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古代文武大臣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本站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從秦開始，歷史上每個朝代各選一個代表性的文臣和武將，怎麼選?
秦朝，文臣李斯、武將章邯
以皇帝爲核心的國家制度、以丞相爲核心的中央政府制度、以郡縣爲基礎的地方行政制度，都是李斯積極操作的。還有書同文、車同軌、度同制、行同倫，等等這些實際國策，也與李斯密不可分。所以，李斯必須是大秦帝國的第一文臣。
這些制度，在始皇帝之前的秦戰國，已經有了成熟地實踐。所以，李斯自然不是從0到1的突破。但是從1到100，把秦法秦制推廣到當時的整個天下，也絕對算是奇蹟。
武將第一，爲什麼不選蒙恬?因爲蒙恬退場太早。他曾協助李信滅楚，但滅楚失敗。後來，領兵三十萬北卻匈奴。但這還不夠。大秦帝國最需要能戰將軍的時候，是大澤鄉起義之後。但蒙恬死了。
而這時候領銜擔當的，是章邯。
陳勝的起義軍已經打到咸陽邊上了。章邯臨危受命，硬是把起義軍懟出函谷關。而且，出關之後，章邯再展帝國雄風，南平楚、北迫趙，又一次狠虐了一遍山東六國。雖然鉅鹿戰敗，但章邯是唯一挽狂瀾於即倒的大秦武將。而鉅鹿之戰，到底是項羽戰神附體，還是章邯有意放水，真得不好說。
西漢，文臣賈誼、武將周亞夫
在西漢，你沒法用功勳排位文臣。如果按功勳，那必須是蕭何、曹參。蕭規曹隨奠定了大漢七十年的繁榮。但，陳平也不差、張良更厲害。陳平做治世丞相，怎麼也比沛豐功勳更合適。而張良則厲害到劉邦不敢用。
之所以是賈誼，是因爲他爲大漢轉型提出了理論預見。《治安策》堪稱兩漢第一雄文，漢武帝將國策由消極保守改爲積極進取，基本就是按照《治安策》的預見去操作的。主父偃建言推恩令，而推恩令完全就是賈誼“衆建諸侯以少其力”的實踐版。
西漢的武將，非常厲害。衛青、霍去病自不必說。衛霍之後的趙充國，堪稱戰略級大師。如果沒有趙充國，西漢大概率搞不定羌人。羌亂就不會從東漢開始，而會從西漢開始。
西漢最致命的一個危機，是七王之亂。雖然七王之亂三個月就被平定了，但七王之亂也可能三個月滅掉西漢。到那時候，中國很可能再次退回戰國亂世。所以，周亞夫平七王之亂的功勳，足以冠軍西漢。
至於衛霍打匈奴，打不過就和親認慫;打得過就威震草原。但無論結果如何，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是變不了的。匈奴不是後期的契丹、女真和蒙古，當時完全沒有徵服中原的雄心壯志，更沒有入主中原的組織能力。
東漢，文臣不瞭解、武將劉秀
東漢最主要的問題是豪族政治。中央集權加郡縣制度，是爲了消滅諸侯。但是，漢武帝之時卻出現了大俠，漢武帝之後則出現了豪族。東漢就是在豪族支持下建立起來的新王朝。所以，豪族問題是東漢的主要矛盾。
但，東漢的一衆文臣，誰也沒能解決這個豪族問題。因爲文臣都是豪族士大夫。豪族士大夫自然不會想着怎麼解決自己。豪族不死、國家不興。東漢外有羌人放血、內有豪族瓦解，然後天災加腐敗逼出了農民起義。
武將呢?竇固、耿忠窮追西域，班超不如虎穴焉得虎子、經略西域，這些人不是名將嗎?可以是。但匈奴真正被幹廢的原因，是烏孫在漢朝的支持下崛起了。而支持烏孫，則要追溯到漢武帝。後來，則是鮮卑人充當了東漢的僱傭軍。而東漢自己則一直在實施內部的去軍事化和邊地的胡人化。簡單說，就是把武裝力量交給了胡人。
所以，東漢的武將第一，就讓劉秀來當吧。劉秀昆陽之戰，一下幹廢了新莽王朝42萬大軍。這是一場開掛加改代碼的神操作，哪朝名將都比不了。而在河北豪族的支持下，劉秀再造大漢。這個功勳也足以傲視整個東漢了。
三國，文臣曹操、武將曹操
三國就算一個朝代吧。甚至，也不從曹丕篡漢起算了，直接從黃巾起義起算。因爲曹丕篡漢而三足鼎立之後，就沒啥意思了：故事不好看，英雄也不多。我最喜歡的諸葛亮到頭來還是悲情結尾。所以，不妨把尺度拉大一點兒。
東漢的主要矛盾是豪族問題，次要矛盾是胡人問題。但因爲豪族還能組織社會，所以胡人殺不進來。東漢亂世，實際是地方豪族支持的軍事代理人在打內戰。
但是，因爲這些軍事代理人太生猛，所以胡人成不了氣候。而這些軍事代理人的翹楚，即亂世諸侯最強者，就是曹操。在漢末亂世，曹操竟能實現北方一統。
諸葛亮厲害，五伐中原，全部敗北，秦嶺大山成了丞相噩夢。生子當如孫仲謀，五攻合肥，合肥堅如磐石，合肥成了孫權的噩夢。這些豪傑別說一統北方，就是北伐中原也做不到。所以，一統北方中原，足以證明曹孟德的軍事才能雄冠三國。
曹操武將第一不假，爲何還是文臣第一?曹操集團以及曹魏一系，不是勝在軍事而是勝在財政。簡單說，曹操始終捏着亂世第一稀缺資源，即糧食。而要搞到糧食，就必須組織生產、恢復財政。曹操複製漢武帝的屯田模式，在亂世中原首創屯田。這個深刻洞見和高維操作，已經幹廢了所有三國文臣。
諸葛亮頻頻北伐。直到第五次北伐，他才發現屯田的重要性。於是，在第五次北伐的時候，蜀漢大軍開始在渭水之濱搞屯田。但是，曹操呢?亂世之初就想到了，而且還認真去做了。以後，曹魏一系的所有戰爭，都離不開屯田以及財政的支持。正是在曹操高度重視下，曹魏一系才涌現出一大批財政幹部。而這些財政幹部，你在蜀漢和東吳幾乎找不到。
西晉，文臣全部歇菜，武將勉強就算司馬炎吧
按理說，文臣武將都不能把皇帝和主公包括在內。但是，在英雄稀缺的時代，只能把他們也算進去了。司馬炎說破大天也就是個官三代(從他爺爺司馬懿起算)，他怎麼能是武將第一呢?
西晉只有一個高光時刻，那就是晉滅吳之戰，最終實現了三國歸於一統。而晉滅吳之戰，差不多以整條長江爲戰線，五縱一橫、六路出擊。這麼大的戰場、這麼多的大軍，最難的不是戰場破敵，而是諸路協調。而作爲六路大軍總協調人的，就是司馬炎。所以，司馬炎有此功勳，足以堪當武將翹楚。
然後，西晉一朝，你也找不到什麼像樣的名將了。因爲司馬炎去了州郡兵之後，就把大軍交給了司馬家的王爺們。而這些王爺們硬是折騰出了八王之亂，隨即便是五胡亂華。
文臣呢?西晉的主要矛盾，繼承了東漢的豪族問題，但胡人內遷也導致胡人問題上升爲主要矛盾。所以，豪族問題和胡人問題，到底哪一更主要，也就說不清楚了。而縱觀西晉一朝，豪族士大夫除了清談，幾乎啥也沒幹。所以，文臣全部歇菜。
東晉，文臣繼續歇菜、武將謝安
其實，我挺想說說祖逖的。如果東晉能夠稍微爭氣一點兒，未必不能從南掃北，恢復中原。因爲胡人部落兵始終搞不懂中原的統治邏輯，而且胡人數量也始終無法超過漢人。祖逖僅憑一腔血勇，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帶着祖家宗族部曲一通猛操作，就能逼得羯人雄主石勒頓兵黃河。
所以，東晉北伐中原不是沒有希望。胡人之所以能夠稱雄北方，就是因爲衣冠南渡之後，北方漢人失去了組織社會的可能。胡人是部落制，漢人是豪族制。在這個底層邏輯上，豪族制未必幹不過部落制。
但是，東晉太垃圾，而豪族也太無恥。所以，名將也就真心難找了。待到前秦一統北方，氐人飲馬淮河，東晉的當軸豪族也只能硬着頭皮死命扛了。於是，淝水之戰，謝安封神。
那劉裕呢?這傢伙可是掃平南燕、猛奪關中、威逼北魏的狠角色。這份功勳怎麼也要比謝安更牛。劉裕最好算南北朝第一武將吧，畢竟後來直接篡晉建宋了。
文臣沒法說。武將，戰場殺伐，殺得改變歷史格局或打破歷史節奏，然後這就足以封神。而文臣是要治國的，必須擔當起組織社會、構建秩序的歷史任務。在東晉，這個秩序怎麼構建?還是那句話：豪族不死、國家不興。東晉始終沒能出現搞死或削弱豪族的文臣。
南北朝，文臣算宇文泰，武將第一就算劉裕吧
其實，北方的武將更能打。但南北總要平衡一下。所以，武將第一就給南朝吧。歷史上，從南掃北而一統天下的，只有朱元璋。劉邦從漢中起兵，算是從南了，但主要還是從西向東，複製了秦戰國的一統模式。所以，這就不算了。除朱元璋之外，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從南掃北就是劉裕北伐。劉裕以及北府兵是相當兇猛，硬是在北魏的眼皮底下幹到了關中。劉裕之後，南朝武功便毫無建樹。
文臣是要組織社會、構建秩序的。所以，文臣的任務就要更重一點兒，必須瞄着社會主要矛盾去操作。
當時的社會主要矛盾，在南方肯定是豪族問題。衣冠南渡之後，南方豪族也不用考慮胡人問題了。他們搞定豪族就行了。但南朝太廢，不是搞定豪族，而是皇室跟豪族一直打內戰。
在北方，這個主要矛盾只能是胡人問題。簡單說，就是胡人與漢人的關係怎麼相處。你總不能讓這兩撥人平時恨無止境、戰時死磕到底吧。
後趙石勒搞胡人壓迫漢人的政策，但冉閔一出，羯人幾乎滅族。前秦苻堅搞胡漢融合的政策，但淝水之戰，徹底歇菜。北魏搞胡人漢化的政策，但六鎮起義，北魏滅亡。胡人欺負漢人，不行;胡人漢人融合，也不行;胡人學習漢人，還不行。於是，歷史走到了死衚衕。因爲邏輯上已經周延了，所有道路全都封死。
邏輯上可以周延，但節奏上可以把握。宇文泰在底層搞漢人胡化，而在頂層卻搞了胡漢融合。之後，又通過柱國制和府兵制，把關中胡人和漢人全都編入軍事化組織。實際上，這就是打左燈往右拐。表面上看是漢人胡化，西魏吸取北魏滅亡的教訓，所以必須搞胡人欺負漢人的政策。但實際上卻是胡人漢化，上層搞關隴聯姻、下層以府兵融合，而組織社會的方式還是漢人的模式。西魏、北周、隋唐一系，之所以能夠一統天下，必須要溯源到宇文泰。否則，你根本無法解釋殘破關中是如何再度輝煌的。
隋朝，文臣楊堅、武將就休息一下吧
隋朝太短。秦朝也短，但如果從秦戰國起算，嬴氏時代則不算短。隋朝主要繼承了北魏、西魏和北周的衣鉢。但，隋文帝楊堅繼承得非常徹底。隋朝搞均田，唐代也搞均田。但隋朝做得明顯比唐代更成功。在隋朝，老百姓是不能偷稅和逃稅的。中國歷史上，只有隋朝能夠這麼奇葩。隋朝的基層縣令，真能把老百姓全都叫到縣府大衙，然後一個一個地登記姓名和年齡，即所謂的大索貌閱。這種彪悍到生猛的人口普查，即便是現代政府也做不到。
武將呢?三徵高句麗然後徵到亡國的神操作，歷史上也就隋朝能幹出來。所以，武將你還怎麼找?
不是還有隋滅南朝陳的一統武功嗎?問題是隋滅南朝陳的統帥，就是三徵高句麗的隋煬帝楊廣。所以，你怎麼也不能說楊廣算大隋第一武將吧?
唐代，文臣楊炎、武將太多
均田制，非常好。因爲它能夠實現耕者有其田。起碼最窮的老百姓也能有地種。即便只是理論上可以，但也難能可貴了。而配合府兵制，那就更爲完善了。老百姓有地種，然後就有義務給國家交稅，也有義務去當府兵。權利和義務對等了，這在主權在君的傳統時代，相當不容易。
但，均田制卻始終遭遇豪族問題的衝擊。老百姓均田交稅了，豪族咋辦?豪族不死、國家不興。豪族全死呢?則五胡亂華。所以，豪族問題太頭疼。
但是，安史之亂直接幹廢了北方豪族。安史之亂太突然，所以豪族沒法跑。即便跑，也是不能舉族南遷。所以，豪族算是給幹廢了，但還沒有幹到滅絕。把豪族徹底乾死，還要等到黃巢起義。黃巢起義軍對待豪族，可比安史叛軍狠多了。
豪族是沒了，但基層社會由誰來組織?基層社會組織不起來，國家就沒法收稅。老百姓要麼上山當強盜，要麼自我武裝去種地，國家根本收不上稅、也徵不到兵。國家有大軍，怎麼徵不到稅、徵不到兵?問題是你得考慮成本。國家必須低成本的收稅、徵兵才能運行起來。
劉晏的鹽業改革，相當於給垂危的大唐打了一針強心劑，總算活過來了。而楊炎的兩稅法，則是真正給大唐帝國解決了收稅的問題。甚至，兩稅法變成了以後歷代王朝的工具正義。連五代後梁的朱溫，都認可兩稅。傳統帝國一直髮展到唐代的兩稅法，才搞明白“履畝而稅”的技術問題。
所以，唐代的文臣第一，就是楊炎了。至於武將，唐代能打的將軍太多。而且，隨便拉出一個都足以改變歷史的運行節奏。
於是，自然會生出一個疑問，那就是唐代的武將爲什麼能打?
不是唐代的將軍能打，而是唐代的府兵能打。侯君集出擊吐谷渾，所部兵馬“人齔冰、馬瞰雪”。而契苾何力追擊吐谷渾殘部，直接幹到了今天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將士刺馬血飲之”。就這種士兵，以後的歷朝歷代，什麼時候有過?沒有死戰的精兵，就不會有改變歷史節奏的名將。
唐軍能戰，一個是府兵制、一個是普遍的軍人榮譽感。府兵，實際就是中原的草原部落兵。草原部落兵，以能戰爲榮，府兵也以能戰爲榮。而隋唐的關隴貴族，又是一個軍事貴族集團。所以，整個社會風氣一直尚武。但，這只是前期。
府兵的一個問題是韌性太差。府兵不是職業募兵。所以，扛不住連年征戰。於是，長征健兒等職業募兵，在玄宗朝大量出現了。職業募兵的升級版，就是軍人利益集團。唐代的藩鎮割據和五代亂世，都是因爲軍人利益集團的問題始終無法解決。
五代，文臣馮道、武將柴榮
什麼三朝老臣、四朝老臣，在馮道面前，全都不值一提。這傢伙歷仕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個朝代，這個誰能比?而且，先後伺候過後唐莊宗、後唐明宗、後唐閔帝、後唐末帝、後晉高祖、後晉出帝、後漢高祖、後漢隱帝、後周太祖、後周世宗等十位皇帝。如果把開封稱帝遼太宗耶律德光也算進來，那麼，馮道就算伺候過十一位皇帝。如果他能活得再久一點兒，也能伺候一回宋太祖趙匡胤。
歐陽修罵馮道不知廉恥、司馬光罵馮道奸臣之尤，但五代就是這麼一個“生猛海鮮”的亂世。要想活，要臉不行，不要臉勉強，得死不要臉才行。馮道算是這個亂世的縮影。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但人家馮道之道，則是無道也能見，而且還能見的流光溢彩。
武將第一，按理說，應該是後唐莊宗李存勖。沙陀軍事集團的高光時刻，一個月入川滅前蜀。北宋死命追，也是用了66天，才入川滅後蜀。但是，李存勖的污點太明顯。最後對陣李嗣源，李存勖連正面戰場都沒上，就被自己人搞死了。
所以，五代第一武將就算柴榮了。柴榮說如果給自己三十年時間，就可致天下太平。但是，上天連十年時間都沒有給他。即便如此，柴榮仍舊幹成了三件足以彪炳五代的大事：
一是高平之戰打廢北漢和契丹。高平之戰前，草原契丹吊打中原王朝;高平之戰後，中原王朝吊打草原契丹。一直持續到北宋第二次幽州之戰以後，契丹被吊打的局面才被扭轉。
二是收復秦、鳳、成、階四州，中原王朝打廢后蜀。自此之後，後蜀只能躲在秦嶺大山以南，不敢北出中原搞事情。
三是三徵南唐，拓土州十四、縣六十，關鍵是把南唐徹底壓到了長江一線。守江必守淮。而後唐卻被趕出淮河、趕到長江。所以，後唐什麼時候被滅，只剩時間問題。
北宋，文臣王安石、武將章楶
到了北宋，豪族問題已經不是主要問題了。豪族不死、國家不興。但，這時候，豪族已經死了，那國家一定能興嗎?答案是：也未必。
豪族死，只是國家興的必要條件。因爲豪族相當於內部腫瘤，而有這個腫瘤存在，中央王朝就無法集中資源。但是，豪族也發揮了組織社會的作用。所以，豪族沒了，就必須有人替代豪族來組織社會。那麼，北宋的社會是由誰來組織的?
按照中央集權的邏輯，必須是國家來組織社會。但皇權不下縣。國家即便實力再強，也無法把統治觸角延伸到村一級。即便是現代國家，也做不到。所以，縣以下還是要靠自治。不是自治有多好，而是自治成本低。
北宋主要靠兩個手段，一個是市場和資本，土地自由買賣、資本高度活躍;一個是科舉士大夫，實際建立一個學問爲中心的社會。北宋後期，常年有大約20萬學生就讀於各地州學、縣學，約有8萬人定期參加各州三年一次的科考。而這就是北宋凝聚力的來源。
這個問題，小編之前專門講過，所以這裏一筆帶過，只是對豪族問題做個迴應。那麼，北宋的主要矛盾是什麼?
唐代的主要矛盾，在前期主要是財政問題。大唐的財政能力跟大隋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在後期主要是藩鎮問題，但藩鎮問題的本質還是財政問題，簡單說就是大唐代廷的錢始終不夠花。
而北宋也是如此。北宋不可遏止地跟自家老百姓做買賣。凡是能賺錢的暴利行業，國家必須染指;凡是能賺錢的神奇操作，國家必須使用。甚至，北宋能在傳統社會玩出金融危機，還是紙幣危機。但是，北宋的錢，仍舊不夠花。
范仲淹最初開始解決，試圖推進保守的財政路線。但，這是治標不治本。而真正提出創見的，是王安石。王安石認爲天下之財取之不盡，關鍵在於怎麼理財。在中國歷史上，王安石的觀點是絕無僅有的。
司馬光爲代表的保守派士大夫，認爲天下之財就是池塘裏的水，國家喝得多、百姓一定喝得少，所以必然存在與民爭利的問題。而王安石則認爲天下之財是源源不斷的活水，國家和百姓之間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滿的關係，理財到位，根本不存在與民爭利的問題。
司馬光的認識，停留在初等數學的層面，數字是靜態的，1就是1、2就是2。而王安石的認識，則已經上升到了高等數學的層面，數字是動態的，從1到2是個連續變化的過程。
王安石的財政觀點及背後邏輯，之前也有文章論述過，所以也不多說了。王安石雖然變法失敗了，但北宋以後的路線仍舊是新黨路線。但新黨沒有完全繼承王安石的變法精髓，把路給走歪了，最後演變成：只爲皇帝不爲國家、只爲統治不顧人民。
至於名將第一，一定出現在宋夏、宋遼戰場上。但宋遼在澶淵之盟後就不打了，所以只能出現在宋夏戰場上。宋夏之戰打了一百多年，直到公元1092年的洪德堡之戰，北宋才扭轉了一直窩囊的調性。而改變戰局調性的，就是章楶。
章楶在主持陝西戰事後，北宋終於瞭解怎麼對付党項人了。所以，從1092年洪德堡之戰開始到1099年西夏正式謝罪，總共不到十年時間，宋夏戰爭便基本宣告結束。後來的第五次宋夏戰爭，就是北宋在炫耀武功、擴大戰果。
南宋，文臣陸秀夫、武將岳飛
武將岳飛，幾乎沒有什麼爭議。岳飛的軍事成就足以彪炳史冊，而岳飛的悲情故事則深入到了民族記憶的骨髓。
宋元崖山之戰，南宋戰敗後，宰相陸秀夫揹負南宋小皇帝跳海自盡，隨後十萬南宋軍民跳海殉國。歷代王朝都會滅亡，但滅亡得如南宋這般悲壯的，絕無僅有。
南宋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戰爭問題。而戰爭問題背後，還是財政問題。國家集中社會財富，然後將財富轉化爲軍事實力，最後再與蒙古對決。然而，南宋始終沒有一個文臣能夠操作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太難了。
元代，文臣脫脫、武將太多
在關於如何給前朝修史的問題上，大元代堂一直爭執不休。到底是以北南宋爲正統，還是以金朝爲正統，南宋遺民和金朝遺民能把人腦袋打成狗腦袋。就是因爲這個正統問題無法解決，所以元代始終無法完成給前朝修史的工作。
後來，丞相脫脫直接上了：你們誰也別嗶嗶了，只要能建立一個國家的，我們大元就給它修史。所以，元代用了兩年半的時間，一氣修了宋史、遼史、金史三部史書。但沒給西夏修史，所以西夏到底是怎麼回事，直到晚清纔給考證出來。
脫脫的這個生猛操作，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廣義上的“政教分離”。按照儒家的設計，政治必須通過文化、文明和宗教才能獲得意義。皇帝必須是天的兒子，即天子，然後纔有資格統治億萬兆民。所以，或者是宗教的上帝，於是君權神授;或者是文化的加持，於是君權天授。完成了這個初始論證，政治才能獲得意義。而脫脫的操作，卻把文化、宗教與政治分離了。統治就是統治，政治可以在宗教和文化之外獨自獲得意義。這也是一個創見，而且非常現代。
武將呢?從成吉思汗起算，蒙元黃金家族堪稱基因逆天到爆表，連續三代人個個能打。大蒙古帝國，最不缺的就是能打的武將。歷史上，也就五胡十六國的鮮卑慕容氏出現過這種情況。所以，武將就沒法算了。
但蒙古能打，也是有原因的。這裏只提一點：但凡東亞的中原地區足夠強勢，北方草原就別想猖狂。但問題是從五代開始，東亞的中原地區一直就沒有強勢起來。這個大的歷史格局，成爲蒙古崛起的重要外因。
明代，文臣張居正、武將於謙
這兩個都是文臣。但于謙領兵，成功地組織了北京保衛戰。所以，于謙歸類到武將。當時，明英宗被抓了俘虜，大明精銳盡喪土木堡，瓦剌三路大軍直撲北京。大明王朝遭遇的危局，比北宋的汴梁之圍還要兇險。但于謙力挽狂瀾，不僅取得北京保衛戰的成功，而且還追着瓦剌的大軍死命揍。
如果沒有于謙強硬主戰和高光逆襲，大明很可能就遷都了。而大明一旦遷都，那麼，明代大概率不會延續276年的國祚。放眼當時天下，除了北京，就沒有更符合的定都地方。大明無論定都在哪裏，都保不住北方中原。
首都，是政治中心、是文化中心、是經濟中心。實際上，這些個中心全無意義。首都從溯源來說，就是軍事中心，更精確地說是戰爭的前敵指揮部。這個邏輯，從戰國一直延續了整個傳統時代。古代通訊和交通條件有限。而戰爭又瞬息萬變。所以，不是首都指揮戰爭，而是戰爭牽動首都。明代的主要勁敵，在北方草原是蒙古、在東北方向是女真。然後，首都不設在北京，你能設在哪裏?
可以說，張居正改革毫無創見。
范仲淹慶曆新政，走得是保守的財政路線。王安石的熙寧變法，走得是超越時代的積極財政路線。但張居正呢?沒啥路線。一條鞭法，早就有了，算是地方智慧被中央放大了一下。考成法，主要是監督官員好好幹活的，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但是，張居正再怎麼考成，大明官僚的行政效率也沒能提升到太祖朱元璋時期。
但是，你不能怪張居正。僵化的大明制度造就了一池死水。在這池死水中，大家都已經集體躺平了。而只有張居正卻不想躺平，非要力挽狂瀾，在死水中也要砸出一絲波瀾。所以，張居正精神可嘉。而張居正之後，則再無張居正改革，張居正連個不稱職或把路走歪了的繼承人都沒有。
清代，觀感不好，說多了心情惆悵。所以，不說了。
這裏給清代做一個定性：大清帝國，以皇帝爲政治文化核心，以八旗部族爲支柱人脈，以漢人士大夫爲橋樑人脈，以中原的皇帝、草原的大可汗和高原的文殊菩薩轉世爲統治擴音。
所以，大清能夠把中原、草原、高原以及西域全能統治起來。而且，不是一般的羈縻，而是形成實在的統治。
但是，對西域的控制還是有點兒弱。關鍵是故事沒講好。大清對中原講儒家的故事，對草原講大可汗和喇嘛黃教的故事，對高原講藏傳佛教的故事。但是，對西域講什麼故事?
有時候，武力只能讓人被迫臣服，利益只能讓人認賊作父，而故事才能讓人真心歸附，才能實現“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