是藉機拿下功高蓋主的鐘會，以避免夜長夢多;三是要除掉平蜀後失去利用價值，而且效忠於魏室的鄧艾。
鍾會是謀反還是被逼反?
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三國志·鍾會傳》
鍾會在平定蜀國後，司馬昭隨即親自率大軍進駐長安，並寫信將此事告訴了鍾會。鍾會此時才如夢初醒，意識到司馬昭是不會放過他的，因此在倉促間反叛，但由於準備不足，很快就被監軍衛瓘等人殺害了。
事實上，如果我們仔細研讀史書，就會發現關於鍾會謀反的說法是根本立不住腳的。
1、司馬昭允許向雄收葬鍾會：不合常理
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晉書·向雄傳》
當年曹髦不甘坐等被廢黜的命運，他召見王經、王沈、王業三人，要與他們一起去討伐司馬昭。但王沈、王業兩人轉頭就跑出去向司馬昭告密，只有王經義不賣主(但他也不參加曹髦的行動)。司馬昭認爲王經和自己不是一條心，就將王經及其母親處死，而向雄在行刑當天則因爲痛哭而被捕入獄。
鍾會被害死後，無人敢收葬，此時又是向雄挺身而出“迎喪而葬之”。但不合常理的是，此時司馬昭一開始只是責備向雄，最後更是“甚悅，與談宴而遣之”。
向雄爲王經痛哭幾聲就被入獄，並險些丟掉生命，而王經犯的只不過是知情不報之罪而已。試想，如果鍾會真的犯了叛亂罪，司馬昭能放過爲之收葬的向雄嗎?
由此可見，在司馬昭的心中，鍾會所犯的並不是叛亂罪。
2、不殺衛瓘：正常情況下，“算無遺策”的鐘會不會犯這種低級錯誤
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晉書·衛瓘列傳》
司馬昭在派出三路大軍伐蜀的同時，又讓衛瓘代理鎮西將軍並統兵一千人，以監軍的身份持符節監督鄧艾、鍾會的軍事行動。在平蜀後，鍾會聯合衛瓘以謀反的罪名用囚車監禁鄧艾入京，這時的鐘會屬於正常發揮。
但在此後，“算無遺策”的鐘會卻犯下了不可饒恕的低級錯誤。他竟被衛瓘裝病騙過，從而給了衛瓘作檄宣告諸軍的機會，隨後落得了個死於亂軍之手的下場。
很明顯，鍾會放生衛瓘是在倉促之間作出的決定。如果他早就預謀作亂，那麼，他在拿下鄧艾後，緊接着就應該拿下衛瓘，以避免夜長夢多，這樣才適合他“謀無遺策，舉無廢功”的實力。
可見，鍾會的叛亂，並不是一次蓄謀已久的行動。
綜上所述，鍾會不是蓄意謀反，他是被司馬昭所逼，爲了自保而在倉促之間作出的反抗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