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歷史中，明朝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朝代。在那個朝代裏，有好些本是相對立的東西，卻都能平安地裹在一個叫做明朝的大袍子裏相安共容。
明朝皇帝的龍椅安穩之後，便將宋朝時“格物”出來的新儒學——理學奉爲獨尊之位。明永樂年間饒州儒士朱季友給“周、程、張、朱之學”提了一點不同意見，算是學術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後龍顏大怒，下旨“命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著書，曰：‘無誤後人。’”朱棣的這一句話便開了明清兩朝以程朱理學禁黜異端的先河，從此理學成了唯一的學問，其他都成爲異端邪說而受到查禁(《禁書·文字獄》，王彬著，中國工人出版社)。而明朝的科舉“考試大綱”規定得更是嚴格，必須從朱熹所編定的“四書”中出題，對其理解和運用也必須遵循程朱的註疏。
“考試大綱”看起來無關緊要，但那可是一根有力的指揮棒，它指揮和規範着儒生們的腦子，進而控制社會思想和觀念。所以，在明朝時指導人們行動的思想就是以講述“存天理，滅人慾”爲主的理學。現在想來這種想法實在是有點兒荒唐，人慾豈是能滅的？雖然古聖賢說“無欲則剛”，但人要真的沒有了慾望，什麼樣的想法都沒有了，那結果恐怕不是“剛”，相反則可能是軟得不能再軟，唾沫吐到臉上也一定會等它自己幹掉的。當然，倘要深入地想一想，這個“一存、一滅”的理論，倒也充滿了浪漫的理想主義色彩，人的慾望都滅掉了，只存一個“天理”在心中，那可真是一個大同世界呢！也許正因爲如此，明朝的理論家們在不斷地擴充和挖掘着“存天理、滅人慾”的深刻內涵，社會管理者們，也就是牧民的官員們，則是精心地把理論家們的研究成果轉變成社會規則，牧養着萬姓子民。
在這樣的朝代裏，講的是理學，用的也是理學，那時的空氣裏可能也瀰漫着理學的氣息，文藝自然也不可能僅僅是“爲藝術而藝術”，超然於世外的，也一定是理學思想指導下的文藝，是弘揚着理學精義的文藝。可是，事情奇怪得很，偏偏就是在這個“滅人慾”的明朝，卻是一個色情文學大量出現併成爲流行文學的時代，而且還出現了色情繪畫，即春宮畫。
具有中國第一“色情小說”之稱的《金瓶梅》，現在已得到了藝術上的肯定，但其色情描寫流傳之廣，對後世文學的影響之大，是沒有哪一部小說能與之相比的，在當代，賈平凹的《廢都》中仍可看到它的影子。除此以外，現在還能看到，創作、刻印、流行於明朝的色情小說還有《剪燈新話》、《歡喜冤家》、《宜春香質》、《如意君傳》、《情史》和《隋煬帝豔史》等十二三種。這些作品中，不論創作的主旨如何，但都有大量的、露骨的“牀上戲”。除此之外，那些較爲隱晦但仍以描寫男女之情爲主的才子佳人小說，就更是多得難以計數。除了文字上的東西，明朝春宮畫的出現和流行，也並不亞於色情文學，據漢學家高羅佩考證，明朝時的春宮畫在其鼎盛時，印刷時使用了五色套印，其水平之高，畫面之美，至今令人歎爲觀止(《中國古代性文化》劉達臨著)。這些色情文學，在四五百年之後的今天還能見到，足見當時的印數之多，流行之盛。
色情，自然是宣揚情慾的，而情慾則又實在是人之大欲也。明朝主流文化的檯面上高唱着“存天理、滅人慾”的高調，而它的背後流行的卻是宣揚慾望的色情文學。雖然也時有遭受焚書毀版的查禁，可一部又一部的色情小說還是不斷出現和流行。在同一片天空下，有着與理論上如此相悖的事情，豈不是有點兒匪夷所思麼？
這大概要從儒士文人的生存狀態和環境說起了。
我們知道，明朝是一個嚴刑酷法的時代，自從朱元璋坐上龍椅的那天起，皇上便將天下的大權緊緊地攥在手裏，有着無上的權威。明朝開國時是設有宰相一職的，但設了幾年，朱元璋覺得“一人之下”還有一個“萬人之上”的人，心裏有些放心不下，於是便設了一個“謀反”的罪名，把宰相一個個都殺掉了，並從此立下規矩，朱氏天下永不再設宰相一職，後來這話便成爲家規國訓，永遠也沒有人敢提議恢復。
萬曆年間，張居正雖有宰相之實，卻無宰相之名。所以，在整個明朝期間，雖不斷有“太監弄權”、“閹人擅政”，把個朝代弄得雞犬不寧，民不聊生，可無人敢提議復設宰相，幫助皇帝管理一個偌大的帝國。明朝中葉出了一個過繼皇帝，因爲他要稱自己的生身父母爲太上皇和皇太后，廷臣們羣起而反對，這位皇帝便一氣之下再也不上朝與他的大臣們見面，時間達十二年之久，用柏楊的話說，大明王朝那時成了一個無頭朝代。就是在那樣的情形下，帝國的朝臣們也無人敢有非分之想，可見那時儒臣們的中規中矩。
明朝的儒臣文士們之所以如此，大約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們自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忠君保國”，哪怕是一個混賬白癡坐在龍椅上，一肚子詩文的臣子們也要向他跪拜叩頭的。孟子說：“民爲貴，君爲輕，社稷次之。”告誡信奉他的學說的人忠君固然重要，但假若弄得民不聊生，則可能無君可忠了，提醒他們多少要體恤一點民情，讓百姓們活得下去。可惜，在明朝，書生們讀到的《孟子》一書卻是欽定的刪節本，那些保民恤民的話都被刪削掉了，剩下的只有忠主賣命。
再一個原因便是屠刀下的威服。明朝定國之後不久，朱元璋便大開殺戒，忌憚功臣們功高蓋主，擔心自己死後子孫們壓服不住他們，便在他當政的二十餘年間，把與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們大多殺掉了，且用的都是滿門抄斬的法子，連門生故交都不放過。一面殺功臣，一面則是殺儒生。寫詩作文章，凡是觸犯了朱元璋忌諱的“光、賊、則”等字眼的，一律殺掉，其他就更不用說了。他的四兒子朱棣從侄子手中奪過天下後，又接着殺了一陣，其中僅“讀書種子”方孝孺一案，就殺了八百餘人。在開國之後的幾十年間，父子們一路殺下來，砍掉的人頭不可勝計，其中多數是儒生文士。面對這樣的現實，誰還願意拿自己的腦袋和皇帝開玩笑？結果是，血淋淋的人頭，威服了二百餘年的書生膽。
宋朝的時候，書生們擠不上入朝爲官的獨木橋，還可以做做學問，弄一弄什麼“道學”之類，有了自己的創見便可以發表出來的，但在明朝，“理學”已成爲皇家欽定的“真理”，用不着書生們再去動腦子，搞什麼理論創新了，所以，在宋朝可以做的學問這時便做不下去了。
雖然在明朝後期出現了李贄、黃宗羲、唐甄一類的學者，提出了“童心說”和“新民本”說，現在這些學說也已經成了顯學，成了學者們研究的對象，但在當時卻是地道的“隱學”，是“地下學者”，那些研究的成果都是偷偷地搞出來的，就是寫的書也只好用《焚書》、《潛書》爲名，不敢公開地印行。
公開地做學問不行，科舉的路又窄得嚇人，書生們還要吃飯，還要養家餬口，就是做風流才子也還要一些小錢的，所以，他們只好去尋別的活命的法子。
在明朝中後期的長江中下游一帶，商業氣息已是較濃的了，經濟繁榮後便出現了一些有錢又識字的閒人，於是出版業便隨之發達起來。書商們要賺錢，書生們要吃飯，有了閒錢的人們要愜意，通俗文學便出現並流行起來，流行得久了自然便流向了色情文學，因爲“牀笫文學”最能切中人性的慾望，最能成爲暢銷貨。所以，色情文學一旦出現，很快就走上“暢銷書”的排行榜，自然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
在這些色情文學中，除了吸引讀者的“牀上動作”是重頭之外，還多多少少寄託了書生們的夢想。在大約成書於明末清初的色情小說《舞花吟》中，便可窺見一點書生們的心思。書中寫了一位書生，一連搞了好幾個女人。他一面周旋在幾個女人中間，一面又去下科場，結果是考得功名，把那五個女人全都娶回家中，美女簇擁，升官發財，快樂成仙。書生的夢做得很美很圓，也很溫柔，可惜多半是夢。
劉達臨在《中國古代性文化》中談及明朝色情文學興盛的原因時說，其中之一是明朝的皇帝荒淫無度，官員們也大興吃春藥之風，起了帶頭作用。那意思裏還有批評執政者們提倡“理學”自己卻並不修行“理學”。這原因固然也是有的，“官德”的示範效應是很大的。但我卻又想，看一看明朝之前的中國歷史，又有哪一個朝代的皇帝不是三宮六院、嬪妃如雲、荒淫無度呢？又有哪一個有官有錢者不是三妻四妾的？可在那時卻並未帶動出色情文學來。
在明清兩季，文字獄是十分盛行的。然而，考證這些文案，就會發現這些案件中，沒有一件是因爲創作了色情文學而興的，即使有這一方面的原因，也並不純粹。這不能不說又是一個十分奇特的歷史現象。我想，大約在政治家們看來，色情文學流行，雖然有傷風化，危及道德，不可不管，但也不必一概禁絕，像對付研究歷史、揭皇家短處的歷史學家，以及議論朝政的學者那樣嚴酷，捉住後要把作者、書商殺頭，著述燒掉，印版銷燬。
當然，對色情文學查也是要查的，但也只是做做樣子而已。原因在於政治家們明白，把聰明人的心思引到女人身上去，一定比讓其琢磨龍椅的構造和製作方法好得多。明朝後期，李贄因爲公開了他的“童心說”，便死於詔獄了。但與其同時的“色情文學家”們便沒有受到這樣的待遇。所以，倘這一猜想成立，這可能也是明朝色情文學興盛的客觀原因。而看一看明朝之後的清朝，文網依然極其嚴密，但色情文學卻尤進一步，便多少證明了這猜想的不差。
由此觀之，明朝色情文學的興起，一面是正常的學術消失，書生們的心思無處可用，只好向女人的身體上去發揮；一面則是文化市場的出現，給文學傳播提供了外在條件，書生們可以由此討一點生活而不至於餓死，書商們也就樂得藉此發一點小財。而官方呢，則又睜眼閉眼地默許。至於“存天理、滅人慾”的真理，到這時候只好成爲唱唱的高調而已，因爲人的第一要務畢竟是逞飲食男女之慾。
在這個世界上，有兩樣東西是最能銷蝕掉人的精神的，一樣是金錢，俗語說有錢能使鬼推磨，金錢可以降服厲鬼，肚子裏裝着慾望的活人則更不在話下了，什麼樣的精神硬骨頭都可能在金錢面前失去硬度的；再一樣東西就是肉慾，借用色情文學中勸人警惕女色的詩，就可知道那女色的厲害：“二八佳人體如酥，腰間伏劍斬愚夫，分明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髓骨枯。”三十六計中，美人計至今仍屢試不爽便是證明。據報道，美國人在審問伊拉克戰俘時，面對腦子裏灌滿了“教義”的戰士，較爲有效的法子就是美人計。所以，倘要消磨掉人的精神信仰和追求，只要將這兩樣東西釋放出來就可以了，人們會放開手段去逐錢，弄來錢後便去女人的胸脯上享受，如此一來，什麼樣的精神戰士都不會再有。
可是，銷蝕掉人的精神的代價也是巨大的。明朝的最後一位皇帝大概便有着深刻的體會，當李自成的人馬進入京城，那些平時圍在崇禎周圍，天天表着忠心的儒臣武將們，這時都跑得無影無蹤了，只留下他一個人守着一株古樹走完了生命的最後歷程，成了一個真正的“孤家寡人”。而這，是否與大明王朝的色慾盛行、人心浮華有關呢？我想，這也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命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