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衡》此書是東漢思想家王充(27-97年)的著作，大約著成於漢章帝元和三年(86年)。
《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實”爲根據，疾虛妄之言。“衡”字本義是天平，《論衡》就是評定當時言論的價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論衡·對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義的哲學文獻。
歷史評價
《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現存文章有85篇(其中的《招致》僅存篇目，實存84篇)。該書被稱爲“疾虛妄古之實論，譏世俗漢之異書。”
《論衡》
東漢時代，儒家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裏佔支配地位，但與春秋戰國時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學說打上了神祕主義的色彩，摻進了讖緯學說，使儒學變成了“儒術”。而其集大成者並作爲“國憲”和經典的是皇帝欽定的《白虎通義》。王充寫作《論衡》一書，就是針對這種儒術和神祕主義的讖緯說進行批判。
《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實”爲根據，疾虛妄之言。“衡”字本義是天平，《論衡》就是評定當時言論的價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論衡·對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義的哲學文獻。正因爲《論衡》一書“詆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於漢代的儒家正統思想，故遭到當時以及後來的歷代封建統治階級的冷遇、攻擊和禁錮，將它視爲“異書”。
漢儒思想體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義哲學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應”說，由此生髮出對其他一切事物的神祕主義的解釋和看法。“天人感應”的要旨就是“天帝”有意識的創造了人，併爲人生了“五穀萬物”;有意識地生下帝王來統治萬民，並立下統治的“秩序”。
《論衡》共八十五篇，是王充用了三十年心血才完成的，被稱爲“奇書”。公元189年蔡邕來到浙江，看到《論衡》一書如獲至寶，密藏而歸。蔡邕的友人發現他自浙江回來以後，學問突有大進，猜想他可能得了奇書，便去尋找。果然在他帳間隱蔽處發現了《論衡》一書，便搶了幾卷就走。蔡邕急忙叮囑：“此書只能你我共讀，千萬不要外傳”。友人讀後亦稱“真乃奇書也”。
歷代對王充及其《論衡》的評價，見仁見智，褒貶不一，或譭譽參半。如謝夷吾稱王充的天才，“雖前世孟軻(孟子)、孫卿(荀子)，近漢揚雄、司馬遷，不能過也。”把王充擡得夠高的了。抱朴子則認爲，“若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之枯枝，若滄海之流芥，未易貶也已。”而蔡邕、王朗則視“論衡”爲“異書”，不肯輕易示人。劉熙載對王充大加讚頌，說“王充《論衡》獨抒己見，思力絕人。”章太炎也盛稱此書，謂其“正虛妄，審向背，懷疑之論，分析百端，有所發擿，不避上聖，漢得一人焉，足以振恥，至於今亦鮮有能逮之者也。”孫人和則稱讚“其遠知卓識，精深博雅，自漢以來，未之有也。”張九如則認爲“《論衡》用客觀的眼光，批評史事，鞭辟入裏，實爲中國有數之作品，惟嫌其中多瑣碎處。”
貶之者如高似孫則雲“而其文詳，詳則禮義莫能覈;而辭精莫能肅而括，幾於蕪且雜”，不過是一本“談助”之書。呂南公在《題王充後》則說：“夫飾小辯以驚俗，充之二十萬言既自不足多道，(蔡)邕則以欲獨傳爲過人之功，何謬如之?”黃震則認爲《論衡》“凡皆發於一念之怨憤，故不自知其輕重失平如此。”胡應麟則指責王充“特其偏愎自是，放言不倫，稍不留心，上聖大賢，鹹在訶斥。至於《問孔》、《刺孟》等篇，而辟邪之功，不足以贖其橫議之罪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則認爲“其言多激，《刺孟》、《問孔》二篇，至於奮其筆端，以與聖賢相軋，可謂誖矣”，同時又指出，“儒者頗病其蕪雜，然終不能廢”，“所以攻之者衆，而好之者終不絕”。乾隆皇帝讀了《論衡》之後，認爲它“背經離道”，“非聖無法”，但又“喜其識博而言辯，”認爲可以“效其博辯，取其軼才”。而譚宗浚則指出《論衡》有“論人之失”、“論事之失”、“論理之失”和“論物之失”。
直到近幾十年，纔對王充的《論衡》有了較爲客觀的認識和系統的研究，儘管在對《論衡》的研究中還有不少分岐，有些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入探討，但這部著作正日漸顯現出其思想異彩則是確定無疑的。
獨特見解
《論衡》書從宇宙觀上反對這種見解，針鋒相對的提出：天地萬物(包括人在內)都是由“氣”構成，“氣”是一種統一的物質元素。“氣”有“陰氣”和“陽氣”，有“有形”和“無形”，人、物的生都是“元氣”的凝結，死滅則復歸元氣，這是個自然發生的過程。由“氣”這個物質性的元素出發，《論衡》指出：“天乃玉石之類”的無知的東西，萬物的生長是“自然之化”。天地、萬物和人，都是由同一的充塞於宇宙中的氣形成，而且是在運動的過程中形成，所以，“外若有爲，內實自然”。而人與天地、萬物不同的是“知飢知寒”，“見五穀可食之，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所以，人和五穀不是上天有意創造出來的，而是“氣”的“自然之化”。
《論衡》書首先從宇宙觀上否定了“天人感應”的“天”，還世界的物質性面貌。不過，《論衡》書中所描述的宇宙觀，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天地合氣，物偶自生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論衡·物勢》篇)。
有說法認爲，“天人感應”的“天”既造出了人，那麼第二點就要降下帝王來統治人，因此就要把君權神化。他們提出了一種“符瑞”說，即把一些想像的和自然的事物，如龍、麒麟、鳳凰、雨露、嘉禾、芝草等等，稱之謂帝王的“受命之符”。如：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一種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商的祖先是其母吞吃了燕子的蛋而生的，漢高帝劉邦是其母在野地裏和龍交合而生，東漢光武帝劉秀是生而室內有光等等。《論衡》書針對這種荒唐之言指出：“薏苡”、“燕卵”根本不能生人，龍與人也不是同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何則?異類殊性，情慾不相得也”(《論衡·奇怪》篇)。所以，要同類的東西才能交合。人都是由父母生的，帝王亦不例外，所謂“聖人更稟氣於天”，乃是“虛妄之言”，不足相信。既然天、人、物三者不是同類，不能相合，那麼與“符瑞”也就毫不相干了。
《論衡》書中關於物種交合和生產的說法雖然談不上是科學的知識，只是一種直觀的自然描述，但這種直觀的觀察都是很真切的。而且，這種見解需要極大的理論膽識，因爲他把帝王赤裸裸地搬到了地上，這是“非聖無法”、“誹謗聖朝”之罪，是要遭殺身滅門之禍的。所以，王充及其《論衡》書的偉大之處也在這裏。
漢儒的“天人感應”說在社會歷史觀上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統”觀。如果統治者取得了這個“道統”，即奉天受命，並有足夠的“德教”力量維護這個“道統”，社會就太平。如果統治者沒有足夠的“德教”力量維護這個“道統”，社會就變亂，新的統治者就取而代之，並把這個“道統”重新延續下去。這樣，“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社會觀和“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論獨特地結合到了一起。這種社會歷史觀的實質就在於“同姓不再王”，世界上沒有萬世一系的帝王，但統治階級的對萬民的統治卻是萬古不變的。《論衡》書對這種社會歷史觀持批判的態度。它認爲社會治亂的原因是寓於其本身之中，而不在於“人君”的“德”、“道”;相反地，“人君”的賢不肖是由社會歷史所決定的。“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論衡·治期》篇)。而自古而然的“一治一亂”同樣是自然的現象，不是取決於“上天”或人的意志。
論衡三十卷
《論衡》書是從自然主義的唯物論出發來論述社會歷史發展的。從其承認客觀物質的力量來說明社會歷史是個不依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發展過程，否定“天”和“人君”是歷史發展的力量，否定“德”和“道”及“天不變、道亦不變”這一點上來說是正確的。但其把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歸結到“時”和“數”上，認爲是一種盲目的自然力量在起作用，否定了一定社會的階級、集團和個人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因之，《論衡》中的社會歷史論述是帶有唯物主義因素的自然宿命論的社會歷史觀。
《論衡》書不僅對漢儒思想進行了尖銳而猛烈的抨擊(但它並不完全否定儒學)，而且它還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來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別是道家黃老學派的思想，對先秦諸子百家的“天道”、“禮和法”、“鬼神與薄葬”、“命”、“性善和性惡”等等，都進行了系統的評述。因此，後人稱《論衡》書是“博通衆流百家之言”的古代小百科全書。
儘管《論衡》書不可能擺脫當時時代的侷限，用自然主義和直觀的觀察來描述世界，特別是在社會歷史觀上基本是唯心論的，但它產生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即封建國家處於統一和強大、儒學與讖緯神學相結合，成爲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的時期，它敢於宣佈世界是由物質構成的，敢於不承認鬼神的存在，敢於向孔孟的權威挑戰，並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義體系，這在歷史上是起了劃時代的作用的。它對今後的唯物主義者、無神論者，諸如魏晉時期的哲學家楊泉、南朝宋時的思想家何承天、南朝齊樑時的無神論者範縝、唐朝時期的劉禹錫和柳宗元、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王夫之等等，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篇目歸類
如果把現存《論衡》八十五篇大體歸類，其基本內容有如下方面：
從不同的角度論述性命問題的，有十四篇文章。其中，《物勢篇》是性命說所依據的理論;《本性篇》與《率性篇》主要說性;《初稟篇》、《無形篇》、《偶會篇》、《命祿篇》、《氣壽篇》、《命義篇》、《逢遇篇》、《累害篇》、《幸偶篇》、《吉驗篇》主要說命;《骨相篇》說性和命在骨體上的表徵。
論述天人關係的，有二十一篇文章。其中，《自然篇》是天人關係說所依據的理論，表述了王充的自然主義天道觀。《寒溫篇》、《譴告篇》、《變動篇》、《招致篇》(佚文)、《感類篇》是評論當時儒家陰陽災異、天人感應諸說違背了天道自然之義;《明雩篇》、《順鼓篇》、《亂龍篇》、《遭虎篇》、《商蟲篇》是論述當時的災異變動的;《治期篇》、《齊世篇》、《講瑞篇》、《指瑞篇》、《是應篇》、《宣漢篇》、《恢國篇》、《驗符篇》、《須頌篇》、《佚文篇》是論述當時各種瑞應的。
論人鬼關係及當時禁忌的，有十六篇文章，全部貫穿了王充的無神論精神。其中，《論死篇》、《死僞篇》、《紀妖篇》、《訂鬼篇》、《言毒篇》、《薄葬篇》、《祀義篇》、《祭意篇》主要論述的是人鬼關係，反覆 闡明人死無知，不能爲鬼，不能致人禍福，因而提倡薄葬;《四諱篇》、《譋時篇》、《譏日篇》、《卜筮篇》、《辯祟篇》、《難歲篇》、《詰術篇》、《解除篇》論述的是當時的各種禁忌，說明“吉凶禍福，皆遭適偶然”，所以不應相信一切禁忌。
評論書傳中的天人感應說及虛妄之言的，有二十四篇文章，充分表現了王充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其中，《變虛篇》、《異虛篇》、《感虛篇》、《福虛篇》、《禍虛篇》、《龍虛篇》、《雷虛篇》主要是評論書傳中的天人感應說;《奇怪篇》、《書虛篇》、《道虛篇》、《語增篇》、《儒增篇》、《藝增篇》、《問孔篇》、《非韓篇》、《刺孟篇》、《談天篇》、《說日篇》、《實知篇》、《知實篇》、《定賢篇》、《正說篇》、《書解篇》、《案書篇》主要是評論書傳中的虛妄之言。
論述區分賢佞才智和用人制度的，有《答佞篇》、《程材篇》、《量知篇》、《謝短篇》、《效力篇》、《別通篇》、《超奇篇》、《狀留篇》等八篇文章。
可以當作自序和自傳的有《對作篇》和《自紀篇》兩篇文章。
以上僅僅是很粗略的分類，不一定很合理，但要過細區分，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
作者介紹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細族孤門”，青年時遊學洛陽，家貧無書，常到市肆(店鋪)閱所賣書，曾做過幾任州、縣官吏，他疾恨俗惡的社會風氣，常常因爲和權貴發生矛盾而自動去職，以至於終身“仕路隔絕”不得通顯。他十分推崇司馬遷、揚雄、桓譚等人，繼承了這些先行者的叛逆精神，與“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和讖緯迷信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在鬥爭中，王充建立了一個反正統的思想體系，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王充
在《論衡·自紀篇》中，王充說自己一生作四部書，因“疾(厭惡)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憂傷)人君之政，故作政務之書”;“又傷(痛感)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晚年作“養性之書”。但今天只有《論衡》一書被保存下來。《論衡》全書85篇，20餘萬言。所謂論衡，是說他所論述的是銓衡真僞的道理。在這部書裏，他全面地批判了以神祕主義爲特徵的漢儒思想體系，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
王充在《論衡》中，充分利用科學知識爲武器，無情地批判了天人感應說和讖緯迷信。這些科學技術知識有的是當代的成果，有的則是王充本人對自然現象認真地觀測研究的心得。於是，《論衡》不但是我國古代思想史上一部劃時代的傑作，而且也是我國古代科學史上極其重要的典籍。由《論衡》我們看到，一方面正是王充沖決了正統思想的束縛，而在科學技術一系列問題上提出了精闢的見解;另一方面，正是王充勤奮學習，努力掌握當代的科學實踐，從而獲得同正統思想作鬥爭的勇氣和力量，併爲闡明自己的思想體系提供了有力的依據。
王充繼承和發展了古代的元氣學說，以元氣自然說與神學目的論相抗衡，從而體現出兩個思想體系兩刃相割 的總態勢。王充認爲世間萬物都是由物質性的元氣構成的。 天地，含氣之自然也 (《談天》)，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 (《自然》)，即認爲天地萬物都是由元氣自然而然地構成的，既然天與萬物一樣，都是客觀存生的自然實體，沒有什麼手足耳目等感覺器官，因而，天也就沒有意識性活動，更談不上什麼嗜慾，不可能有目的地創造萬物。王充還認爲，自然界的變化，只是元氣運動的結果，和人世間的變化根本不存在感應關係;至於宣揚帝王是天的兒子，代表“上天的意志”來統治人民，統治有了偏誤，便會發生災異，說是“天造譴告”，這些王充都斥之爲虛妄無稽之談，並用形式邏輯的方法，否定了天有意識等正統觀念。
元氣自然說是王充說明許多自然現象的重要出發點，在批判“天人感應”說和各種迷信思想時，他更從具體地考察自然現象的特殊性入手，以無可辯駁的科學事實，給予強有力的批判。
針對董仲舒土龍致雨的迷信，王充考察了雲雨產生的自然機制。指出“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說日》)，即雨並不是天上固有的，而是由地氣上蒸，遇冷“凍凝”而成的。先是“雲氣發於山丘”(《感虛》)，而後“初出爲雲，雲繁爲雨”(《說日》)，科學地解釋了降雨的機制。既然雲雨是有規律可循的自然現象，那麼一些向天求雨止雨的舉動都不過是無用的蠢事。王充還指明瞭雲、霧、露、霜、雨、雪等，只是大氣中的水在不同氣溫條件下的不同表現形式，這是王充在同迷信的鬥爭中取得的合乎科學的可貴見解。
對於雷電是所謂“天怒”的表現，雷電去殺人是“上天”懲罰有罪的人的說法，王充也給予有力地駁斥。他認爲雷電是由“太陽之激氣同雲雨一類陰氣分爭激射”而引起的，這是關於雷電成因的直觀、樸素的猜測。由此，王充用自然界本身的原因說明了雷鳴電閃只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決不是什麼“天怒”。依照這個原理，王充還說明雷電發生的季節，“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駁斥了所謂“夏秋之雷爲天大怒，正月之雷爲天小怒”的無稽之談。王充還用“雷者，火也”，“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以上引文見《雷虛》)，說明雷電殺人的現象。與把蟲災的發生同貪官污吏爲害等同起來的觀點不同，王充把這兩者區別開來，指出蟲的特性和一定的生長條件，“甘香渥味之物，蟲常生多”，“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溫溼，溫溼之氣，常在春秋，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並且注意到蟲有它們自己的生活史，“出生有日，死極有月，期盡變化，不常爲蟲”(《商蟲》)，進而談到幹暴麥種、煮馬糞汁浸種和驅趕蝗蟲入於溝內加以消滅等防治病蟲害的辦法。這些認識和措施都是與“天罰說”相對立的。
針對潮汐現象是鬼神驅使而生的迷信說法，王充把潮汐漲落同月亮盈虧聯繫起來，指出“潮汐之興也，與月盛衰，大小、滿損不齊同”。同時，他還注意到河道“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書虛》)的現象，並以此作爲說明涌潮現象產生的一個原因。這些科學的創見，對於有神論都是有力的打擊。
王充還對人的生死變化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他認爲“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盡，死還爲氣”，“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形體朽，朽而成灰，何用爲鬼”(《論死》)，對於那些“道術之士”，企求“輕身益氣，延年度世”的荒誕思想，王充也予以批駁，提出了“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死”，“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道虛》)，把認識提到了新的高度。這裏王充利用當時的醫學成就，繼承了桓譚等人關於形神關係的唯物見解以及對“長生不老”術的批判，闡述了無神論和樸素辯證法的觀點，對當時和後世鬼神迷信觀念都是有力的抨擊。
在王充的思想中，也包含有宿命論等唯心主義的糟粕，他對一些自然科學問題的見解也不盡正確，甚至落後於他的同時代的人，這一方面同當時科學發展的水平有關，也同王充本人存在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有關。但是王充畢竟建立了一套反封建神學的異端思想體系，而且在同“天人感應”和各種迷信思想的鬥爭中，王充所應用的科學武器涉及到天文、物理(力、聲、熱、電、磁等知識)、生物、醫學、冶金等領域，這反映了王充有關於科學技術的淵博知識，更反映了當時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王充的思想，代表着當時人們要求從實際出發，探索自然界發展規律的社會要求。又由於生產的發展，人們獲得越來越多的感性知識，這就要求突破舊的思想的束縛，開拓科學技術發展的新道路。王充唯物主義思想體系的建立，是這一時代的產物，它確實爲新道路的開拓提供了銳利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