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枚牙齒的論文發表後,論文上多位署名作者成爲媒體追逐的對象,在記者聯繫多位專家採訪的過程中,有兩點頗爲感慨:
一是幾位採訪對象謙遜有禮,均不居功自傲,相反一直強調團隊合作,主動推薦團隊其他人員“露臉”;
二是專家團隊對於論文“挑戰了‘東非起源說’”等冒進說法並不贊同,反覆強調科研的長期性和嚴謹治學的必要性,這恐怕是目前中國學界最需要的科研精神
我們從哪裏來?這是人類一直試圖清晰回答的“終極問題”之一。
近日,中外科學家公佈了最新發現。他們聯合在英國《自然》雜誌發表論文,宣佈在湖南省道縣樂福堂鄉福巖洞古人類遺址發現47枚具有完全現代人特徵的人類牙齒化石,表明8萬至12萬年前,現代人已在中國華南地區出現。
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具有完全現代形態的人類,比此前發現的具有相同特徵的歐洲現代人早3萬到7萬年,引起世界廣泛關注。
成果無疑令人豔羨,研究者也成了媒體追逐的對象。但其實,對於當事人來說,從找天上的星星到找地下的牙齒,科學研究從來都不是浪漫的事,更多是周而復始田野調查的身心俱疲,和實驗室裏跟枯燥數據的反覆糾纏。在失敗與成功的毫釐之間,對於真相和真理的渴求,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信念,是他們尋找所有祕密答案的永動機。
再續20多年前的發現
2011年10月的一天,時年37歲的蔡演軍從西安出發,參加一項野外古人類化石考古的調查。目的地,是他此前所不知的湖南道縣樂福堂鄉。
“我一路在想,要去尋找的古人類所生存的那個地方到底是什麼樣的,值得我這麼折騰跑一趟。”他回憶說。
道縣地處湖南、廣西和廣東三地接壤地帶,雖說屬於湖南,但距省會長沙較遠,離廣西更近。
這是這位中科院地球環境研究所研究員第二次參與古人類演化的考古項目。西北大學地質學專業出身的蔡演軍,如今主要研究過去氣候和環境變化。他的任務在這個最終囊括了三個國家、十多名主要研究人員的國際團隊裏十分明確——確定發掘到的化石的年代。具體工作內容用他的話說就是“找非常可靠的小石頭,帶回實驗室裏測試分析”。
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考古項目呢?讓時光倒流到1984年。
1984年10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道縣文化局聯合組成工作組在道縣境內進行了第四紀哺乳動物和古人類化石的考察工作,在樂福堂鄉塘碑村考察併發掘了一處洞穴(時稱塘碑村洞),獲得24種(屬)的哺乳動物化石。
這個二十多年前埋下的伏筆在2011年重啓。科學家們經過考察認爲,鑑於這個地方此前有如此豐富的哺乳動物化石被發現,也有可能找到人類化石。
那年9月,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道縣文物管理局的配合下,對這個後來叫做福巖洞的洞穴進行發掘,力圖找到實證,以實現同古人類的跨時空“交流”。
出現在蔡演軍面前的考古現場,是一個延伸約100米的岩溶洞穴。這讓已勘察過上百個洞穴的他未覺特殊。
在蔡演軍抵達道縣的前一年,團隊裏吳秀傑、裴樹文等古人類專家的工作早已展開,他們完成了對考古發掘地點的初篩,最終鎖定了包括福巖洞在內的幾處發現化石可能性更高的洞穴。
福巖洞保存較好,洞穴內部受到的影響有限。蔡演軍開心地發現,不同發掘區域結構層次清楚,現代環境比較乾燥,沒有怎麼受到水流的影響。這對於考古研究是幸運的事。
蔡演軍在洞內取樣,兩三天後離開道縣回到西安實驗室。至此,這個項目對他依然並無特殊之處,更像是他重複若干次的科學實驗。
但對於道縣文物管理局的楊雄心來說,這次考古是充滿希冀的新奇之旅。他全程參與了專家團隊在福巖洞此後五年的考古調查工作。
“土專家”的關鍵建議
按照楊雄心他自己的說法,“不是文化人,更從未學過文物”。他先後做過鉗工、糧庫保管員,甚至一度下崗擺地攤,直至2006年“迴歸”縣文管所,他開始接觸文物考古。2009年,他還發表了考古論文。
從2010年準備福巖洞考古項目,到2011年開挖,到2013年野外發掘結束,再到後來證明科學研究成果,楊雄心已不記得多少次進洞。每天7點上工,12點下班,下午3點進洞,6點再出來,實實在在八小時在洞裏上班,每年一個月。
回到發掘之初,事實上,在蔡演軍到來之前,考古團隊在經歷十多天的無功而返之後剛取得了突破——他們在洞穴裏找到了第一枚人類化石牙齒。楊雄心功不可沒。
工作組成員在最初確定的發掘點連續工作數日,但並未找到人類化石,因此計劃撤出,放棄現有考察點,在外圍另覓良處。一直陪伴在側的楊雄心說出了自己的意見。
“我說不能撤。從村裏架設了這麼長的電線進去,不容易,說不定外面找不到還要回來繼續挖,即便是外面去找點,一時間也不知道哪裏有這麼好的洞去挖。”楊雄心回憶說。
專家問:“那你說挖哪裏?”
他回答:“我記得老師說……”
專家立刻說:“你老師是誰啊?”
楊雄心說:“我老師是書本上的老師。我喜歡看書。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爲你們挖的這個位置,裂隙很大,水流多,侵蝕厲害,常年都有鐘乳石水滴。”
楊雄心建議挖洞裏比較深的一個位置,堆積層較厚,較高,更乾燥,沒有水滴。“他們有點猶豫,說可以考慮,但不好‘布方’。”
“我說,我記得世界上重要的考古挖掘,都是沒有布方的情況下挖掘的,反而布方的點不一定出成果,比如華北有個地方,挖了幾十年,還沒有挖出一個人類的東西。”楊雄心回憶說。
專家們最終接受了楊雄心的意見,在他推薦的那個位置準備挖掘。第二天,就挖出了第一枚人類化石牙齒。
“開始是5顆牙齒,大家都很興奮。可以肯定是人類牙齒,像挖到珍寶一樣,拿着綢布包起來。”
給牙齒的年紀“畫弧”
在發掘工作進展順利之時,化石年代確定的工作反而陷入瓶頸。儘管爲了獲得最佳實驗結果,蔡演軍兩次前往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世界最頂尖的同位素實驗室進行測試分析,但2011年和2012年兩次取回的樣品測驗結果都無法印證團隊古人類學家們做出的現代人年代的推論。
“首先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化石點,又發現了這麼多人類牙齒化石,後續可以開展包括古人類食物、病理等很多相關領域的研究,如果不能確定化石的年代,那麼這個研究是不完整的。”蔡演軍說。
“前兩年我已經測了一點,確定了化石最老的年代在12萬年,如果用一個括弧標註的時間段,我們找到了後面的括弧,但前面的括弧一直沒找到,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蔡演軍想盡一切可能,繼續尋找可測驗的樣品,最終在第三次採樣中找到有效實驗樣品,並最後找到了前面的那段“括弧”——確定了化石屬於生活在8萬年前具有完全現代形態的人類。
“我們的研究向大衆開啓了認識人類演化的另外一個視角,拓寬了對‘人從哪裏來’的探索,但並不能推翻現有的包括‘走出非洲’這種學說的認識,這還需要長期研究。”蔡演軍一再強調。
“人死後身體最有可能保存流傳後世的就是骨頭和牙齒。根據這些化石和它們所處的環境,我們可以瞭解古人和他們存在的世界,這聽上去像穿越,很浪漫,但科學研究不是什麼浪漫的事,而是一個普普通通,甚至枯燥乏味重複的過程,只有你堅持努力,把你能做到的做到極致,就有可能。我們團隊就是這樣。”他說。
“我們知道的越多,就會感覺知道的越少,就像是一個圓,你站在圓內,認知的圓周越長,就知道圓外未知的世界越大。我們要做的就是儘可能把這個圓畫大。”蔡演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