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期，巴蜀地區是如何治理的?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首先，巡檢多是外地人擔任，實行輪戌制，對當地的風土人情均不熟悉，對付地方性的變亂，很難起到弭亂的效果，有時還會成爲肇禍之源。並非巡檢愚笨，縣尉機智，而是弓手和鄉戶，與屯紮在地方的外地軍隊不同而已。
正如巴蜀地區屢有變亂的爆發，其中很關鍵的因素，則是當地巡檢士兵的驕橫跋扈，欺辱百姓，以致民衆生活疾苦。並且巡檢武裝力量多集中於在軍隊所在地，正是軍隊管理治安的區域，易發生變亂。
而宋太祖於乾德四年，在巴蜀設置的軍隊較多，如：邛州靜南軍、灌口鎮永康軍、梓州靜戎軍、閬州安德軍、萬州梁山縣梁山軍。也正是這些區域，民衆受軍隊的壓制較重。
宋太祖開寶六年正月，渠州人李仙衆率萬餘人劫掠軍界，並且連絡了果、合、渝、涪四州人民謀反。而王小波、李順則居於灌口鎮，其迅速攻下的區域邛州、梓州，民衆多有響應，民變的勢力由幾百人，發展至衆至萬餘從而攻陷蜀州。
其次，巴蜀地區的縣尉，雖然在職權上和巡檢是分工明確的，但是縣尉對當地的民情熟悉程度，多於巡檢官，可是巡檢官與縣尉的職能，沒有達到相互之間良好的協調。就民間集聚而言，對於巡檢官，則認爲有聚衆爲亂的嫌疑，在沒有經過審判的過程下，可能會枉下結論，立即斬殺了民衆，從而逼迫民衆不得不反。
而縣尉多任用當地人做弓手執勤，弓手熟知民情，對於盜賊聚亂情況是否屬實掌握更爲準確，並且再交予縣尉審查，其執行的過程更爲公正。而且對縣尉的要求更爲嚴格，因此縣尉在緝捕的活動中，執勤中擾民現象最爲常見，因此在宋初設立縣尉時，就規定尉無事不得下鄉，或遇捉賊不得煩擾人戶，如有受財入己者，並以枉法論。
在巴蜀地區任職的巡檢官，對巴蜀地區的管理多是強制性的，在執行過程中獨斷性較強，宋太祖乾德四年曾就此下詔：“蜀邑令尉，禁巡警煩擾里民，規求財物;其鎮將亦不得以巡察鹽麴爲名，輒擾民戶。”
而且押捕得賊盜及犯鹽麴人，並送本屬論如律，毋得率意擅斷。正因爲在巴蜀地區這種現象時有發生，這就易產生巡檢與縣尉治安管理方面的斷裂。
最後，巴蜀地區的弓手人員嚴格控制。所以，巴蜀地區本地人擔任弓手人數在減少，減諸縣弓手有差，令尉輒佔留者，重寘其罪。另外巴蜀地區的弓手要自己配備武器，巴蜀地區弓手的減少，儘管在一定程度上，對蜀民差役的負擔有所減輕。
但是當地的土著治安人員減少，以及武器的質量沒有相應的保障，則意味着巴蜀地區的治安管理，可能要大打折扣了。因此從巴蜀地區的治安體系的建構上來看，巴蜀地區基層治安體系內部尚未統一。而且在巴蜀地區民情不穩定的情況下，宋初的治安體系並沒有、有效的利用巴蜀地區的社會力量輔以支持。
也就易使得宋廷對巴蜀地區的，實際發展狀況的判定則易產生偏差。宋太祖乾德三年至五年期間，對巴蜀地區的經濟策略，做出過一些相應的調整，其中有四次對川陝地區的租稅減半，賜西川諸州民今年夏租之半。
但就巴蜀地區茶業的管理上看，宋太祖雖罷除了巴蜀地區的榷茶制，卻禁止蜀茶出境，這對巴蜀地區茶業的發展依然有所限制，也就引起巴蜀地區茶民的不滿。
但又因巴蜀地區土狹民稠，經濟性作物供不應求，所以經常出現兼併者，糴賤販貴以賺利潤。並且在巴蜀地區的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商品性傾向明顯，在唐代時期就已經出現，當時已經出現商人登門收購糧食的現象，從中反映出巴蜀地區的糧食商品化，已形成一定的規模。
而且在經濟作物中，商品化程度更爲突出，在茶葉、桑、甘蔗、蔬菜及藥材，等種植方面有所體現，茶葉上尤爲突出，巴蜀地區不僅茶樹種植面積擴大，而且形成了茶樹集中種植區域，這同從業人員增多和專業化程度高密切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