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南渡，亦作衣冠南度。指西晉末天下亂，中原士族相隨南逃、中原文明或中原政權南遷。後衣冠南渡逐漸演化爲熟典，代指縉紳﹑士大夫等避亂南方並落地生根的之事件。
西晉末年，朝廷之上皇帝癡傻，先有外戚楊駿專權，後有司馬氏八王混戰;廟堂之下玄風大暢，士族揮麈高談，醉生夢死;西北幷州，劉淵石勒，野心勃勃，蠢蠢欲動;東南江左，吳地士族，亡國之餘，冷眼旁觀中州烽火;繼之而起五胡亂華，中原板蕩而神州陸沉;中州高門士族遠離故鄉、親人墳墓，避亂江左，開六朝繁華。
亡國前奏：八王之亂
在西晉取代曹魏的過程中，宗室如司馬孚等人功闕甚偉，再加上當時的士人們普遍認爲曹魏帝國滅亡的主要原因是宗室沒有權力，因此武帝一改漢魏的宗室政策，使宗室入朝則擔任三公宰輔，出外則坐鎮一方。
實際上，宗室權力過大，反過來又會覬覦皇位。
武帝臨終安排外戚楊駿和宗室汝南王司馬亮輔政，不幸的是武帝的打算很快就落空了。
先是楊駿、司馬亮先後被殺，之後是賈后專權引發八王之亂，期間藩王還把匈奴、鮮卑等胡族引到內地，天下戰亂不休。
東海王司馬越成爲八王之亂中的勝利者，贏得了滿目瘡痍的山河。
異族入中原：洛陽傾覆
匈奴人劉淵趁着八王之亂時便興兵作亂，試圖入主中原，他在平陽稱帝后便派石勒攻破河北鄴城，都城洛陽岌岌可危。即便外敵當前，西晉君臣卻還在爭權奪利。
晉懷帝司馬熾爲大權獨攬，與司馬越交惡，司馬越無奈率領百官和軍隊前往許昌。
久病纏身的司馬越不久在項城去世，王衍率領數隊伍浩浩蕩蕩進發，扶着靈柩一路向東，準備回到東海安葬司馬越。石勒在東郡追上這支隊伍，進行了殘酷的殺戮。
《晉書·懷帝紀》：太尉王衍、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尚書鄭豫、武陵王澹等皆遇害，王公已下死者十餘萬人。
當年六月(313)，劉曜、石勒攻克洛陽，俘虜了司馬熾。
隨後長安官員擁護司馬熾的侄子司馬鄴繼位，可是長安早就殘破不堪，孤立無援，最終也是曇花一現，十八歲的司馬鄴命喪胡塵後，西晉帝國宣告滅亡。
倒是琅琊王司馬睿渡江主盟，於是晉祚東移。
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琅琊建國
晉元帝司馬睿本是皇族疏宗，是晉宣帝司馬懿的曾孫，雖然祖父司馬伷是晉武帝司馬炎的親叔叔，但是到司馬睿時，和皇室的關係已經十分疏遠。
如果不是武帝諸子在洛陽全軍覆沒，司馬睿原本和皇位無緣。
查看完整族譜從另一方面看，皇室疏宗的出身也算是優勢，當時的權臣東海王司馬越也同是皇室疏宗，本身勢單力薄，爲了鞏固權勢而大力提撥與皇室關係較遠的宗室子弟。
永嘉初年，陳敏之亂平後，周馥以都督揚州諸軍事的身份出鎮壽春，司馬睿受東海王司馬越的命令以都督江南諸軍事的身份出鎮建鄴。
周馥和司馬睿的關係頗爲微妙，隨後周馥以洛陽孤危的理由請求懷帝遷都壽春，意在制衡東海王一系的司馬睿，不料卻被司馬睿打敗。
總體而言當時的形勢對司馬睿來說並不友好，尤其是在洛陽政府尚存的情況下，司馬睿的號召力非常有限。
例如晉懷帝任命的徵東將軍周馥、江州刺史華軼拒絕聽從司馬睿的領導，周馥等人的不合作行爲無疑代表了時人對司馬睿正統性和合法性不足的質疑。
這些大臣是否忠於西晉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他們打着西晉王朝的名義行事無疑讓司馬睿非常被動。
司馬睿渡江並無兵馬可依仗，因此不得不借助王敦平定叛亂，同時也利用吳地豪強來徵兵抗敵。
司馬睿在王敦、甘卓、周坊等人的幫助下，順利將周馥擊敗，隨後又派遣將領，平定湘州杜弢之亂，從而奠定了稱帝江東的基礎，在以王導爲代表的僑姓士族和江南士族共同支持下成功建國。
冷眼旁觀的亡國餘孽
除了洛陽政府任命的官員以外，江南士族的態度也並不友好。江南士族多是吳地高門大族，在吳國滅亡以後成爲亡國之餘，飽受西晉士人的歧視。
《晉書·周處傳》：王渾登建鄴宮釃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周)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有慚色。
這是孫吳滅亡之時，勝利者王渾對亡國者的得意之態可見一斑。即使才高如陸機兄弟，又出身江南第一士族——陸氏，去了洛陽仍然受到各種歧視。
《晉書·陸機傳》：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
機曰：“如君於盧毓、盧廷。”志默然。
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
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
在當時，士人當面喊別人父祖姓名是一件很無禮的事情，盧志出身於范陽盧氏，高門大族子弟，不會不懂基本的社交禮儀規範，卻選擇故意當面羞辱陸機的父祖。
軍事方面，吳國滅亡後，西晉政府在全國普遍減少州郡兵的情況下，施行錯役制，仍然在江南地區屯集重兵防範吳人，實行了嚴密的監控。
更爲重要的是，江南士人的仕進之路也受到了堵塞，陸機說:“至於荊、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
尚書郎爲當時的顯要之職，而荊州揚州有將近百萬人口，卻無一人在京城任職，江南士人仕途之艱難可想而知。
原本吳地士族在孫吳政權享有經濟上政治軍事上各種特權，《三國志·朱然傳》記載：
“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
每年出仕的吳四姓子弟達到數千人之多，基本都是吳國政府的高層官員。
平吳，他們一下子成了亡國賤俘，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都受到壓制。正如學者所說：“西晉平吳後統治吳地的政策總體是以嚴密監視、鎮壓、削弱吳地勢力爲主”。
元帝司馬睿過江，也沒有及時改變吳人的艱難處境，南北士族仍然存在嚴重的對立情緒，因此吳人對元帝懷有戒心。
《晉書·王導傳》：及徒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
《世說新語》：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
司馬睿在王導的勸誡下，對江南士人禮賢下士，先是重用了顧榮、賀循等名人，後來又在顧榮的推薦下，任用了吳郡陸瑤、甘卓等人。
吳郡的顧榮、顧衆、陸曄, 丹楊的紀瞻、薛兼、甘卓、張闓, 會稽的賀循、虞譚、張茂, 義興的周玘等南方士族都參加入到東晉的統治集團中去，並擔任重要的職務。
固然吳地士族並沒有進入到核心階層中去，但是當時天下大亂，只有司馬睿有一定的號召力，因此雙方合作也算是一件好事。
衣冠南渡
中州士族大量南遷，給江南帶去了衆多的改變。南遷的大族有琅琊王氏、潁川荀氏、陳郡謝氏、廬江何氏、高平郗氏、陳郡袁氏、龍亢桓氏，在烽煙四起的時局裏，南渡的苦難可想而知。
士族首先必須有武裝力量，將宗族鄉里團結起來，才能防止盜賊軍隊的搶劫。隨着北方局勢愈發混亂，南渡過江的中州士族越來越多，而河北大族卻很少舉族南遷。
爲何南渡的多是中州士族?
因爲河北士族因爲地理的原因，跨越黃河、長江需要付出更多的代價;河北士人的鄉土觀念比較重，因此不肯輕易遷徙。
衣冠南渡
當時南渡的士族都和東海王司馬越有着密切的關係，家族有人出仕司馬越幕府，琅琊王氏出身的王衍在其中起着舉重若輕的作用。
士族子弟王衍在西晉武帝時期就已經是名滿天下的清談領袖。
王衍爲人十分多謀，在西晉政府大亂的情況下想保全家族，成功說服東海王司馬越以弟弟王澄擔任荊州刺史，族弟王敦擔任青州刺史。
《晉書·王衍傳》：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
南北齊心
士族南渡之後，又被稱呼爲“僑姓”，王羲之、謝安等僑姓士族都避免在吳地“求田問舍“，防止和吳地士族起衝突。
僑姓士族一般選擇在離吳郡較遠、開發程度較低的會稽地區置辦莊園，以往人們認爲僑姓士族大規模在江南佔田，這其實是比較偏頗的，有以點概面之嫌， 即以個別莊園主之奢華生活概括整個士族羣體。
實際上王謝等僑姓士族再強勢，也無法和江南豪強競爭，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
王謝等士族生存主要依賴朝廷的俸祿，因此建康財政的好壞對他們的生活水平影響很大。東晉南朝時期於東土佔田者主體約可分爲以下幾類：
帝室宗族、吳會地區舊姓、定居於東土之僑姓、地方豪右及朝中佞幸。而定居建康之士族，其佔田行爲則極爲稀見。僑姓士族南遷客觀上促進了江南太湖流域的進一步開發。
王導謝安紀念館
東晉政府需要協調南北矛盾，如果不處理好此事，南渡士族勢必會在土地上和江南士族發生衝突，與他們爭奪經濟利益。
北方士族多是舉族南遷，需要大量的土地安置親戚族民。
政治上中州士族對東晉政權忠心耿耿，在以琅琊王氏爲代表的王導、王敦擁護司馬睿重建東晉政權，在新政權中佔據核心地位，以其他南渡士族爲輔，以江南士族爲點綴。
王導領中書監錄尚書事, 刁協爲尚書左僕射, 周顗爲吏部尚書, 北方士族皆掌握實權。而南方士族在經濟上佔有優勢, 但政治上卻無法爲本士族提供任何保障, 無法抗拒北方士族的勢力滲透, 無法在政治上爲本階級保駕護航。
在文化上，東晉流行的還是老莊文化，南渡的士族仍然對談玄論道樂此不疲，江南士族重視的則是儒學。
本來在河洛之地流行的玄學趁着衣冠南渡的機會流傳到江左地區，因此東晉南朝的士人大多儒道雙修，衣冠南渡也客觀上促使了學術重心的南移。
種種原因讓吳地士族不得不屈從僑姓士族。
僑姓士族也多少讓渡政治利益給江南士族，江南士族和僑姓士族和衷共濟對東晉統治集團在南方重建政權、穩定統治起到重要作用。
王導是輯睦南北士族的大功臣，剛開始爲了拉攏吳人，還想和吳郡陸氏出身的陸玩聯姻，甚至還放下身價去模仿說吳語。
六朝榮光與落幕
在晉懷帝司馬熾被俘虜到平陽後，司徒荀藩承製推舉司馬睿爲盟主;愍帝司馬鄴被俘虜後，司馬睿則正式稱帝，開啓了六朝歷史的光輝歷程。
直到侯景之亂前，僑姓士族一直是江左六朝政權的核心支柱。侯景之亂後僑姓士族一蹶不振。江南士族重新崛起，開始在陳政權中佔據重要地位。
開皇九年(589年)，隋文帝平陳，結束了三百年的分裂歷史，江東復與中國合。
王謝等僑姓士族成了“舊時堂前燕”，飛入了尋常百姓家;而沒有南遷的河北士族仍然在唐朝風騷到黃巢起義。
本文轉載自全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