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年來，專家文人都在斥責秦國是“輕罪重罰”，專家們衆口一詞地引用證據“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行不由路，謂之奸人，奸人者殺”等隻言片語。老百姓往路上撒點灰土就要砍手，出門辦事沒有走在道路上，就要被殺，這還不是輕罪重罰嗎？其實這是張冠李戴，以訛傳訛。
《韓非子，內儲說》記載，“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是商朝的規定。韓非子這段文字的大意是這樣的：殷商時期法律規定，在公路上撒灰要處以斷手的刑罰。孔子的學生子貢認爲處罰過重，便來請教孔子。子貢說：“撒灰於公路是很輕的罪過，而砍斷一個人的手是很重的處罰。古人爲什麼這麼殘酷？”孔子回答說：“不往公路上撒灰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而被砍斷手臂是人們很害怕的處罰。古人認爲，讓百姓做容易的事情而避免害怕的處罰，是很容易辦到的，所以這樣制定法律來推行。”
根據韓非子的這段文字我們知道，“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並不是秦帝國的法律，早在殷商時期就在實行，據此來批評秦帝國嚴刑峻法是張冠李戴。
西漢劉向《說苑，指武》記載，“行不由路，謂之奸人，奸人者殺”並不是秦帝國的法律，而是公元前3000年黃帝《理法》中的規定：行路不走在現成的道路上，就要被當作奸人處死。
考察雲夢秦簡，我們知道，秦國的法律沒有“輕罪重罰”。與同時代其他國家的法律相比，反倒是公平合理相當寬仁。
舉個例子，對於百姓犯罪來說，盜竊在那個時代是僅次於殺人的大罪。所謂“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盜就是盜竊，賊就是殺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治理百姓，最要緊的就是嚴懲偷盜和殺人。所以，李悝的《法經》第一篇就是《盜法》，第二篇是《賊法》。對於偷盜的處罰十分嚴厲：“拾遺者臏”。撿拾別人遺失的東西，就要被判處挖去膝蓋骨的酷刑，李悝的解釋是，因爲這個人產生了將別人的東西據爲己有的“盜心”
同時代由貧民參與制定的古羅馬的《十二銅表法》，對於偷盜別人莊家，或者讓自己的牲口偷吃別人牧草，是處以死刑。
而秦律對於偷盜六百六十錢以下的罪犯，僅僅是臉上刺字然後服徭役。六百六十錢相當於壯年男子4個月的工資收入。犯罪金額遠遠高於“拾遺者”和“盜牧者”，處罰卻遠遠輕於魏國李悝的《法經》和古羅馬的《十二銅表法》。
而且，秦國的法律，也不是像“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那樣希望用嚴酷的懲罰來制止犯罪，而是講究罪罰相當，既往不咎。
比如雲夢秦簡的《法律問答》中提到一個案例，有人在大赦令下達之前，盜竊了一千錢，直到大赦令發佈之後才被抓獲，問對該罪犯如何處罰？秦帝國的司法解釋是：不予處罰。
同時，秦國的法律也並不是想方設法要重罰罪犯。
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問答》有這樣一個案例：罪犯甲偷了一隻羊，栓羊的繩子價值一錢，問是否應該把繩索的錢計入犯罪金額一同量刑？司法解釋是：因爲罪犯甲的犯罪目的是盜羊，繩索只是牽羊所用，因此，不應該將繩索計入犯罪金額量刑。
事情很清楚，秦國的法律是公平合理，寬嚴得當。批評秦國“輕罪重罰”是暴政，實在是張冠李戴，信口雌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