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鹽引的地位變得更加重要，是大清政府大肆套財的手段之一。全國各地的鹽商數不甚數，清王朝的戶部，以大量印鹽引來補充國庫，康熙年間的鹽引氾濫成災，鹽引制曾一度面臨取消的危機。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雍正初，康熙留下了一個爛攤子，國庫空虛，天災不斷，貪官遍地，無論朝廷拔多少款都被地方們瓜分，爲了四處賑災籌銀，雍正下令抄了很多官貪的家財，還嚴令禁止戶部“超發”鹽引，進行了多項重大改革，才挽救了所謂的“康乾盛世”。
乾隆登基，雍正打下了紮實雄厚的基礎，使“康乾盛世”在乾隆時期達到了頂峯。其中，鹽引制也扭轉了頹勢，大量的鹽商們捐納賑災，使得國內的災民屢屢得到安撫，這些鹽商們都得到乾隆的嘉獎。
乾隆曾六次下江南，就接見過當時的“八大鹽商”，僅在揚州一地，徽州鹽商的資本就相當於當時國庫存銀的一大半。
鹽商爲什麼如此有錢?並不是因爲他們壟斷着全國的鹽業市場，而是由於鹽引的存在。
據《清朝野史大觀》:“乾嘉間，揚州鹽商豪侈甲天下，百萬以下者，謂之小商”，百萬家產還是“小商”。
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南巡至揚州，揚州鹽商花幾十萬兩白銀爲他修建行宮，又修葺大虹園(今稱瘦西湖)，供其玩賞。一日乾隆遊湖，曾對“邊上的人”感嘆:“鹽商之財力偉哉!”(《高宗南巡遺事五則》)
可惜的是，時間僅僅過了3年，即乾隆三十三年，新任“鹽政”查賬，發現在他之前的二十年裏，“鹽政”的宮吏們私自“超發”鹽引，從中剋扣、提留“引銀”竟達一千多萬兩。乾隆大怒，許多官吏和徽州大鹽商都被抓捕至北京問罪，其中包括紀曉嵐等知名“要員”(紀因此受到牽連，而被髮配新疆)。這就是著名的“兩淮鹽引案”。
“兩淮鹽引案”爲“綱鹽鹽引”的沒落埋下了伏筆，但真正的改革是在70年以後，即清道光十二年，清政府爲了消除鹽業“引商”們的暴利進而改革《鹽法》，改“綱鹽制”爲“票鹽制”，對持有鹽引“窩本”的莊家與大戶課以“重稅”，新式鹽引被稱爲“鹽票”，價格隨行就市，以此打破鹽業的壟斷與專營。
票鹽制
票鹽制的利害之處並不是取消了鹽引和引商對鹽引的壟斷，而是取消了行鹽地界，即“引岸”(也稱“赴岸”)限制，“招販行票，在局納課，買鹽領票，直運赴岸，較商運簡捷。不論資本多寡，皆可量力運行，去來自便”。
票鹽制雖然保留了各種鹽引的手續，如“行鹽”等等舊規，但鹽票可以“越界競爭”，“官督商銷”(《清史稿·食貨志》)，該政策實行以後，鹽價“暴跌”，“楚西各岸，鹽價驟賤，民衆爲之歡聲雷動。”顯見的效果是“打壓鹽價”，作爲“莊家”的大戶鹽商紛紛“崩盤”。
當時各種著作之中都曾記載過此次“鹽改”的臺前幕後——“上下揮霍無度，便掠之於民;民變在即，既掠之於商”(梁啓超：《淮鹽平議》)、“由是羣(鹽)商大困”、“鹽商頓變貧戶”。
鹽商們交不起朝廷規定的重稅，又沒生意可做，於是家產被“抄”;屋舍園林，一律“罰沒”;家族子孫，流離失所，甚至外出乞討。“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紅樓夢》語)，正是當時十分真實的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