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華夏文化融合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01 衣冠
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月十三日，耄耋之年的乾隆皇帝迎來了一生中的高光時刻。這一天是皇帝的八十壽辰，這在中國歷史上可是非常罕見的——因爲就沒有幾個皇帝能撐到八十歲。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雖然也曾年逾八十，但若論在位時間最長者，無疑當屬乾隆帝。老皇帝端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之上，顧盼自雄，霸氣側漏。他以一種傲視天下的心態，接受文武百官以及蒙古、回部、安南、朝鮮、琉球、緬甸等國使團以及金川土司、臺灣生番、哈薩克等部族首領的萬壽賀表，行慶壽禮儀。
此次在給皇帝祝壽的外藩使團中，安南國最爲引人注目。特別被安排在親王以下，郡王以上班次行禮，受到格外的恩寵。那是因爲一方面，安南使團是由新進冊封的國王阮光平，親自率團前來祝壽;另一方面則是因爲安南君臣特意給皇帝上表，請求大清皇帝允許他們穿着清朝衣冠朝見。
老皇帝格外興奮的說：“安南國王阮光平乞遵天朝衣冠，嘉允其請，並詩賜之”。於是賜給安南使團冠服：“紅寶石頂三眼花翎涼帽，黃馬褂衣袍，金黃帶荷包，四團龍補服金黃蟒袍，維帽，珊瑚朝珠”。
這一切都被站在賀壽隊伍後面，身着大明衣冠的朝鮮使團看在眼裏，他們對安南人這種又換衣服，又叫爹(以乾隆皇帝“爲師爲父”)，節操下限碎滿地的行爲極其厭惡與鄙夷。並諷刺安南國王沐猴而冠，穿滿洲衣冠“三姓如今都冷了，阮家新着滿洲衣”。
在此三年前，安南國王黎維祁被崛起的西山阮文惠趕出京城，無奈之下只好跑路，投奔大清，祈求保護。安南黎氏政權十六代二百五十七年的統治宣告結束。清廷收留了黎維祁並讓他剃髮易服，“賞三品銜，令同屬下人戶來京，歸入漢軍旗下，以其爲佐領”。黎維祁作爲亡國之君，投奔大清也必須改異服色。
後來清廷經過反覆權衡，決定採取現實的外交策略，承認冊封新的阮氏王朝。阮氏政權也爲了現實考慮，以“事大”換來“冊封”，即政治合法性和軍事安定，以便使得利益最大化。爲了表示恭順，新國王阮光平決定親自帶團來給皇帝祝壽。
儘管乾隆皇帝對新任安南國王的恭順相當恩寵。但對於衣冠制度卻也十分介意。阮光平動身前夜，乾隆收到負責安南事務的福康安奏文知道阮光平：“欣慕中華黼黻”，曾派人在湖北漢口購買蟒袍，覺得很高興“自系該國王心慕華風，待到熱河後，隨衆更換中國衣冠，並表其恭敬之意”。
後來又一想，覺得不對，原來所謂漢口買的蟒袍並不是大清衣冠，卻有可能是漢家衣冠甚至是戲臺上的漢家衣冠，便急匆匆下旨，痛斥福康安糊塗：”試思漢製衣冠，並非本朝制度，只可稱爲圓領，何得謂之蟒袍，更何得謂之中華黼黻乎?”他斷定是福康安不諳文義，對此非常憤懣。
乾隆對於這種服飾上的小節如此注意，表明這種衣冠制度在清朝皇帝心目中的重要性。直到清末，雖然滿漢關係已遠比明清鼎革之際平和，但頭髮衣冠之習，並未改變。
02 頭髮
某天在日本的長崎港，一艘名爲得泰的清國商船上發生了這樣的一幕。日本人野田希一與船主劉聖孚聊天，故意問道：“我聽說，你們清國的太祖，是我們日本源氏家族的家奴的後代，你們清國人知道嗎?”日本人此時對於中國的態度相當得意和挖苦嘲諷。
那是因爲：由明入清，最明顯的文化特徵之一便是身體。進入十七世紀中後葉，隨着大明帝國的崩潰，大清政權的入關統一，位於周邊的朝鮮和日本對於中國的心態變得十分微妙，一方面不得不接受清朝軍力強盛、入主中原的事實，另一方面又對 “剃頭髮，衣冠異古，不符周公之禮”懷有一絲反感。反觀清朝統治者，也確實把這些作爲滿洲身份認同的元素，作爲很重要的政治紅線，來加以警惕和防範。
清軍入關後的第二年，順治二年(1645)六月十六日，清廷就下達嚴厲的命令：“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二心，不幾爲異國之人乎?盡令剃髮，遵依者爲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不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清初統治者以頭髮衣冠，作爲歸順於大清，以及滿洲精英征服者的重要標誌。
03 騎射
有清一代，滿洲旗人故意讓自己看上去與衆不同。雖然在一開始採用大量明朝的統治機構，官方用語等。但同時也在努力保持滿洲特色。朝廷組織狩獵活動以鼓勵某些特定的滿洲價值觀和軍事激情，皇帝申斥那些射箭、馬術、滿語能力不佳的旗人。乾隆帝的時候，要求滿洲人編纂呈交家譜，以確定其世系。以期能夠以樸素、純真、勤勉、勇武的滿洲之道來抵制奢侈墮落的漢地生活。
譬如外出的多數時間，乾隆皇帝仍堅持騎馬，而不是乘坐轎子或乘車坐船的形式。他視滿洲大臣中的坐轎行爲，是懶散和放蕩的標誌加以批評：“近聞文武大臣一味偷安，雖京城至近處所，亦皆乘轎。若云爲文大臣等部院行走所宜，而國初部院大臣，何以並未乘轎?此皆有平時不習勤勞之故耳。滿洲臣僕，當思舊制，效法前人，如不練習乘騎，猝遇緊急差務，不能乘馬，是何道理?”。爲此，乾隆降旨禁止坐轎，“令伊等勤習武藝，不知有失滿洲舊規”。
在乾隆看來，騎射遠不止是技藝，而是八旗士兵的勤奮和道德品格，是日益法定化且具體化的滿洲文化和身份的象徵。
04 狩獵
爲紀念自己的滿洲根源，清朝皇帝還經常參與狩獵。康熙帝曾獨自獵殺數不清的鹿、135只虎、20頭熊、25只豹、20只猞猁、96匹狼和132頭野豬。他的孫子乾隆帝在11歲時，曾勇敢的站在迎面撲來的熊面前，因而獲得了勇者的聲譽。朝廷在北京的北面設立木蘭圍場，每年夏天在這裏的森林中避暑，騎馬，數千人的圍獵，睡在帳篷裏，欣賞壯麗景色，他們知道狩獵是有助於戰爭和統治的操練。
皇帝的菜單中也會表現出滿洲人粗獷，豪爽，實惠的食風。譬如“牛奶、自己獵獲的鹿肉”，分給衆大臣，並且還會記錄談論是誰，何種方式獵獲，有沒有使用獵鷹等，已提醒人們這種食物背後的族羣文化背景。
05 禁地
事實上直至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前，清廷都把滿洲和蒙古地區，作爲對其有特殊意義的存在而保護。作爲特殊和“潔淨”的，包含有類似滿洲意識形態價值觀的淳樸、尚武、上天和人間的政權。因此禁止任何的漢人在此區域居住。在朝廷看來，這些地方的人民是淳樸的獵人，牧民和旗人，本性溫和而誠實，是自己文化的根，所以有強烈的警覺意識，竭力在邊疆地區保持漢人和旗人之間的界限，遏制漢人涌入邊疆地區的趨勢。
06 巡幸
今天大量通俗文化如《康熙微服私訪》、《戲說乾隆》、《鐵齒銅牙紀曉嵐》等影視作品中，把康熙、乾隆的南巡是當做遊山玩水和談情說愛的梗來講。但是，真相遠非如此簡單。清代的巡幸制度是清代統治者把強化民族意識形態，和治國理政策略很好的嵌爲一體的制度創新，可謂是“馬上治天下”。
以康熙、乾隆爲代表，是絕不甘心成爲“社畜”的。一生都在踐行“世界那麼大，我想去走走”的人生格言。康熙皇帝一生共進行了128次巡幸，平均每年兩到三次。從1681年至1722年去世的四十二年間，康熙在路途超過兩百天的有十一年，超過一百天的有二十四年。“江湖、山川、沙漠、瀚海、不毛之地、都走過”。真可謂“青春不怕年少，山水不怕迢迢”。
皇帝之所以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巡幸制度作爲強化滿洲文化身份認同的舉措，來強化其官方意識形態的建構。早在皇太極的時候，就將金朝未能保持舊有的部落習俗與它後來消亡聯繫在一起。所以，就拒絕了一些漢官的建議，並告誡諸王以下部民，保持並傳播滿洲人的語言和服飾，最重要的是發揚騎射的傳統。到了康熙，乾隆朝，就表現爲巡幸制度。
爲此，乾隆朝的漢族官員曾齊聚御前，建議皇帝取消木蘭秋獮和巡幸。結果乾隆皇帝勃然大怒：“我朝武備，超越前代。當皇祖時，屢次出師，所向無敵，皆由平時訓練嫺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敵愾。若平時將狩獵事，廢而不講，則滿洲兵弁習於晏安，騎射漸致生疏。皇祖每年出口行圍，于軍伍最爲有益，而紀綱整飭，政事悉舉，原與在京無異。至巡行口外，按歷蒙古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懷遠略，所關甚巨”。
在乾隆看來，巡幸不僅是滿洲人武備之所在，而且也是征服者精英間更爲普遍的活力及動力所在。並且大罵漢族大臣的建議是：“意將旗人盡忘淳樸服勤之舊俗，而惟漸染漢人之陋習，人人頹廢自安”，加之以欲鼓動民族顛覆活動的罪名。
即使是在六次南巡期間，在人口稠密，漢人佔優勢的長三角地區，乾隆帝大多數時間，仍然繼續使用騎馬、營帳和蒙古包，頗具行爲藝術之感。紮營的方式，也會讓人聯想到塞外皇帝打獵講武和內亞草原政治風格的“斡魯朵”。這意味着在南巡時，朝廷就像是進行某種軍事訓練，構建了一個在馬背之上和營帳之中的更具有機動性的征服者形象的朝廷。並且以此來時刻彰顯：巡幸江南只是在一個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帝國，進行踏勘，考察，規劃和駐防的一部分而已。
乾隆帝的六次南巡中，尤以第三次南巡，政治意味最爲強烈。這次南巡中，陪同皇帝一起的，還有來自剛剛平定的新疆地區的哈薩克策伯克，回部伯克和霍集斯爲首的維吾爾貴族。他們來自塔里木盆地綠洲和田，烏什等地。皇帝通過此舉，不僅想向非漢族的部落首領炫耀江南的繁華，而且也向江南臣民展現軍事實力。刻意安排的這次見面，意在提醒雙方他們都只是一個幅員遼闊，多民族帝國的一部分，而且這一帝國是由一個滿洲朝廷的軍事力量和美德所建立的。既有軍事意義，又有民族意義，更有政治意義。
衆所周知，現代中國版圖主要肇基於清代所開創的多元一體格局。坊間也通常將清朝之所以走向成功和強盛的關鍵，歸結爲其成功的“漢化”。然而，滿清作爲遊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後，爲了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可謂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滿漢之間的調和，當然是歷史的一種趨勢。
然而，事實上，問題還存在於另一方面，即清朝統治者在致力於調和滿漢的另一方面，也在爲保持滿洲習俗、申述滿洲特性而努力。清代統治策略中的“滿洲之道”，雖然並非歷史的主流，但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往往被讀史者所忽略。
我們該如何看待歷史上的華夏文化融合呢?其實民族交流從來不是單向的流動。筆者覺得既非“漢化”，亦非“胡化”。而採用“涵化”說更符合歷史事實。即涵融浸化，互動影響。潛移默化的將他者的文化浸化於自己民族固有的文化中，進而形成一種全新的文化，整合重塑爲今日之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