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朝境內的牧民、農民以及諸屬國、屬部都承擔着向國家繳納貢賦、提供勞役和軍役的義務。由於身分、地位不同，所承擔的賦役名目也多種多樣。而官僚、貴族、諸節度使等卻享有免役特權。隨着遼朝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制度逐漸完善，賦役制度也經歷了形成和完善的過程，大抵在聖宗時期逐漸確定下來。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部落民賦役
契丹和奚人諸部牧民，歲輸羊爲常賦，以供國家所需和支付官俸。所輸數目，以擁有牲畜的多少爲等第。
常賦之外，節度使每年例向皇帝進獻鞍馬、珍玩。國家有急需、節慶或婚喪等，貴族、官員、宗室等也另有貢獻。如皇帝及太子結婚，宗室、貴族等需進會親帳幕、禮物和費用;皇帝死，進助山陵費。這些額外貢獻，雖自諸宮、貴族、官員進上，而其諸物則皆出自部民和貴族的屬民。此外，國家對官員額外加恩，有所頒賜，也皆取自於民。如奚六部大王蕭觀音奴“俸秩外，給獐鹿百數，皆取於民”。
貢賦之外，部民還需出力役，承擔修橋、築路、治河、搬運官物及其他工程。道宗時，賈師訓在同知永州軍州事任上，致力於減輕部民負擔，又措置得法，一次就奏減永、龍化、奉聖三州“歲供行在役調計民功三十餘萬”;在扈從皇帝春捺鉢活動時，“規度春、泰兩州河堤及諸官府課役，亦奉免數萬工”。
部民負擔最重者，莫過於兵役。國有軍情，皇帝視所需，徵調諸宮衛、諸王府和諸部族軍。諸部民則需自備武器、鞍馬隨從節度使出徵。平時，諸部也各有戍邊兵役。諸部戍軍由節度使管領，屯駐戍守地區。老弱貧病者留居部落，由司徒管領從事耕牧。
長期的兵役，雖有輪換補充之制，仍給牧業生產帶來影響和損失。聖宗時拓土開疆，鎮州可敦城爲西北軍事重鎮，駐兵屯戍。東北重點防禦鴨淥江和黃龍府。西北、東北邊境屬部時降時叛，屯戍役戶負擔日益加重。部落富民被徵調戍邊，多致破產。有的則僱人應役，被僱者或中途逃亡，更有死於戍所者。至興宗時，已成爲影響政局穩定和國家興衰的嚴重問題。
農戶賦役
遼朝境內從事農業生產的民戶，因居地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和歷史背景不同，賦役負擔也存在某些差異。
《遼史·食貨志》載：“賦稅之制，自太祖任韓延徽，始制國用，太宗籍五京戶丁以定賦稅。”韓延徽曾獻在草原安置漢人之策，並被採納。後爲守政事令、崇文館大學士，參與了制度、政策的制定。“凡營都邑，建宮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
遼朝農戶賦役制度的初定，當在此時。其範圍，當只限上京和中京奚人所在地區的農戶。太宗時，渤海故地和幽薊十六州併入，有必要檢核各地戶口人丁，從幽薊十六州的平穩交割判斷，這時的賦役制度當是參照渤海、唐、五代之制確定的。聖宗和興宗時，又做過某些修改和局部調整，大致只是數額的增減。
遼朝的賦役，凡田賦，計畝徵收;徭役，隨戶物力高下徵調。爲均平賦役，也常括田、括戶。
田賦南京、西京地區的田賦，與唐、宋一樣，分夏、秋兩季徵收，並有正色、折色之分。《宣府鎮志》載：“統和十八年，詔北地節候較晚，宜從後唐舊制，大小麥、豌豆六月十日起徵，至九月納足。”這當是夏稅的繳納期限。
農田有官田、私田兩種。私田計畝繳納賦稅。官田又有屯田、閒田兩類，屯田收粟歸官，置倉積儲，不得擅貸。閒田多募流民耕種，墾種之初，酌免租賦數年。後或由墾種者承佃，向國家交租;或許農民佔爲私產，依例納賦。
東京道多爲渤海遷民，賦役之制多從寬減，“往來貿易關市皆不徵”，故較南、西二京爲輕。
上京、中京道農戶多爲所俘漢人、渤海人，他們依據身分、地位的不同，納稅情況也不同。隸屬州縣的自耕農向國家繳納田賦;佃耕奚人田土的漢人除繳納田賦外，還要按比例向田主交租，即蘇轍所說的“力耕分獲世爲客”，負擔同宋朝境內繳納分成租的佃客大致相同。
諸貴族投下戶分別向國家和領主繳納貢賦：向國家繳納田賦，向領主繳納“市井之賦”，即元好問所說的“輸稅於官，且納課給其主”，所以，他們被稱爲“二稅戶”。
遼朝農民繳納田賦的數目雖不可考，但根據蘇轍的記載判斷，當比宋朝農民負擔爲輕。他說：“契丹人每冬季避寒於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稅土。兼賦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惟是每有急速調發之政，即遣天使帶銀牌於漢戶索取，縣吏動遭鞭笞，富家多被強取。玉帛子女不敢愛惜，燕人最以爲苦。兼法令不明，受賕鬻獄習以爲常，蓋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縣，蓋亦粗有法度”。
蘇轍使遼，十分重視體察遼朝國情，他所記錄的遼道宗晚年珍惜遼宋和好關係，蕃漢人戶得以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鬥，以及遼道宗佞佛，耶律延禧凡弱，“雖心向漢，但恐不能保其祿位”等情況皆切合實際，他對燕地漢人負擔的記錄也頗可信。
同時，上京、中京一帶，賦役制度定於建國之初，出於招徠、安撫漢人，鞏固統治的需要，所定稅額也應是較輕的。這從無大批漢人南逃的事實中也可得到印證。
此外，寺廟的佃戶中也有一些二稅戶。
遼朝沿五代舊制，仍有名目不一的雜稅，如鹽鐵稅、麴錢、農器錢、鞋錢、匹帛錢、義倉粟等。商業貿易則有關征。田賦之外，鹽鐵、麴錢和商稅是遼朝收入的大宗。鹽、鐵、酒貿易一直由國家控制，實行專賣。爲此，上京置有鹽鐵司、都商稅院;中京置度支使司;東京置戶部使司、轉運使和麴院;南京有都麴院、商稅都點檢、酒坊使;西京置都商稅點檢;各州縣則分別設有商、曲、鹽、鐵等都監或院使。
遼聖宗統和年間，諸道各州縣置義倉，令民歲出粟入倉積儲。義倉粟實爲田賦的附加，將國家賑濟災貧的負擔轉嫁給農民。此外，或爲戰爭所需，或補充羣牧，遼朝還不時括富民車馬。這種負擔，因並非常賦，故無限額，因人因事隨時而定。
農戶向國家提供的力役，有驛遞、馬牛、旗鼓、鄉正、廳隸、倉司等多種名目。主要用於運輸、保管官物，維持地方秩序，供官府驅使以及修河、築路等工程。徭役的徵調，也依戶產的多少爲等第，但諸州縣因所在不同，有輕重不均之弊。如涿州新城縣，驛路所經，遼、宋使節過境頻繁，送往迎來，多役民戶。中京松山縣，歲運澤州官炭，傍近州縣卻無此負擔。縣令馬人望力爭於中京留守，才得以均役他邑。
同時，由於法度不明，執行不嚴，也常因時因地因人而有輕重不同等情。
如馬人望爲南院樞密使，深患民戶徭役之重，遂使民戶出錢，官爲募役，減輕了役戶負擔。漁陽定躬冶，每年修橋路役工千數，主者凌逼，役戶不堪忍受，往往出高價以庸代役，傷財害民。三河縣尹劉瑤上任後，親爲措置，只用百工，橋路工程即告竣，民力得以蘇息。又前此役民興功，經辦者多人，“專使交雜，蠹耗鄉柵，驅良民如婢使，取私貨若己產”。劉瑤去繁整蠹，委專人董役事，“凡差發，立排門歷，量見在隨戶物力，遂定三等，配率均平”。
屬國和屬部賦役
屬國、屬部隨部所出，繳納貢賦。
初期，東丹歲供布15萬端、馬千匹。後東丹南遷，屬東京道，不再爲屬國。阻卜除馬、駝外，歲貢貂皮1萬張、青鼠皮2.5萬張。五國、烏惹等部貢馬匹、珍珠、膠魚皮、貂皮和海東青鶻。女真貢弓矢、人蔘、生金、蜜臘、珍珠、布帛、海東青和喚鹿、養鷹鶻的奴隸。烏隈烏古部初以貂皮、青鼠爲貢，因非本土所產，自聖宗統和六年(988年)，從其所請，改爲只貢牛、馬。回鶻諸部所貢爲玉、珠、犀、乳香、琥珀、瑪瑙器、鑌鐵器、斜合裏皮和各色毛織品。西夏進馬、駝、錦、藥材、皮毛等。高麗以布、銅器、人蔘、紙、墨、藤造器物、龍鬚草席和酒、醋等進獻。
此外，遇有戰事，諸部須按遼廷的要求出兵從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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