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是我國古代一項影響深遠的選拔官員制度,下面本站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宋朝的科舉制度建設，不僅建立了怎麼考的制度，健全了考試規程，對後來的科舉考試，具有示以準繩、框其趨向的作用。
而且對考什麼，究竟是重經義還是重詩賦，也做了積極的探索。
在唐朝，明經和進士是最重要的考試科目。
雖然這兩科的內容屢有變化，但基本上是明經着重帖經和墨義，進士側重詩賦。
所謂的帖經，就是給出一行或幾行經書中的文字，要求將其中故意隱缺的文字填上，類似於今天的填空題。
所謂的墨義，也就是以書面的形式，簡單直接地回答經義。
墨義答題的格式較爲固定，以“對”開始， 而以“謹對”結束。
如考試題目是：“‘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
這是《論語·憲問》第三十七 段中孔子的一句話，考生要知道這裏的七人，是指古代的七位隱逸之士，即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所以標準答案就是：“對：七人：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簧、儀封人、楚狂接輿也。謹對。”
如果考生不知道答案， 就答“對：未審。”
由於帖經和墨義考察的是記憶能力，只要熟讀經典就能考中，錄取的名額也多，往往是進士科的幾倍乃至幾十倍，得第頗爲容易。
所以當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說。
意思是說明經中第容易，即便是30歲中第，也屬於年老的了。相對而言，進士中第很困難，即便50歲中第，也尚屬年輕。
雖然唐朝的“取士之科，以明經爲首”，但應舉之人，往往搜章摘句，“只念經疏，不會經義”，“正如和尚轉經相似”，如同會說話的鸚鵡一般。
因而全社會上上下下，都頗爲輕賤明經科。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進士科考察的是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要求具有較高的文學才能，爲時人所看重。
《唐國史補》中記載：“進士爲時所尚久矣，是故俊義實集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爲聞人。”
時俗所尚，衆望所歸，也使得一些飽學之士、英發才俊只應此科，這就使得進士科在當時衆多的科目中，得以脫穎而出，一騎絕塵。
所以當時有“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 終不爲美”之說。
隨着唐朝歷史的發展，進士科日漸顯貴，而明經科則日趨沉淪。
宋朝承襲唐朝的發展路向，最初也是趨重詩賦、崇尚進士科，鄙薄記誦、冷落明經科。
宋朝常科的考試科目有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和明法 等。
進士科之外的其他科目，統稱諸科。
由科目名稱的變化，就可見明經科已經不能與進士科相比倫。
以擅詩賦中進士之後，往往升遷迅速，位至通顯。進士及第即一等的進士，大多數都可以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進士科爲宰相科。
而明經科的遭遇，則每況愈下。
流風所及，以至於：
“有司待之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士入試之日，主文則設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徹幕以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飲硯水而黔其口者，當時傳以爲笑。歐公亦有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諸生。’其取厭薄如此。”(《朱子語類》)
進士和明經在科考之初的禮遇，就已經有天壤之別。
然而，經術畢竟是“王化之本”“致治之源”，熟讀經書、通曉經義是傳統士人的天職，是其安身立命之本。
改變重文學、輕經術的社會風習，在科舉考試中，強化六藝，“責治道之大體”，淡化詩賦，“舍聲病之小癡”，一直爲衆多恪守正統觀念的人士所吶喊和倡導。
北宋時期的幾次變法，都包括了對這種社會風習的移易和矯治。
宋神宗時，范仲淹任參知政事。他提出了一系列除舊佈新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精貢舉”。
根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四十三》中記載的他的言論，在他看來，六經纔是治國治人之道：
“而國家乃專以詞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舍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
這樣就決然選擇不到經國濟民之才，即便選擇到了所謂的人才也建樹不了經國濟民之業。
爲此，他在要求各地學校延請“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的同時，又建議改革取士之法。
“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
慶曆四年推行的慶曆新政，對科舉考試的內容做了新的規定。
省試分策、論、詩賦三場，改變了過去先詩賦後策論的順序，以突出策論的地位，加強策論的重要性。
廢除帖經和墨義的考試形式，舉子有通曉儒家經典願對大義的，則考試經典大義十道。
在這同時，新政還規定：士人必須在學校學習三百天以上，纔有資格參加州縣的“發解試”;廢除密封謄錄試卷，由各級學校各地方官員保證舉子的學歷和操行。
這些做法，勢必使權勢、賄賂、私情和個人喜好在科舉考試中發揮作用，回到“通榜”乃至察舉的老路上去，動搖宋朝初年一系列以公正、公平爲目標的制度建設。
因而引起了衆多的反對。不到一年，新政大臣紛紛調離朝廷，包括科考內容在內的全 部新政被廢除，先詩賦後策論的做法復舊。
在經過激烈爭論和反覆比較之後，在科舉科目方面，宋神宗最終採納了王安石的意見：
科舉只設立進士科，原來的諸科都併入進士科，罷除詩賦、帖經、墨義，改用大義、論、策取士。每個考生要在《易》《詩》《書》《周禮》《禮記》中選治一經，此外還要兼治《論語》《孟子》。所選治的一經稱大經，兼治的《論語》和《孟子》稱爲兼經。每試四場，第一場試大經大義十道，第二場試兼經大義十道，第三場試論一首，第四場試策三道，禮部試策，增二道即五道。殿試也一改以前試詩、賦、論三題的做法，只試策一道。
雖然包括明經在內的諸科，這時都納入到了進士科，考試的科目，只有單一的進士科，但此進士已非彼進士。
考試大義或經義，就是從儒家經典原文中，摘出句子或段落作爲題目，要求考生作文闡發其中的的義理。
這種形式與“論”相似，但“論”出題的範圍不限於經典，而及於史書和諸子，經義出題的範圍，則嚴格限定在儒家經典的範圍之內。
既要通曉經義，表述也要有文采，兩者兼備纔算合格，與明經科考試墨義，只是粗解章句完全不同。
經義的格式發展到南宋後期，已經比較固定，成爲元明時期八比文和八股文的濫觴。
宋神宗之後，王安石罷相，司馬光執政，開始“元祜更化”。
作爲王安石最堅定政敵的司馬光，廢除了王安石几乎所有的新法，但保留了科舉改革的基本成果。
在他看來，取士應當先看一個人的德行如何，而後再看他的文學怎樣;即便單純就文學而言，也應該首先着眼經術，其次纔是文采。
他認爲廢罷賦、詩以及經學諸科，是“革歷代之積弊”，專以經義和論策試進士，則是“復先王之令典”，是“百世不易之法”。
但以蘇軾爲代表的文學派，極力主張恢復詩賦取士。
在這種壓力下，最後採取了一種折衷的辦法。元祜四年，正式分立經義進士和詩賦進士。
詩賦進士要在《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選擇一經。
第一場試所選習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第二場試賦及律詩各一首，第三場論一首，四場試子、史、時務策二道。
而經義進士，則必須選擇兩經，以《詩》《禮記》《周禮》《左傳》爲大經。
《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
《左傳》得兼《公羊》《穀梁》《書》，《周禮》得兼《儀禮》或《易》，《禮記》《詩》併兼《書》，可以選擇二大經，但不得選擇兩中經。
第一場試本經義三道，《論語》一道，第二場試本經義三道，《孟子》一道。
第三、四場如詩賦進士一樣試論和策。
經義進士以經義定取捨，詩賦進士以詩賦爲去留，名次高下，則參照策、論綜合評定。
哲宗親政後，開始“紹聖紹述”，廢除了司馬光的做法，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
在此之後，“士子各徇其黨，習經義則詆元祜之非，尚詞賦則誚新經之失，互相排斥，羣論紛紛。”
爭論儘管激烈，但是否恢復詩賦取士，朝廷一直是議而不決，直至亡國也沒有結果。
南宋初建，很快就設立了經義進士和詩賦進士兩科，但不久之後，一度又合併兩科爲一科。
這樣分合無常，令考生不知所從，無有定向，頗多不便。
紹興末年，朝廷議定復立經義進士和詩賦進士，並“永爲成憲”，直與趙宋王朝相終了。
可見，宋朝科舉考試的內容，—直處在摸索過程之中。
《宋史》中記載：“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初無定製。”
經義與詩賦的分合，與時變化，重經義還是重詩賦，因勢消長。
在中國科舉史上，總體而言前期重文學，後期重經術。
宋朝的探索之路，精彩地呈現了這一轉型的過程，其中的幾次科舉改革，則是實現這一轉型的樞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