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打官司的流程是怎樣的?爲何官員和百姓都不願意打官司?下面本站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首先，第一道程序是"放告"，就是允許老百姓告狀。古代不是誰想告狀就能告狀的，如果想告狀就能告狀，那官員一天什麼事情都不用做了，就在衙門等着接狀子了，這不現實。同時，官府也不想助長百姓告狀的氛圍。所以，官府接受百姓訴狀是有時間限制的，要麼是逢五逢十，要麼是逢三逢八，各地不同。在這幾天衙門打開，允許百姓告狀，稱爲放告。一般每個月只有幾天放告，同時照顧到農業生產，農忙時節不放告。比如五月、六月、九月、十月，大家都忙着田裏的活，不允許告狀，節假日也不放告。所以算下來，一年真正允許老百姓打官司的也就四五十天，萬一碰上颳風下雨下冰雹或者是官員公出、新舊交接，又得減去幾天，老百姓真正能打官司的時間也就三十多天。當然，惡性刑事案件不受放告限制，隨時可以告狀。比如，大街上有江洋大盜拿着大刀斧頭羣毆，又比如某處發現無名屍體，這種事情官府要隨時處理。
官司要從下往上，一層一層打，要去歸屬地的州縣告狀。知縣、知州拿到狀子，收還是不收，是有講究的。兄弟分家產，知縣不收;夫妻鬧離婚，知縣一般也不收;鄰里矛盾，知縣還是可能不收。大多數案子，州縣官員是不會收下狀紙，也就是說是不予立案的。這是爲什麼呢?
首先，基層官員的工作壓力很大，客觀上沒有時間和精力處理太多的案子。尤其是明清以後人口暴增、資源緊缺導致社會矛盾和衝突增多，訴訟案件與日俱增。乾隆年間，汪輝祖在偏僻的湖南寧遠縣擔任知縣，每年收到的訴狀超過一萬張，更不用說經濟發達地區的基層官員了。審案几乎佔去了州縣官員大多數的時間和精力。所以，他們不可能什麼案子都接，都勞神費力去處理。而老百姓鬧到官府的糾紛，絕大多數是民事糾紛，很少有刑事案件。民事糾紛又集中在兩類，第一類是財產糾紛，商品買賣、爭奪田地、分割遺產、子嗣過繼，等等;第二類是感情矛盾，離婚、通姦、私奔，等等。古代基層官員認爲官府不便於硬性介人這些民事糾紛，況且很多事情不道德，很害臊，家醜不可外揚，完全可以找族長，找鄉紳來解決。甚至可以當場勸解，讓原被告雙方協調出一個解決方法來。官府就這樣把大多數案子推給了社會力量來化解。
其次，基層官員在主觀上對告狀的百姓有貶低、排斥心理，要打擊興訴、健訟。普通百姓可以把糾紛擺到衙門大堂上去理論，前提是他必須承受書吏、差役等羣體的騷擾、侮辱和勒索。他必須做好迎接一切困難的心理準備，除了心理磨難，打一場官司就要扒一層皮，而且付出了昂貴的代價還不一定有明確的結果，所以，只有被逼上絕路、真正絕望的人才會到衙門口打官司。他不打官司就活不下去了，這才鼓足勇氣去訴訟。從這一點判斷上延伸開來，官員也好、旁觀者也好，如果不是判斷一樁案子的當事人走投無路、生活難以爲繼了，那麼他們就會判斷這個當事人是故意打官司，圖謀什麼東西。這樣的人，不是"刁民"是什麼呢?所以，在古代司法制度的大環境中，人們對興訴、健訟的人沒有好感。這是政治制度層面的邏輯結果。
如果知縣、知州判斷這個案子不可能推給社會力量化解，必須由官府出面，同時認定告狀之人不是狡猾的刁民，他就會收下狀紙。這叫作"掛號"，案子在官府記下了。這是第二道司法程序。
第三道程序是"發差"。官府派差役去拘傳原告、被告、相關人等，或者蒐集證據。
第四道程序是差役在官府規定的期限內，把相關的人證、物證調齊，把差事註銷，叫作"銷差"。這兩個程序是差役們上下其手、營私舞弊，吃完被告吃原告的時候，也是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遇到刑事案件，官員往往親自出馬，帶領仵作、差役、幕僚等親臨現場查勘，傳問人證，蒐集各種證據。
第五道程序是"過堂"，審問相關人等，官員進行判決。過堂有了結論，官員要把相關情況寫好案卷，附上證詞、證據，如果有人證還要看管好人證備查。一般情況下，民事案件和笞、杖刑案件，州縣官員就判決生效(審結)了，司法案卷留着備查就行。徒刑及以上的案子，州縣官府沒有權力審結，必須把案卷、人犯押送到知府衙門，進行第二級審訊。州縣是第一個審級，叫初審。知府衙門是第二個審級。知府再審，判斷沒有問題了，報給道臺;如果有問題，發回縣衙門重審。道臺和知府一樣，也是複覈一遍，沒有問題，發給按察使。
按察使的複審，是第三個審級。他可以審結徒刑案件，不用再上報，流刑死刑案子必須上報巡撫或者總督。巡撫和總督有權力決定流刑的判決，但需要把流刑判決上報中央刑部備查。死刑判決，督撫還需上報刑部，特別重大的案子要直接上報皇帝。
案子到了中央刑部後，就進入了最高審級。刑部要對死刑案件從頭進行復核，往往會調閱地方的案卷，還會要求押解人犯到京受審。死緩的就歸入監候，立刻執行的歸入立決，報皇帝裁定。死刑立決的案子並不多，大量案子都判了監候。監候不是說不執行死刑了，而是留到秋天進行"秋審"。秋審由刑部秋審處負責，秋天的時候把歷年積壓下來的死緩人犯、案卷，全都拿到天安門前面排開，一個一個審問。死緩案子最終有這麼幾種可能，第一種是確定爲死刑，歸入"情實"，推出天安門西邊的虎門。第二種是覺得案件還有疑點，歸入"可疑"，留待第二年再秋審。第三種是"可矜"，指的是犯人罪有應得，情有可原。可矜的犯人可能減等處理，改判流刑或者充軍。第四種是罪犯的確得判死刑，但他是九代單傳，如果把犯人殺了不合適，就歸入"留養"。留養的犯人可能減等處理，並增加附加刑。秋審判決，大多數監候案件都會歸入"可疑"，繼續關押，再推給下一次秋審。有的死緩犯人，可能坐了二三十年的大牢，最後遇到大赦而出獄。如此反覆，也是爲了凸顯司法中的道德色彩。特別重大的案件，皇帝一般會組織三法司會審。三法司確定後，立決的由皇帝勾決。這樣的設計，賦予不同的審級不同的權力。死刑要經過七道審訊，在程序上是非常嚴密的。
中國古代社會對司法其實是排斥的。大家覺得打官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有事儘量不要往官府跑。官員不願意老百姓打官司，多一樁官司就證明有一羣老百姓沒有教化好，是官員工作不力的表現;多一起訴訟就證明統治不像預想中那麼平穩順滑，有矛盾、有衝突，每一起訴訟都暴露出行政治理的一個問題。更何況，萬一遇到了疑難雜案，遲遲難以審結或者審判錯誤，官員會將自己的政治前途也搭進去。古代很少出現惡性刑事大案，一旦發生了，整個地方都會轟動，上級官府會施加極大的破案壓力。在清朝，死刑案件州縣官府要在三個月以內審訊完結，如果是特別重大的刑事案件，死亡多人，州縣官府必須在兩個月內審訊完結。逾期就要處罰官員，逾期越久，官員的處罰就越重，直至革職留任，破案後再做處理。多少冤案，就是在巨大的破案壓力下產生的。
老百姓也不願意打官司。無論是原告還是被告，打官司都得到監獄裏走一趟，因爲隨時要準備受審。萬一案子審個十天半個月，不但沒了正常收入，而且還要給牢頭和獄霸送禮行賄。過堂的時候，上上下下又要打點。縣官老爺得賄賂，不然擔心他動刑，或者做出不利的判決;差役也得賄賂，不交錢的話要受皮肉之苦;書吏還要賄賂，不交錢的話他把你的案子往後拖，八月初一"掛號"，十月初一才"過堂"，你要在監獄裏待兩個月。如果行賄了幾兩銀子，他可能八月十日就安排過堂了。
老百姓不願意打官司的另一個原因是精神受辱。古代司法案件，相關人等都要羈押，隨時候傳，有家不能回，受盡差役、獄卒的侮辱。更何況中國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王五成了張三和李四案的證人，王五說話，總會得罪一個人，得罪了一個人就意味着得罪了他整個村子的人，得罪了他整個宗族的人，所以老百姓不願意牽涉到案子裏去。很多時候，差役發差，到村子裏一看，整個村的人都跑光了，找不到一個證人。萬一碰到了人命大案，縣官帶着一大幫人到村子勘察，翻牆倒櫃，能把半個村子都指爲現場，半個村子│的人都回不了家。差役們說你家房間是第一現場，那你就回不了家了，他說四鄰都有嫌疑，所有的人都得抓回去。所以碰到殺人案，村民寧可把屍體移到鄰村去，也不能讓人去報案。有的當事人，官司打了一半，堅持不下去了，要撤訴，他還得行賄送禮，給差役和書吏"息訴錢"或者"和解錢"。所以，一般人不是被逼上絕路了，是不會打官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