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曙，即宋英宗，北宋第五位皇帝，宋仁宗趙禎養子，他即位後追封生父爲皇考，卻爲宋朝留下兩個隱患。感興趣的小夥伴們跟小編一起看看吧。
北宋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趙禎，是兩宋皇帝中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長達42年，但令人遺憾的是，雖然宋仁宗嬪妃衆多，但總共卻只給他生下了三個兒子，還先後早夭。因此，在宋仁宗晚年的時候，立養子趙曙爲皇太子，待宋仁宗駕崩之後，趙曙即位，是爲宋英宗。
趙曙是宋太宗趙光義的重孫，宋真宗趙恆之弟商王趙元份的孫子，宋仁宗趙禎堂兄濮安懿王趙允讓的第十三子，他也是宋朝歷史上第一位與前皇帝血緣較遠的宗室成員繼位做了皇帝。
宋英宗繼位之後，在該如何追封自己生父的問題上，與朝中大臣產生了激烈的爭執，並對宋朝後來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場爭執就是“濮[pú]議之爭”。
宋英宗的親生父親趙允讓在宋英宗繼位時已經去世，趙允讓生前就有一個封號，叫做“濮安懿王”，簡稱“濮王”，他曾擔任主管皇家宗室事務的最高官員，因而在宗室之中頗有聲望。
宋英宗在當上皇帝后，下詔要羣臣討論，自己的親生父親“濮王”應該追封一個什麼稱號?
在古代歷史中，國家大事都要衆臣討論，尤其是宋朝，更是把這一制度貫徹的最爲徹底。雖然宋英宗自己心裏有打算，但他還是需要朝中羣臣認可他的決定。
於是，朝廷中的大臣們對此紛紛發表意見，意見主要分成兩派。
按照正常法統的概念，宋英宗雖然不是宋仁宗的親生兒子，但他在過繼給宋仁宗後，成爲皇位的繼承人，因此，宋英宗應該視爲宋仁宗“法律上”的兒子。
又由於宋仁宗與濮王趙允讓是堂兄弟的關係，因此，按照正統的觀念，以司馬光爲代表的一批大臣認爲，宋英宗應尊自己的親生父親濮王爲“皇伯”。
而以宰相韓琦、歐陽修等另外一派大臣則認爲，皇帝不能忽視“血緣上”的父子親情，因此，應該追封親生父親濮王爲“皇考”，也就是“皇爸爸”。
因此，所謂的“濮議之爭”，實際上也就是宋英宗對自己的父親追封該是“皇伯”，還是“皇考”的爭論。
這場爭論在朝中大臣雖然分成了兩派，但皇帝宋英宗本人的態度卻很明顯，他想追封自己的生父爲“皇考”。
表面上看，這是皇帝本人的家事，但是，皇帝又不是一個普通老百姓，他的一言一行都會對國家的運行風向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濮議之爭”的本質是：皇帝繼位，到底是以國家爲重，還是以小家爲重。
站在國家的立場上，宋英宗毫無疑問應該追封生父爲“皇伯”，而站在個人小家的立場上，宋英宗追封生父爲“皇考”到也說得過去。
但是，兩種選擇卻有着本質的區別，簡單的說，接受“皇伯”是公利爲上，也可以說是皇帝個人的喜怒應在制度之下;而接受“皇考”則是私利爲上，皇帝凌駕於制度之上。
在“濮議之爭”中，因宋英宗的自己的私心，使朝中大臣分成了對立的兩派，意見相持不下。
就在這時，皇太后曹太后聞訊，親自起草了詔書，嚴厲指責韓琦等人，認爲不當稱濮王爲皇考。宋英宗預感到形勢的發展於己不利，不得不決定暫緩討論此事。
經過長時間的爭論，宋英宗和韓琦等人逐漸意識到，要想取得這場論戰的勝利，曹太后的態度是關鍵，只有爭取曹太后改變態度，才能實現自己的願望。
於是，在某一天，突然出現了兩份詔書，基本同意了宋英宗和歐陽修等人的主張，其中一份還是曹太后的詔書。
曹太后的轉變令羣臣不解，但是，大臣們很快就發現，這兩份詔書都是出自歐陽修的起草，曹太后那份只不過是有太后的簽押而已。
本來，曹太后一直與養子宋英宗不和，這一次竟不顧朝廷禮儀和羣臣的反對，同意尊宋英宗的生父爲皇考，確實令人費解，於是，便有了諸多傳言。
有人說，這一關鍵性的詔書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後誤籤，次日，曹太后酒醒，方知詔書內容，但後悔已經晚了。另一傳說則稱，曹太后手詔的出臺，是大臣韓琦、歐陽修等人交結太后身邊的宦官，最終說服了曹太后。
不管怎樣，宋英宗追封生父濮王爲“皇考”的昭令是發了出來，但是，令宋英宗及歐陽修等人沒想到的是，朝廷發生了巨大的反彈。
宋英宗按照歐陽修的意見，將全力反對的呂誨、範純仁、呂大防三名御史全部貶出京師。
結果，以司馬光爲首的百官全部請求同貶，等於是朝中大臣集體辭職。而且，就連原來濮王府的幕僚王獵、蔡抗等人也站出來反對。
宋英宗爲了生父死後的名分，可謂是絞盡腦汁，最後通過各種軟硬兼施的手段，平息了這場歷時十八個月之久的爭議。
“濮議之爭”並非單純的禮法之爭。司馬光等臣堅持濮王只能稱皇伯，是希望宋英宗能以此收天下人之心，維護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
而韓琦、歐陽修等掌握實權的宰執們考慮的問題則更現實，他們深知，宋仁宗已死，曹太后亦無能爲力，他們要一心一意地擁戴宋英宗，因爲，宋英宗已是皇權的現實代表。
表面上看，這場爭議只是一個皇帝生父的稱號問題，雖然宋英宗最終勝出，但是，他卻在宋朝留下了兩個大隱患：
其一，皇帝重小家輕國家的現象未能得到制止;其二，皇帝的私心導致朝廷大臣的分裂，使得宋朝後來的“黨爭”加劇。
就“濮議之爭”的具體影響來說，在此之前，朝中大臣對皇帝繼位問題大都採取不予具體表態的做法，希望用制度來制約皇帝。
比如，宋太宗曾問寇準，該立誰爲太子，寇準不肯說具體立誰;宋仁宗曾問包拯、韓琦，該立誰爲太子，他們兩人也是不說具體人名，只是勸宋仁宗早立太子爲好。
寇準、包拯、韓琦等人不具體表態的做法，體現了“不管誰做皇帝，有制約就有公正”的原則。
而在“濮議之爭”後，由於皇帝的個人心願強加給了公議，制約作用以集體辭職的極端方式也未能產生效果。
此後，宋朝的大臣們制約皇權的作用大幅度減弱，之後的宋朝“黨爭”加劇，政治局勢波瀾起伏不定。
到了宋哲宗去世後，在確立新皇帝人選時，大臣們再也沒有“濮議之爭”前的原則和自信了，只有一位比較有遠見的大臣章惇按捺不住地喊出：“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可是卻沒有其他大臣的附和，最終不得不接受端王成爲新皇帝的現實，端王，便是北宋的亡國之君——宋徽宗趙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