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戰國墨家，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戰國時期的墨家一度興盛，墨家後來爲什麼銷聲匿跡了，墨家到底做錯了什麼事情?
戰國之後，墨家作爲一個學派逐漸消失，但它的一些思想、主張仍舊流傳於世。
至於墨家爲什麼沒能像儒、道那樣活躍千年，有人說其復古，更多的人認爲其太超前;但在本質上，源於它超出了那個時代下人性所能普遍接受的範疇，尤其違背了統治階級的訴求。
我們常常津津樂道於墨家的“技術”，但卻忽視了它的主業：思想。
春秋戰國的思想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在起初最具影響力的，除了儒家，就是墨派，即所謂的“非儒即墨”。如果說春秋最偉大的思想家是孔子，那麼配得上“戰國最偉大思想家”頭銜的，當屬墨子。
墨子出生於春秋末期，他也是宋國人。在那個年代，除了儒家之外幾乎沒有別的學派，所以墨子也像大部分士人一樣，“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後來陸續涌現的法家代表人物(如李悝、吳起)也是這樣，起初都是師從孔子門生。
但戲劇的是，跟法家一樣，隨着對儒學的鑽研，墨子也走到了師門的對立面。而且，儒、法說到底都是爲了維護統治者的權益;而墨子則“離經叛道”得更加純粹、徹底、全面。
儒家的思想實際上源自周王朝的“禮教”;而墨子所主張的理念，則脫胎於夏朝的一些社會特徵(如提倡儉樸、相信鬼神，詳見下文)。從這個角度而言，墨子其實跟儒家一樣，也算是“復古派”;不過他並不是完全的守舊，而是以全新視角實現了突破。
爲了直觀理解墨家的主張，我們將其與在後世佔據主流的儒家進行對比：
儒家的着力點，本質上是爲了鞏固社會秩序，而他們的方式則是嚴格區分等級，提出了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的概念，目的是爲了實現階級分明、尊卑有序，最終變成了維護統治階級的獨特地位。
而墨子則反對特殊階層享受特殊待遇。他旗幟鮮明地排斥貴族世襲制，主張建立一個更加合理的社會。天子不能在家族內部繼承，而應當由全天下人共同選舉出一個最卓越的人擔任;隨後天子挑選出一些稍微遜色的人才輔佐自己......按照這種模式，逐漸向更低一級的行政單位推廣、複製，層層保持同樣的意志，宛如一架良性運作、永不拋錨的機器。
儒家的階級觀，體現在生活中就是不排斥錦衣玉食、養尊處優，畢竟這是體現不同等級的重要指標。他們不反對貴族階級壟斷更多的資源，認爲普通百姓生活樸素理所當然。
但墨子卻不一樣，他認爲社會應當追求“天下之大利”，而不是某一小部分人的私利;所有人不分高低貴賤，都應當豐衣足食、豐衣足食、幸福和睦。
但有限的社會生產力支撐不起共同富裕怎麼辦?那就只追求最基本的生存物資，不應當掠奪、搶佔過量的資源。爲了踐行這一理念，墨家信徒向夏朝的開創者大禹學習，過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衣食住行條件都極其簡單，幾乎跟囚犯沒什麼兩樣。
儒家不反對戰爭，比如孔子就把足食、足兵並列視爲治國的重要內容，並且強調人心向背對戰爭勝敗的作用。孟子認爲，一個國家是否應當打仗，那就看它符不適合仁義，提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論斷。
而墨家則反對以任何名義發起的戰爭，尤其是以大欺小、倚強凌弱，這就是“非攻”。他們提倡“兼愛”，對於世界上的一切人，不可區分遠近親疏、有所偏頗，而應一視同仁地關愛。
儒家注重孝道，其中一條重要指標就是要厚葬先輩，重視“送死”的程度甚至超過了“養生”;一個人的父母去世後，需要守喪三年，期間說到父母時就要難過哭泣，生活起居方面也要力求簡樸，禁絕酒肉，遠離所有享樂與舒適。
提倡“節用”的墨家則極其反感這種方式。他們認爲，對父母孝順，在其活着時恭敬奉養就夠了，爲什麼要在他們去世後，白白消耗大量活人亟需的資金、物資?子女孝順離世的父母，在心中懷念就夠了，爲啥非要刻意把自己弄得瘦骨嶙峋、可憐巴巴?因此，墨家的喪制只是“桐棺三寸，服喪三日”。
此外，儒家將音樂視爲教化的重要手段;而墨子認爲音樂是不必要的奢侈行爲，應當禁止;
儒家主張遠離鬼神，墨子則相信鬼神統治着人世;
儒家鄙視手工業、農業，將其視爲奇技淫巧、低端行爲;而墨家則高度重視技術，墨子本人更是一名傳奇的能工巧匠;
儒家雖然有師徒關係，但這一流派稱不上是一個組織，所謂的“儒家”只是後世加給他們的符號，其他的流派也大多如此。
但墨家則是一個例外，這是一個有組織、有秩序的團體。更微妙的是，墨家看來，想要反對侵略戰爭，光靠喊口號、不抵抗是不行的，必須以更強大的武力才能反抗侵略。因此，墨家其實更像一個武士行會，他們精通守禦技術，善於守城器械，甚至還收錢替人守城，但絕不替人進攻。當然了，有時他們也會仗義出手、保護弱小。
通過上述對比，我們很容易理解墨家消亡的原因：
第一，戰國以後2000年中最適用性最廣的儒、法，都是爲統治階級服務的，而墨家則是立足於普通人的福利;
第二，墨家的絕大部分主張，都不適合地主階級的心意：反對享受、反對特權、反對世襲、反對擴張戰爭......
第三，墨家組織嚴密、有自己的規則，不依附權貴與統治者，在大統一時代無異於遊離於體系之外的“非法組織”;
第四，墨家雖然理想崇高，但過於艱苦，但凡有條件，但部分人都不願意參與其中。漢代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就評價墨家“儉而難遵”。
此外，據稱在墨子死後，墨家分類成了三派，互相之間並不服從、甚至還會發生對立，這也加劇了這一流派的衰亡。
但墨家的一些思想並沒有完全銷聲匿跡。
“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長弗能廢也”，在後世大統一王朝的初創期，那些英明之主基本都會採用墨家“強本節用”的主張，發展生產、厲行節約，往往能憑此創造盛世;
墨家的一些核心精神被其他流派所汲取。比如成書於戰國末年的《禮運》就主張“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就是墨家的“大同”觀，在其之前，儒家並無這一理念。
此外，後世的“俠”，也像極了墨家的繼承者。但“俠以武犯禁”，這種獨立於封建王朝之外的力量，在西漢時就遭到了歷任統治者的殘酷打擊。
實際上，只要生產力、社會資源存在限度，人類就會存在階級，墨家的大同觀就很難有生存、發展的土壤，但這並不阻礙它的偉大，這畢竟蘊含着人類文明的最高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