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是怎麼防止偷漏稅的?算緡和告緡推行了多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大凡皇帝老爺“劫富”斂財，廣開財源，原因無非兩個：一是視財如命，聚斂成癮;如東漢靈帝以開店售賣爲樂，在宮內開設貿易市場，據說他最賺錢的買賣是賣官，大官小官全都明碼標價，沒錢可以賒賬，到任後再分期付款。二是財政緊張，國用不足;如明末崇禎年間，朝廷發兵征剿李自成、張獻忠，抵禦北方後金的入侵，因國庫空虛餉銀無着，崇禎皇帝甚至開口向皇親國戚化緣。漢武帝劉徹是歷史上最會斂財的皇帝。
在漢武帝推行的各項財政新政中，算緡和告緡是最見成效的措施之一。尤其是漢元鼎三年(前114年)“告緡令”下之後，西漢朝廷財政緊張的局面迅速得到緩解，帝國的對外對內政策得到強有力的支持。那麼，爲西漢王朝聚斂了億萬財富的算緡和告緡，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所謂“算”，也稱“算賦”，本是中央政府向成人徵收的人頭稅，秦時已實行。楚漢相爭之際，天下動盪，租稅不給。爲了增加中央財力，漢王四年(前203年)，劉邦下令凡年15—56歲的青壯年出賦錢，每人一年120錢爲一算，算賦遂成爲定製。到了漢武一朝，又增加了“口賦”，規定3—14歲的未成年人(一說7歲起徵)，每人每年要向政府繳納23錢。算口賦雖然絕對值不高，但納稅基數龐大，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財政來源。
漢興七十餘年，尤其是文景兩朝，由於採取了清靜無爲，與民休息的養民政策，漢王朝國力迅速得到增強。爲漢武帝的內外政策打下了經濟基礎。然而漢武帝“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再多的錢也經不起他這樣折騰。到了漢元狩年間(劉徹即位二十年左右)，朝廷已是捉襟見肘，國庫空虛，連少府(掌管皇家財政的機構)的私房錢都拿出來了。
自古以來，社會財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故姜氏齊國處水陸要道，得以發達的工商業率先稱霸諸侯。先秦的內陸國家(如秦國)，大都重農抑商，且有具體的抑商政策。但是商人雖然沒有社會地位，在在經濟上卻非常富足。西漢名臣晁錯《論貴粟疏》言道：“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因爲富足，他們往往和地方官、貴族豪強們勾結起來，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大發國難之財，導致社會危機加劇。當時的社會，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要向國家繳納田租(十五稅一或三十稅一)、算口賦、軍賦(主要是勞役)，可榨取的資源已經非常有限了。宗室貴族屬於特權階層，雖有酎金、皮幣諸律，對國家財政所起的作用還是非常有限的。能夠“開源”的，只有富裕而又吝嗇無比(史書載其“終不肯佐縣官”)的商人了。
於是在張湯(獄吏子)、東郭咸陽(鹽商)、孔僅(冶鐵尚)、桑弘羊(商人子)等人的參與和推動下，漢王朝開始了針對商人的財稅改革。當時法律規定，商人經商要繳納“市稅”(這是很古老的稅種)，主父偃曾言：“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全國市稅，當不是小數。但是許多商人並沒有“市籍”(無照經營，當然不交稅)，多數手工業者又不入市交易，市稅自然收不上來。漢元狩四年(前119年)，漢王朝對匈奴發動了最大規模的作戰行動。也就是這一年，朝廷頒佈“緡錢令”，對商人和手工業者的資產和商品課稅(“緡”爲貨幣和計稅單位。1緡爲1貫，即1000錢，1算爲120錢)。“緡錢令”主要內容包括：一、商人及手工業者“自佔”(自己佔算，當時應有規範的自佔標準)財產和商品的價值，每二千錢抽稅一算(相當於6%的稅率)。經營手工業者的財產，每四千錢，抽稅一算(3%);二、對平民有軺車(輕便的馬車)者(多爲比較富裕的平民)，每輛車抽稅一算。對商人的車則徵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船抽稅一算;三、對隱匿財產不報或申報不實者者(匿不自佔，佔不悉)，沒收其財產，並罰戍邊一年。凡告發者(稱“告緡”)獎勵被沒收財產的一半;四、商人及其家屬不得擁有土地(防止商人通過“名田”的方式變換身份，逃避徵稅)，違者沒收土地和全部財產。
“緡錢令”執行的並不順利。首先，它遭到了工商業者的強烈反對。客觀來講，在當時的條件下，要想掌握商人的真實財產情況，沒有強硬的手段確實是非常困難的。納稅人必然要想方設法(如隱匿資產、賄賂稅務官等)規避稅收徵管。其次，新法受到來自官方的消極抵制。以大農令顏異、右內史義縱爲首的官僚階層，對財經新政似乎並不買賬。執法嚴酷的右內史義縱認爲這是擾亂民心，將告緡事務大臣楊可派往地方監督新政執行情況的使者抓起來，公開對抗緡錢令。爲保證皮幣、算緡、告緡等新政的貫徹執行，漢元狩六年，漢武帝下令誅殺了顏異和義縱，同時派出大量官員深入郡縣處理算緡、告緡事務。尤其是桑弘羊升任大農令之後，告緡的力度進一步加大。有了政府的堅強後盾，算緡、告緡始得以全面推行。
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等人都出身商家，來自社會底層，做事情講究實用、幹練，不搞冠冕堂皇。告緡相當於算緡的“罰則”，對企圖偷稅漏稅的商人無異於致命一擊。將偷稅者一半家產用於獎勵告發者，給老百姓提供了發財致富的捷徑。於是，一時間“告緡遍天下”，富商大賈、中產階級差不多都成了被告。告緡的結果，“得民財富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是。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漢書.食貨志》)。朝廷不僅沒收了數目龐大的緡錢、財產，還得到大量土地、勞動力，財政緊張的局面得到根本改觀。
應該說，算緡是漢王朝在財政緊張狀況下推出的權宜之計。算緡、告緡抑制了商賈勢力，卻也帶來了不少負面效應。如財產稅導致人們奢靡消費，不治產業;如車船稅增加了商業成本，導致物價飛漲;如告緡助長了投機取巧的不良民風。於是，緡錢令推出不到十年，當桑弘羊以均輸之法進一步改善了政府財政之後，原封元年(前110年)，算緡政策停止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