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是指統治者迫害知識分子的獄事，清朝乾隆年間的文字獄極爲嚴重，而“尹嘉銓案”便是其中之一。接下來本站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尹嘉銓本是乾隆年間的普通官員，不僅擅長做學問，對程朱理學極有研究，而且勤於筆耕、著作頗豐。尹嘉銓原本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已經致仕，結果就因爲替父親上書請封，結果不僅自己丟了性命，所著書籍也盡被銷燬。
尹嘉銓乃直隸博野人，乃乾隆年間的吏部侍郎尹會一之子。乾隆元年(1736年)時，以舉人身份入仕，先爲刑部主事，後升任郎中，官至大理寺正卿。由於善做學問，後被授予稽查覺羅學主管，用以監督皇室子弟學習。
他向乾隆建議讓八旗子弟讀朱熹的《小學》，被乾隆皇帝批准，之後他又將《小學》加疏，增加《考證》《釋文》《或問》各一卷及《後編》二卷合爲《小學大全》，受到乾隆帝的嘉評。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七十歲的尹嘉銓致仕，返回老家養老。雖然尹嘉銓的三品官，在京城來說算不上什麼，可回到地方之後，卻絕對算是大佬級人物，因此極受地方官員和百姓的尊敬。
同年三月，乾隆帝西巡五臺山，駐蹕保定。按照慣例，皇帝在駕臨某地之後，往往會接見一下當地官員、致仕官員和士紳名流。尹嘉銓本就是剛剛致仕，再加上善於治學和著書的他常以“當世名儒”自居，心想怎麼着也該得到皇帝的召見吧，結果等來等去，卻始終沒有得到皇帝的召見。
對此，還沒有適應退休生活，還沉浸在地方官員和百姓恭維聲中的尹嘉銓自覺很沒有面子。思來想去，尹嘉銓靈機一動，便擬就了兩份奏摺，爲老爹尹會一請求“賜諡”和“從祀”孔廟，並讓兒子送到皇帝行宮去。
要知道，無論是請皇帝賜予諡號，還是“從祀”都是有嚴格要求的。按照清朝的規定，只有一品官員去世後，皇帝纔會賜予諡號，二品官員想要得到諡號，必須要有突出貢獻，獲得皇帝的特批才行。而“從祀”更了不得，乃是指入祭孔廟，跟着孔子一起享受後人的祭祀，縱觀整個清朝，有資格“從祀”的也僅有五人。
雖然尹會一官至吏部侍郎，爲從二品，且以治學和著書出名的他，在士林間頗有聲譽，但也遠遠達不到“賜諡”和“從祀”孔廟的標準。
尹嘉銓對此當然心知肚明，不過在他看來此舉簡直就是穩賺不賠的生意，如果皇帝同意了，那面子肯定是大大的有了，就算皇帝不同意，應該也會召見自己吧，那面子也是找回來了。就算惹得皇帝不高興，念在自己出於孝道的份上，也不會因此懲處自己纔是。
然而，尹嘉銓怎麼都沒有想到，乾隆帝看了他的奏摺後，直接硃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隨後下旨將其“拿交刑部審訊，從重治罪”，並下令查抄尹嘉銓在京師和原籍的家產、著述。
清朝的“文字獄”本就極爲出名，僅乾隆帝在位60年，製造的“文字獄”便多達135起。尹嘉銓父子平生本就極善著書，在如此大背景下，其下場可想而知。
當時，乾隆命大學士英廉牽頭，查抄尹嘉銓父子所有著作，從中甄別是否有悖逆之言、謀亂之語。英廉於京城搜出其家藏書大小311套、散書1539本、未裝訂書籍一櫃、法帖冊頁65本，破字畫58卷、書信一包計113封、書板1200塊，而直隸總督袁守侗又於其原籍搜出大小四十六箱書籍，派人送往京師交英廉檢閱。
爲了仔細甄別，英廉特意精選了通曉文義又查辦過禁書，且認真謹慎的翰林數人，對尹家藏書詳加察勘。要知道，“文字獄”這種事情，如果要牽強附會的仔細深究，又豈能找不出證據，經過半個月的仔細甄別，果然從中發現了130多處悖逆文字。
尹嘉銓被押抵京城後，於三月二十八日開堂詢問，前後被提審了多達十七次。尹嘉銓對於“文字獄”自然並不陌生，因此對於提到的罪名，不敢有任何抵賴，只能迂迴辯解，希望能夠減輕罪名。
例如，他在《尹氏家譜》中提到“宗廟”、“宗器”、“建廟”、“入廟”等字樣，並稱其母親去世爲“薨”，這顯然是僭越。尹嘉銓便解釋，自己這麼寫，只是因爲古人的書上就是這麼用的，自己沒有細想就用了。
又如，英廉認爲他在《近思錄》中的“先生見直道難空，欲告歸之南巡，不果”是公然誹謗。尹嘉銓解釋“直道難容”只是指與撫臺大人意見不合，不是誹謗時政。
還有，乾隆曾對鰲拜、高士奇、徐乾學、鄂爾泰、張廷玉等予以罷斥，但尹嘉銓卻將這些人列入了《名臣言行錄》，英廉認爲這是公然與皇帝作對。尹嘉銓解釋說，自己只是一時糊塗纔將他們一併列入。
再如，他的《多病徒傳》中有“子欲爲帝者師”等語句，英廉認爲這是在以帝師自居，乃是狂妄之詞。尹嘉銓解釋說，自己用“帝者師”字樣是因爲《漢書·張良傳》中有“學此則爲帝者師矣”一句，自己只是混加援引，並非膽敢以此自居。
還有，尹嘉銓在《名臣言行錄》中自稱“古稀老人”，而當時乾隆在自己70大壽時，曾御製詩一首，自稱“古稀老人”，還特地制章一枚，尹嘉銓這乃是公然犯禁。此外，尹嘉銓在《朋黨之說起》中提到“而文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於上哉?”這句話與雍正的《朋黨論》有悖，也被認爲是公然與皇帝唱對臺戲。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十七日，大學士三寶、英廉及涉及此案的各部、司人員向皇帝上疏，報告了尹嘉銓案的審理情況，並建議將尹嘉銓凌遲處死，家產全部充公，所著書籍全部銷燬，家中男子十六歲以上者皆斬，餘者發給功臣之家爲奴。
乾隆看過奏摺後，於同日下了一道長達千餘字的上諭，歷數尹嘉銓罪狀，認爲本應“凌遲處死，家屬緣坐”，但爲了表示皇帝的大度，最終決定“加恩免其凌遲之罪，改爲處絞立決，其家屬一併加恩，免其緣坐”。
尹嘉銓恐怕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就爲了爭一口氣，跑去替父親請封，結果卻將自己的命給搭了進去。
四月二十日，乾隆帝又下旨，“尹嘉銓悖謬書籍既多，其原籍親族戚友必有存留之本，著傳諭袁守侗明切曉諭，令將其書籍板片悉行呈出，毋任隱匿，一併解京銷燬”，並飭令各省封疆大吏，尤其是尹嘉銓原籍直隸和曾任職的山東、山西、甘肅等地督撫，要詳細訪查，“倘查辦不實，致有隱漏，別經發覺，必將原辦之該督撫等治罪。”
軍機處按照乾隆的諭旨，將尹嘉銓的著作書目開列清單，抄送各地，各省的督撫則按單查繳。結果，在各地督撫的嚴格查抄下，不僅查抄出了大量尹嘉銓的書籍，就連軍機處出書單上沒有的不少書籍，也被查抄了出來。最後，各省督撫將繳到的尹氏文字封送北京集中處理，尹嘉銓自著的79種書籍全部被焚燬，而由其疏解或作序的書也用抽毀的辦法將其文字剔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