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當年晚春，一則沸沸揚揚的傳聞在天津附近不斷擴散：天津地方已先後有幾百名幼童失蹤;這些幼童，大多被法國傳教士收買的人販子誘拐;每誘拐一名兒童，人販子可得到五兩銀子，而法國傳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爲原料，配製西洋藥方……
1870年7月2日，農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國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遺囑。他說，他行將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燬教堂一案”;他說，“外國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恐致激起大變”;並表示，“餘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但自從咸豐三年組建湘軍以來，他就誓死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
這一年，59歲的曾國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暈病症又進一步地折磨着他。5月16日，他的日記記載，“牀若旋轉，腳若朝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21日，他乞假一月，開始臥牀調養。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續假一月的奏摺剛剛抵達北京時，朝廷以“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轉口氣，讓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塊燙手山芋。
和朝廷諭旨同日抵達的，還有來自江西，他爲自己做棺材訂購的建昌花板。這個巧合讓曾國藩心有慼慼，他預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爲此，在調閱津案文牘、與幕僚反覆商議之餘，他開始以平淡、略顯悲涼的心境，細細交代着自己的一應後事。
他說，此行若死，靈柩應歸湘安葬，“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他說，他的歷年奏摺、生平文章，可留給後代子孫觀覽，但“不可發刻送人”，因爲“刻出適以彰其陋耳”。
對於身後諸事，他事無鉅細，一一道來。然而，與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樣，在這份遺囑裏，後人看不到他對天下大勢、對國家前途的任何評價。恰恰相反，“勤”、“儉”、“孝友”、“祥瑞”、“不忮”、“不求”……所有這一切，無不讓人想起一個老年的農夫，一種尋常的鄉紳形象。似乎，在組建湘軍、平定叛亂、出將入相、一生功業已達極致之後，這個青年時曾以“內聖外王之業”、“不愧爲天地之完人”自期的傳統士大夫，這個師法孔孟、兼取百家的“最後一個聖賢”，已經回到了他最初的來路。他蒼老的目光，似乎僅限於自身、子孫和遙遠湖南鄉下的那個龐大家族。
7月8日，農曆六月初十，曾國藩抵達天津。而僅僅十幾天以後，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僅在天津激起了口誅筆伐，並且使全國輿論爲之譁然。一時之間，“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爲謬論，堅不肯信”，在“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氛圍中，“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國聞週報》，第6卷第83期)……
天津教案——讓曾國藩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
那麼，這份引發了軒然大波、讓曾國藩“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的奏摺，究竟寫了些什麼呢?
在這份奏摺的開篇，曾國藩分析了教案的由來。當年晚春，一則沸沸揚揚的傳聞在天津附近不斷擴散：天津地方已先後有幾百名幼童失蹤;這些幼童，大多被法國傳教士收買的人販子誘拐;每誘拐一名兒童，人販子可得到五兩銀子，而法國傳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爲原料，配製西洋藥方……後來，在寫給國務卿斐士的一封信中，美國駐華公使鏤斐迪也描述了傳聞的盛況：“這種風聞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地，不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圍許多英里的範圍內，爲老百姓所普遍相信”(《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清末教案》)。
對此，曾國藩認爲，該傳聞“全系謠傳”、“毫無實據”。他說，來到天津後，他細細查問了幾百名攔轎遞稟者，挖眼剖心有何實據?結果“無一能指實者”;他也逐一訊問了河樓教堂的150餘名中國教民，“均稱習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養，並無被拐情節”。更重要的是，抵達天津十幾天以來，“亦無一遺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也就是說，傳聞的任何一個環節，從幼童失蹤、人販誘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謠言。如果說，這個論斷已經讓全國輿論“堅不肯信”的話，那麼，對教案的導火索，那個叫武蘭珍的人販子的訊問，更讓人覺得語焉不詳，曾國藩混淆是非、吃裏扒外。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獲了一名叫武蘭珍的人販子;由於傳聞沸騰，民間組織“水火會”對他進行了刑訊逼供。嚴刑拷打之下，武蘭珍供認，他是受河樓教堂王三的指派，前來誘拐兒童的。
正是武蘭珍的口供，引發了6月21日的教堂取證，並進而引發了教案。然而，曾國藩強調，河樓教堂並沒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對質那天，在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縣令劉傑的敦促下，武蘭珍也不能指認出任何一個教民的名字。他由此認爲，武蘭珍純屬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記也記載，在武蘭珍的身上，他發現了“跪傷”、“棒傷”和“踢傷”。
換而言之，在曾國藩看來，直到教案爆發的那天上午，法國人都沒有什麼理屈之處。他爲此寫道，“仁慈堂之設，其初意亦與育嬰堂、養濟堂略同，專以收恤窮民爲主，每年所費銀兩甚多。彼以仁慈爲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那麼，對直接導致教案的豐大業“對官放槍”事件，曾國藩又是怎麼看的呢?
6月21日，張光藻等地方官提帶武蘭珍教堂對質時，教堂外已聚集了幾百名“水火會”成員。當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誰挑頭，有人開始向教堂內的教民投擲石子，拋擲瓦片。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他怒氣衝衝地闖進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彈壓;而當崇厚擔心激起民變、只肯派出兩名巡捕時，這個文明的紳士、資深的外交官翻臉了。後來，崇厚這樣回顧豐大業的風度和武功：“神氣兇悍，腰間帶有洋槍二杆，後跟一外國人，手持利刃。……(崇厚)告以有話細談，該領事置若罔聞，隨取洋槍當面施放，幸未打中……”
事情還沒完呢!將這個一向顢頇、對洋大人們小心翼翼的滿人大員嚇得半死後，豐大業不顧“民情洶涌”、“街市聚集水火會已有數千人”的境況，來到海河邊的獅子林橋上。在這裏，他遭遇了疏導民衆剛剛回來的知縣劉傑;一通咆哮之後，豐大業又掏出槍來，重傷了劉傑的家丁高升……
天津教案就這樣爆發了。當天傍晚，天津城鑼聲大作、“萬民聚集”;在打死豐大業及其祕書西蒙後，以“水火會”成員爲骨幹，紳民們又先後燒燬了河樓教堂、法國領事館和收養中國幼童的“仁慈堂”。在這場大騷亂中，英俄各國也遭遇池魚之殃，除13名法國人喪生之外，另有3名俄國人、2名比利時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愛爾蘭人死去。英國講書堂和美國講書堂也在大火中化爲一片灰燼……在幾十萬天津紳民、所有與聞此事的中國人看來，倘若沒有豐大業事件，教案是不會發生的;而對此，曾國藩只是輕描淡寫地談到，“迨至府縣赴堂查訊王三，豐領事對官放槍，而衆怒尤不可遏。是以萬口譁躁，同時並舉，猝成劇變”……
激怒全國輿論的，又何止是這些?在這份奏摺的末尾，曾國藩拿出了教案處置意見：不僅主張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紳民盼望的那樣，打算調兵入津;不過這些軍隊不是來“備兵以抗法”，而是來威懾、彈壓不肯息事寧人的天津紳民的……
難怪乎，幾天以後，當朝廷將這份奏摺發抄朝野、徵求意見時，聲討曾國藩的輿論浪潮，在瞬間捲起了：不僅舉國洶洶、“責問之書日數至”，原本以他爲榮的湖南同鄉，也視之爲奇恥大辱。時人記載，在北京湖南會館，不僅他的“官爵匾額……悉被擊毀”，就連他的名籍也被削去，即不承認他是湖南人。一個舉子撰寫了這麼一副對聯，刻薄地挖苦他的這個人生轉折，“殺賊功高，百戰餘生真福將;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而與他幾經分合、不久前剛剛重歸於好的密友左宗棠，也毫不客氣地致書斥罵他。後來，曾國藩也以“物論沸騰，至使人不忍聞”的話語，表達了自己的懊悔。
但，舉國聲討之際，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在朝廷將這份奏摺發抄朝野時，有意刪去了曾國藩爲天津紳民辯護的五個“致疑點”。
交困
五個“致疑點”，不僅解釋了謠言愈傳愈盛、天津紳民“積疑生憤”的緣由，而且折射了交匯之初、東西方風俗與文化的巨大隔閡。曾國藩談到，西式建築均設有地窖，這些地窖，不過用來隔潮、儲放煤炭，但由於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訛傳訛，天津紳民漸漸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閉其中”。
對天主教信仰的無法理解、“不可理喻”，更導致了衆多疑點的出現。以前任江西進賢縣令魏席珍之女賀魏氏爲例，她進入河樓教堂，原本爲了治病，但信教之後，堅持不肯回家，“因謂有藥迷喪本心”;以施洗儀式爲例，教民初死，神甫“以水沃其額而封其目，謂可昇天堂也”，對習慣哭喪表達悲傷的中國人來說，這也顯得異常詭異、鬼祟……
更要命的是，當年晚春，天津謠言四起、各處檄文揭帖層出不窮之際，河樓教堂又遭遇了一場空前瘟疫。幾十個死去的幼年教民，大多在夜間掩埋，“或有兩屍三尸共一棺者”;這些棺木屍身，埋葬極淺，經覓食的野狗發掘後，“胸腹皆爛，腸肚外露”，這就難怪天津紳民對謠言信以爲真、“各懷恚恨”了……
如果說，即使不刪去這五個“致疑點”、奏摺完整面世，曾國藩也難逃其咎的話，那麼，這些分析至少使教案顯得合乎情理，曾國藩“持平辦案”的心跡，也不會被一邊倒地被認爲是“賣國”。問題在於，對這個“中興以來、一人而已”的晚清重臣，對這個被認爲是“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清史稿·曾國藩傳》)的當代聖賢，朝廷爲什麼要這麼做呢?
這就不能不談到那個年僅35歲，但異常工於心計的女人。幾乎是教案剛剛爆發，慈禧太后就下定了息事寧人、維持和局的決心。但她不願表明自己的意圖，不願爲此招來罵名;爲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國藩前往天津處置教案的諭旨裏，她這樣表達自己的態度：“持平辦理”、“順輿情而維大局”。
她似乎絲毫沒有意識到，在“戰”、“和”兩難，“論理”與“論勢”者相持不下的情況下，所謂“順輿情”和“維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無法平衡的衝突。幾乎是教案剛剛爆發，以奕、寶鋆、李鴻章爲代表的洋務派官員，即決心和平結案、維持大局，爲此他們強調，“津民無端殺法國人，真是藉端搶掠”;而以奕譞、李鴻藻、“清流”勢力爲主的守舊派官員，則認爲“民心尤不可失”。他們甚至主張，借輿論沸騰、“民氣大張”的勢頭，與洋人們決一死戰，徹底驅逐西方、天主教勢力於國門之外……
她遲遲不肯表態;甚至，在7月25日《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進行大辯論時，她還欲擒故縱地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這一天，在傳達給曾國藩的又一道諭旨裏，她再次強調那如同冰與火不可兼容的兩個立場：“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不僅要把這塊燙手山芋，徹底扔給曾國藩;她還要曾國藩爲她承擔起“理”、“勢”對立，“戰”、“和”兩難的代價。爲此，她將那份奏摺發抄朝野、公諸天下，這麼一來，洶洶民心、滔滔輿論，自然會將矛頭對準曾國藩;她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刪去了曾國藩爲天津紳民辯護的五個“致疑點”。這也不是什麼畫蛇添足之舉，這麼做，只會有一個結果：一方面，讓洋人看到曾國藩辦事之難、態度之毫無保留，從而見好就收;另一方面，對遠道而來、旨在通商和傳教的洋人來說，被徹底激怒的民衆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因素，而並不“持平”、沒有隻言片語辯護的奏摺，正適以火上澆油……
甚至，在她深不可測的心中，她還有着進一步削弱曾國藩，使他在喪失湘軍勢力之後、“清望”和影響力也大打折扣的打算?這不是沒有可能的。
這是個長袖善舞、讓人一言難盡的女人。自從執掌這個國家，她就不間斷地感受着種種前所未有的尷尬處境：不僅是“理”和“勢”的對立、“戰”與“和”的兩難，還有“內輕”和“外重”的失衡、“中體”和“西用”的糾纏，以及作爲少數部族卻統轄這個國家的先天不足，身爲女人卻“牡雞司晨”的名不正言不順之處……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僅包含了“天朝”和“夷狄”的主客易位，還包括着人心、社會、民族、深宮、權力格局與文明演替的種種緊張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她開始了此牽彼制、翻雲覆雨的權術生涯：1861年前後，幾乎上臺之初，她就在曾國藩的湘軍嫡系之外，製造了左宗棠、劉長佑兩個旁支，以及李鴻章的淮軍勢力，以制衡曾氏兄弟;1864年，剛剛克定天京，她就以旁敲側擊、恩威並施的手筆，逼迫曾國藩盡裁湘軍;次年，她以“祖宗家法”的名目，削弱了與她分庭抗禮的洋務派領袖奕，而伴隨着“師夷長技”之洋務運動的興起，她又有意地培植起一批守舊士大夫，形成“清流”勢力，以避免東南督撫的成爲國家與社會主導力量……
清末年畫《曾國藩慶賀太平宴》，正中榻上坐着李鴻章(左)和曾國藩(右)，左邊從左至右依次爲左宗棠、駱秉章，右邊坐着彭玉麟、曾國荃等。
在十年的歷練之後，她的這些手法如此嫺熟，如此得心應手，不僅表現於天津教案，而且表現爲洋務運動“進兩步退一步”的節奏。她什麼都考慮到了，唯獨沒有考慮曾國藩的處境;在她四十八年的執政生涯裏，她處處是贏家，唯獨輸掉了這個國家。在新舊交替、百廢待舉的年月，這個帝國原本應當昭示它鮮明的國策，無論外交、內政還是文化的“體用”，一如東鄰的日本。但在她超然事外、左右逢源的種種手筆中，它不可避免地徹底沉淪了……
在長達四十八年的歲月，在與她共事的衆多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夠瞥見她的深處內心。或許，不久後自甘沉淪、餘生碌碌的奕，是一個;而二十多年以後，在甲午戰敗的陰影下，面對俾斯麥婉轉地抱怨“麻煩來自女人”的李鴻章，是另一個。
或許，還有一個。那就是曾國藩。
“一生三變”
後來，歐陽兆熊以“一生三變”的說法，概括曾國藩的幾個階段。他說，做京官時，曾國藩“以程朱爲歸依”;出辦湘軍後，“則歸申韓”;及至晚年，他以曠達爲意，“以禹墨爲體，老莊爲用”……這個說法，後來廣爲流傳、普爲人知。然而，它依舊拘泥於皮相。在曾國藩漸行漸遠、愈磨愈平的心路歷程背後，不僅有着他始終不變的儒家本色，還有着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深刻尷尬。
他以儒生帶兵，“被服論道，以忠誠爲天下倡”。做京官時，他曾上書皇帝，直言不諱地批評他“瑣碎”、“徒尚文飾”、“驕矜自是”;組建湘軍之初，他設立“審案局”、得罪駱秉章、參奏陳啓邁、彈劾宗室崇綸……凡此種種，無不有着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爲己任”的雄健色彩。然而，與他的一腔血誠、披肝瀝膽對比，不僅那個腐朽官場對他處處側目，那個顢頇、搖搖欲墜的朝廷也不信任他。據說，在他湘潭首捷之後，大學士祁雋藻這麼提醒皇帝，“曾某以在籍侍郎，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
他爲此度過了一生中最艱難的幾年。從長沙到衡州、江西，他不僅屢戰屢敗，而且形影孤單，“每逢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在幾年處處碰壁、幾次自殺未遂後，他才走進湘鄉荷葉鎮的那片老屋，以“守制”的名義，開始了長達一年多的痛苦反思。
他只能改造自己。他由此開始了處處變通、時刻夾雜着拙誠與做作的生涯。在攻武昌、克九江、奪安慶、定天京的歷程中，他次次推首功於朝廷信賴的滿人大員官文;而在與駱秉章、沈葆楨、左宗棠、毛鴻賓等漢族大員的合作中，他也處處與人爲善，見功不掩、見過不責……他自覺地使自己鍥合於那個腐朽年代，一切行爲都與社會規則絲絲入扣、天衣無縫;他並以近乎苛責的姿態，保持着自己內心的獨立和自我體察。他由此成爲一個戴着鐐銬的善舞者，一個貌似分裂、實則異常統一的末世聖賢。
一個時代，就這麼改變着一個人;而在被改變之後，他不僅無力、也不再企圖改變這個時代。他在事功方面傾注了太多的心力，這就註定了他要被時代所侷限;他成爲這個時代的集大成者了，然而他身上彙集的，不僅有美好與堅韌，還有侷限和狹隘……
在中國歷史上，他是僅有的一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聖賢，但他不僅是最後的聖賢，也是最不起眼的聖賢。正如風雷激盪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而養士百年、氣象開闊的兩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樣，那個萬馬齊喑、死氣沉沉的社會，只能造就這麼一個世俗、世故、煙火氣十足的完人。他後來賴以傳世的《家書》、《日記》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遺囑，無不證明了這一點。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儒家人物，只不過青年爲“士”、中年爲“大夫”，而到了晚年，他開始向最初的來處、向一個老年農夫或者說尋常鄉紳迴歸罷了……
至少，在天津教案的處置中，他處處表現出鄉紳的、近乎族長的態度。
無力迴天
在天津教案的處置中，他的一系列手筆都讓參與斡旋的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感到難以置信。後來，赫德以一長串刺耳的詞彙評價曾國藩，“優柔寡斷”、“被評價過高的人物”、“與他的崇高聲望名不副實”、“才能不過平庸而已”……一句話，在赫德看來，曾國藩老朽而昏聵，他對外部的世界一無所知。
比如懲治兇犯。7月17日，法國駐華公使羅淑亞抵達天津，與曾國藩會晤。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責任的要求面前，他均無異議。但他強調，在確認兇手方面，該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羣毆斃命，以最後下手傷重者當其重罪。此案則當時羣忿齊發，聚若雲屯，去如鳥散，斷不能判其孰先孰後，孰致命，孰不致命”……
他由此提出了一個讓羅淑亞、讓羅伯特·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見：他說，“擬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毆斃命20人，那麼，中國官府也處決20名案犯好了。
這種東方式的自我懲罰，讓人想起廣漠鄉土裏的宗族械鬥。對此，羅伯特·赫德談到，他“似乎是在一個祠堂裏和另一個族長對話”。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初晤羅淑亞時，曾國藩日記記載，“辭氣尚屬平善”、“無十分桀驁要挾之象”。然而，僅僅兩天以後，因爲英國公使威妥瑪的上下其手，羅淑亞驟然翻臉，他要求賠銀50萬兩、處決全部兇手，並處死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知縣劉傑和直隸提督陳國瑞。他並訴諸以戰爭威脅：倘若十日內不予回覆的話，“已駛抵紅海的法國第三艦隊，以及已啓航的英國加爾各答艦隊，將炸平天津，進攻紫禁城”(莫爾斯·巴勞，《中華帝國國際關係》)……
對此，除了就事論事，曾國藩什麼也不答應：他同意將張光藻和劉傑“交部議處”，但這隻因爲教案前夕，他們曾張貼布告，宣稱有兩名人販子“受人囑託”、從而助長了謠言的可信度;他們應爲此負責。但他們的刑罰不應該是殺頭。曾國藩說，倘若法國人進一步逼迫他，他將“惟守死以持之”……
又何止於此?10月5日，當張光藻、劉傑被髮配到黑龍江“效力贖罪”時，曾國藩先是讓幕僚贈銀三千兩;此後，他又多方張羅，籌集了一萬兩銀子，以安頓他們的家屬。據說，在他們前往滿洲前夕，曾國藩與他們促膝長談，而他們也不怨恨曾國藩……
更加讓人目瞪口呆的，還在後頭呢!9月18日，在判決馮瘸子等15名案犯後，曾國藩急急奏報，其中一個叫“穆巴”的案犯，系屬誤判，“(但)又抓獲範永一犯，自承殺人……以範永替穆巴”;而10月19日，當20名案犯在天津被集體處決後，曾國藩或擔心其中必有冤枉，或多少產生了憐憫之心，他決定賠付每家撫卹銀五百兩……
凡此種種，無不讓赫德覺得他面對的是“一塊古老世紀的活化石”、“有着一種令人窒息的黴爛味道”。那麼，赫德知道麼?那個右眼微眯、精神委頓的老人，不僅是傳統社會的“最後一個聖賢”，他還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進者。在那個華洋雜處、兩種文明初遭遇的年份，他綰接了二者，併成爲後來漸行漸遠、滄海桑田般劇變的起點。
他的轉折從1860年開始。此前，廣州入城紛爭初起時，他遙爲議論，“自古稱國富者，以地大爲富;兵強者，以人衆爲強……英夷土固不廣，來中國者人數無己，欲恃虛聲以懾我上國”;他並且預言，“此次角鬥，彼必不能堅守”。如果說這些論調折射了他和衆多士大夫的相近與相似的話，那麼，不久後一連串的殘酷事實，則讓他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火燒圓明園時，他“爲之悲泣，不知所以爲計”;《北京條約》簽訂後，他“閱之不覺嗚咽”。次年秋天，他的日記記載，“四更成眠，五更復起，念(夷人)縱橫中原……爲之憂悸”(《曾國藩日記》，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又何止是他?這一年，胡林翼視師安慶，爲西洋輪船而“中途嘔血、幾至墜馬”;據說，臨死之前，他的最後一句話是“天要變了”;而十幾年以後，他的學生李鴻章則以“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描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夷禍……
隨即，他駐節東南、應酬洋場。在這裏，他目睹了光怪陸離而又自成一體的西方情態：不僅西洋開花大炮讓他“驚心動魄”，上海失陷期間，洋人曾“代收”關稅七十餘萬兩，此時如數交還，這個手筆讓他大爲感慨。他說，“彼雖商賈之國，而頗有君子之行”;他說，“諸夷不知三綱而尚知一信”。
他由此開始迥異於前代聖賢的生涯：他設立安慶軍械所、創辦上海機器局、翻譯多種西方書籍、派遣幼童“出洋學藝”……他希望以西洋的技術，護衛他所熱愛的文明;他說，“師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遠之利”;他甚至產生了“海上爭雄之志”，他說，“未敢遽問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
然而，他很快發現，這是一條漸行漸遠、無法再回頭的長路：爲了造船制炮，他必須引進“制器之器”;上海機器局落成後，“各委員詳考圖說，以點線面體之法，求方圓平直之用”，換而言之，伴隨西方物器滾滾而來的，是聲光電化、“制器之所以然”;以洋槍裝備淮軍後，他曾經讚歎，“餘平生所見步隊不逮此遠矣”，然而，這樣的軍隊卻必須“純用洋人規矩”操演;在幾艘輪船下水前夕，他已經意識到，“船成之後，仍需酌改營制，略仿西洋之法”……
從船炮、“制器之器”到操演規矩、營制，西方文明就這樣水銀瀉地般滲透着。又何止於此?不僅船炮、“器具”從來不是孤立的，它背後的人心與社會也如此。“中體西用”從來是個模糊不清、近乎臆想的概念，因爲它迴避了“體”與“用”的互爲聯繫、“道”和“術”的彼此作用。而這種聯繫與作用一經展開，它必將裹挾一切：正如後來中國人所親歷的那樣，在器具變遷之後，是觀念之變、社會之變、政制之變和“道體”之變。在這個意義上，與曾國藩同時代的倭仁，無疑更有先見之明，他一開始就反對同文館的開辦;而幾十年以後，梁啓超的“變亦變、不變亦變”，則說出了這段歷史的關鍵……
或許，曾國藩也隱約感覺到了這一點?史料記載：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他很少再觸及洋務，“而日從事於經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