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舊事了。
由於日子一天天難過，不得不把物品送往典當鋪、靠一點“當金”勉強度日的人越來越多，嗅覺靈敏的商人們很快便嗅出了其中的“商機”：花幾個錢，將那些當票收買過來，讓此票與物主永遠脫離關係，再轉手出賣，不就可以大賺一筆了麼！於是，一些商家——上有堂堂首飾店、金器鋪，下至舊貨店、紙菸攤等，甚至連普通住家也紛紛掛出“代客贖當”的招牌，據記者調查統計：整個上海灘，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這類“商行”，竟達5800多家！這一行業迅速走紅，究其原因，是將物品送往當鋪，是當不到多少錢的，名義上“值十當五”，即價值百元的物品可以當50元，實際上往往只能到手三四十元，甚至還要低些；而一旦過了期限又無力贖回，原物就歸商家所有了。在這種情況下，不少人自知無力贖回原物，情願出賣當票以減少損失；另外一些人則手頭不寬，從“代客贖當”者手中買得當票後，再從當鋪贖出物品，雖然舊了些，卻比新貨便宜得多，何樂而不爲呢？
有位記者先生，受朋友之託，要買一隻手錶，於是，便從某“代客贖當”處買了一張他們收下的當票，票面上寫的是隻“雙騎馬十五鑽長方形手錶”，當價12塊大洋，當票要售10塊大洋。經過討價還價，當票降爲8塊成交。記者心中暗想，以20塊錢買一隻價值五六十塊錢的手錶，還是挺合算的，交款後便拿着當票，興沖沖地去找票面上標明的那家典當行。
費了好一番周折，終於在一個偏僻的弄堂裏找到了那家當鋪：弄堂口睡滿了乞丐，弄堂裏的水泥路面也損壞了不少，所謂“當鋪”也是由住家改成，只在緊閉的門上漆了一個黑色的“當”字。叩開大門，裏面出來一個四十來歲的夥計，大概他正在打瞌睡，伸了一個懶腰後，又費力地瞪起那雙睜不開的睡眼，冷冷地問：“什麼事？”
“贖當啊。”記者坦然回答後，不由暗暗慨嘆：從你這副神情，也可以推想到，當初物主於困窘中拿着物件來求當的時候，你的臉色還不知要難看到什麼樣子呢。咳，窮人做不得啊！接着，記者前腳跨進大門，夥計隨即“砰”的一聲，將門關上了。屋內高高的櫃檯裏面，只有一個十來歲的小學徒。於是記者又想：唔，看這架勢，你這個所謂的“夥計”，或許就是這兒的“老闆”吧？那夥計（或老闆）自然不去理會顧客在想什麼，他從櫃檯下面的一個大洞裏鑽進去，抹了幾下眼睛，將記者送上去的當票看了一會兒，然後又將算盤滴滴答答地撥了好一陣，才擡起頭來說：“利息3塊錢，存寄費1塊錢……”
記者無論如何也沒想到，物主拿了對方12塊當金，過了5個月，竟然要付3塊錢利息加1塊錢存寄費。然而，既已到了這個地步，只得一併捧上16塊大洋，交給那個夥計。夥計又朝他臉上望了好一陣，才轉身往裏門走去，足足過了一刻鐘，纔拿着一個小白紙包，出來交給記者。記者打開一看，那的確是只長方形的手錶，只不過，錶殼的四周已經生了不少黃鏽，表面的玻璃還有條裂紋，錶帶也舊得幾乎快要折斷了……總之，看到這隻手錶，立刻就會想到弄堂口的破損路面，與想象中的漂亮手錶相差太遠了！記者與夥計交涉，說是我花了這麼多錢，手錶何至於壞到這種地步？夥計立刻板着臉叱道：“胡說！典當鋪裏哪有弄錯物品的事情？你自己不好好保管，怎能賴別人？”
既然錢與當票已經送過去了，那還有什麼好說的？記者只得自認晦氣，一個轉念，又默默安慰自己：錶殼和玻璃不好，只要內部機件好，也是一樣的嘛，頓時，心裏又浮起新的希望，但把表拿到耳邊一聽：咦，一點聲息也沒有！心中一慌，把撥發條的小螺絲轉了幾下，仍然沒有；再轉幾下，還是一樣。
那個夥計卻早已不耐煩了，直着嗓子叫喚：“去罷！還呆在那兒幹啥？”
記者無奈，回身走出門來，站在高低不平的路面上，懷着一線希望，打開後面的錶殼，糟糕的是，一個不小心，這小玩藝兒一打滑，立刻將裏面藏着的零亂的小螺絲、小輪齒、小銅塊等，倒翻了一地，只有那斷了的發條，像小蛇一樣拖在外面，一端還釘在輪齒上，不住地搖晃、抖動。那許多小零件都嵌進裂壞的路縫裏，再難收拾起來；倒是路邊許多賭畫片的小孩子，見此情狀，一窩蜂地涌過來，趴在地上搶着撿拾。於是，記者花了24塊錢剛買來的東西，就算是送給孩子們作賭勝負的籌碼了。
倒黴的記者站在路邊輕聲嘆息：希望完了，理想中漂亮的“雙騎馬十五鑽長方形手錶”，只剩下一個生滿了黃鏽的軀殼——朋友的事情沒辦成，還損失了不少錢……
後來，記者終於瞭解到：這些出賣當票的“商行”，往往和典當鋪串通起來，專門拿壞了的東西、破了的衣服來坑人、騙人；更有甚者，還印了許多假當票，到各處出賣。至於上當受騙者有多少，那真是難以統計了！
這個故事出自徐遲等人所著的《上海衆生相》，此書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在上海出版。彼時彼刻，處於淪陷區的上海普羅大衆，除了受日寇、漢奸的迫害、欺凌外，還要時時提防隨處可見、幾乎無孔不入的騙子，其生存之艱難、生活之痛苦，亦可窺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