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末年，西洋人通過槍炮，打開了中國大門。
缺乏自知之明的滿清權貴，在西洋強大的炮火前，由頑梗地對西方“說不”，而被迫乖乖“說是”。中國淪爲雙重殖民之地，作爲被統治民族，漢民族陷入“一僕二主”境地，除了當好愛新覺羅、葉赫那拉等滿清權貴的奴僕，還要爲主人墊背，做繳納賠款的洋奴。
雙重壓榨下，漢民族的精神狀態已陷入谷底，麻木與卑順無以復加。
19世紀末，中國近鄰日本以“憲政”加“武士道”之明治維新迅速崛起，並在隨後甲午之戰，一舉擊敗老大清帝國。
就在此後，一個對中國人最具精神挖苦意味的稱號出現了：東亞病夫。
很多人以爲這稱號是個“蔑稱”，而我認爲，就清版漢人的精神狀態而言，這更應該算是真實寫照，應屬“實稱”。“集奴隸品質之大全”的清之漢民族，自始至終都是一副精神不振的模樣，到了雙重殖民的晚清，“雙壓”之下愈發麻木，精神病情加重，不是病夫又是什麼?
那麼，“東亞病夫”這稱號到底怎麼出籠的呢?
我們今天看以清末爲時代背景的《霍元甲》《精武門》等武打片，經常能聽到這個刺耳稱號。隨着這個稱號出現的，必有挑戰中國武師的日本武士。所以，中國觀衆大都以爲“東亞病夫”這個稱號是日本給予的。其實不然，此號的發明權並不屬於日本，後期軍國日本只是將這個稱號叫得最起勁而已。
1896年10月17日，中國上海租界，有一份報紙登載了一篇文章，引起世人極大關注。那張報紙名叫《字西林報》，是英國人創辦，報紙的意譯名稱應爲：《北華日報》。在這張報紙的這篇文章中，首度出現了“東亞病夫”一詞，文章作者對萎靡的清人予以尖刻挖苦：
“夫中國——東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戰後，地球各國始悉其虛實也。”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中國是東亞的一個病夫國家，由來已久。但讓我們真正認清他們的病情，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也就是說，中日甲午戰爭之前，西方對清國的病情認識還不到家，而日本這一戰，讓清國破了相，也讓西方徹底認清了這是個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國。
“東洋病夫”之名遂由此而得。
我們知道，翻譯這張報紙這篇文章的，系晚清著名維新學者梁啓超。而這篇文章的作者是誰，沒有記錄。只知道作者是個英國人，那麼這個英國人爲什麼要寫這篇文章呢?《北華日報》爲什麼要發表這篇文章呢?
追本溯源，發現寫作動機是一場戰爭後的一個聯想：受東亞甲午戰爭影響，聯想到“歐洲病夫”。
英國人在以“病夫”評價中國之前，早就把這頂帽子扣在了另一個帝國頭上，那就是奧斯曼帝國。奧斯曼帝國有前突厥帝國的身影，可謂世界最後一個由遊牧民族建立的帝國。近代是海洋文明“日新月異”的時代，但卻是沒落的草原文明謝幕時代，小小荷蘭都敢騎在奧斯曼帝國頭上作威作福。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衰落，不是身體問題，而出在整個國家政治陳腐、民族精神敗落。而1896年10月17日，正是中日甲午戰爭一週年半的日子，東方大清帝國被蕞爾小國日本打得一蹶不振，聯繫到碩大的奧斯曼帝國被荷蘭欺負，所以一個“歐洲病夫”，一個“東亞病夫”就這樣“排列組合”了。
“東亞病夫”稱號出籠後，世界列強紛紛點頭認可，之後，一些外國學者還不斷引爲課題，對此稱進行了附加詮釋。
譬如日本有個維新教父，名叫福澤渝吉。他對“東亞病夫”大清帝國之病因，從“四個方面”進行了小結——
其一，實行古代專制，無自由可言;
其二，刑法殘忍，無人道可言;
其三，舉國愚昧，無科學可言;
其四，屈辱而不知恥，無尊嚴可言。
1901年，英國立德夫人出版了一本《穿藍色長袍的國度》，書中這樣描寫“東亞病夫”神態：
“約四分之一的人都在吸食鴉片。我從沒見過比這裏的人更加虛弱無力的了。有些地方土地肥沃，整村整村的男人都面色蒼白，躬着背，身體都空了，也許連肋骨都空了，在路上，人們都是在散步，而不是像我們想的那樣，馱着東西趕路。”
顯然，這是一個被掏空靈魂的無魂帝國。
無魂帝國的天空下，“家”是唯一的精神寄託。所以，中國曆朝特別是清朝以來，中國人變得越來越“顧家”，各種《家書》鱗次櫛比、都成了暢銷書。億萬中國人就像被套進一張大網裏的魚羣，每條魚想的是如何從這張網的網眼裏鑽出去，建立置身其外的自保巢穴，而從不敢想團結起來撞破這張網，讓整個族羣得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