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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李自成率領大順農民軍順利攻入北京城，崇禎帝無奈之下，只能走上山頭，自縊前在自己衣襟上憤然寫下一句話：“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
崇禎帝到死都認爲自己是中興之主，只不過文武百官皆是亡國之臣，最後才導致明朝才走向滅亡的。
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造成明朝滅亡的確不全是崇禎帝的責任，但是崇禎帝在裏面要負主要責任。
在末代皇帝中，崇禎帝的權力遠大於前輩漢獻帝和後輩光緒帝，後兩者連最基本的生命保障都沒有，而崇禎帝誅殺權臣魏忠賢和邊帥袁崇煥就是一道詔令的功夫。
崇禎帝雖然節儉勤政，但是他不辨忠奸，屢驅直臣，濫殺將帥，而重用奸佞之臣，導致朝堂和社會走向混亂。
要實現中興之治，必須起用大批忠於國家，忠於百姓，忠於社稷的能臣良將。
但崇禎帝卻缺乏識人之明，只憑自己的喜好來選擇出所謂的人才，那還能選出真正的人才嗎?
時人筆記記載崇禎帝“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刻薄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 。
由於崇禎帝自己喜怒無常、剛愎自用，急功近利，他要求臣文武百官完全聽從自己安排，聽不得任何逆耳的言論。
史書記載崇禎帝“一言相合，則雙方促膝而談;一言不合，則墜入深淵;所以周圍的侍從臣僚，只有唯唯、否否兩種聲音，就如同如鸚鵡學舌，只會隨聲附合君王...那些言語率直的大臣，雖然切中時弊，但是惹得君王不高興，大部分都是摧折貶官，無法立足於朝堂” 。
比如著名學者劉宗周在天啓年間因爲抨擊大宦官魏忠賢和天啓帝亦母亦妃的客氏而慘遭削籍，崇禎初年因爲其剛正不阿的氣節被重新起用，擔任順天府尹。他一到北京就任職了，因爲自己剛正不阿的性格，一來就上疏嚴厲批評崇禎帝“求治之心，操之太急。功利之心太重，容易導致壅蔽”。
魏忠賢被誅殺後，全面清查閹黨，很多大臣都受到牽連，劉宗周又批評崇禎帝：“國事至此，諸臣負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
因而“忤帝意”，只能被迫以舊疾復發而辭官。
崇禎八年，吏部推舉劉宗周等三位德高望重的學者入閣，他推辭不就，第二年正月，他再一次批評崇禎帝“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使得文武百官畏罪掩過飾非，不肯盡心盡力盡職，這才導致“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
這下崇禎帝非常不高興，改命其 爲工部左侍郎。
過了一個月，他再一次上疏批評崇禎帝，說崇禎帝連二帝三王治天下的道理沒有學透，很多治國方針都不得要領。
這下崇禎帝怒了，前前後後四次勒令內閣閣臣擬嚴旨進行懲處。
閣臣每次呈上擬旨，崇禎帝都要反覆閱讀劉宗周的奏疏幾遍。後來總算怒氣消了，仍然降旨詰問劉宗周，“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且獎其清直焉” ，罵劉宗周爲了自己的“清直”之名，不當指責朝廷和自己。
但是劉宗周就是一個純粹的學者，不會因爲皇帝惱怒而放棄進諫。
當年十月，劉宗周再一次上疏批評崇禎帝的弊政，這次還連帶批評只會當應聲蟲的首輔溫體仁。
崇禎帝大怒，加上溫體仁詆譭劉宗周，因爲劉宗周德行不缺，威望太高，總算保住一條性命，最後被革職爲民。
由於求治太急，猜忌多疑，崇禎帝還專橫霸道地貶斥、逼降甚至屠戮一批屢立戰功的功臣良將。
比如誅殺袁崇煥;比如逼迫孫傳庭、盧象升開戰，最後戰死;比如逼迫洪承疇開戰，最後逼降，投靠後金國。
早在崇禎二年十一月，河南府推官唐開遠就批評崇禎帝因爲各種小事而褫奪戍配不少文武百官，很多甚至下獄拷打，“幾乎刑亂國用重典矣。”
事實也是如此，據統計，崇禎帝在位僅僅十七年，總共誅殺“總督七人” ，“巡撫十有一人(河南巡撫李仙風被逮自縊，尚不計在內)”。就連“國之支柱”的內閣輔臣也有兩人被誅殺，這是極其罕見的。
這還只是誅殺，罷黜的更是數不勝數。
由於不斷地罷黜和誅殺，文武官員的更替十分頻繁，比如薊鎮總督僅僅半年就更換了5人 。
整個崇禎朝，更換兵部尚書14人，更換刑部尚書17人 ;內閣輔臣在十七年間前前後後多達50餘人，其中充當首輔的大學生即達10餘人。
這種作法，使得朝堂永遠處於動盪之中。
不僅使朝廷失去許多能幹的能臣干將，也使在職的官員膽戰心驚，畏縮不前，不求無功但求無過，辦事效率極其低下。
對於符合自己胃口的那些深受信任的官員，崇禎帝則百般呵護，即使對方犯了重罪都只是輕罰。
崇禎九年秋，清軍再次繞道內蒙突入長城，侵擾內地和京畿之地，兵部尚書張鳳翼自請爲督師禦敵，然而清軍銳不可當，絕望之下張鳳翼畏罪日服大黃藥而死。
崇禎帝“顧廷臣無可任用者”，起用在家守喪的楊嗣昌爲兵部尚書。楊嗣昌三月到達京城，“帝與語，大信愛之”。加上楊嗣昌風格是“銳意振刷， 帝益以爲能”。
崇禎帝每次召見，都同他深談到深夜， 凡楊嗣昌的奏請無不應許。
楊嗣昌於是提出征剿農民起義軍的“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戰略方針，並推舉熊文燦具體負責執行這個戰略計劃，並建議加派徵收，增加圍剿的軍隊。
崇禎帝一一照準。
爲此，楊嗣昌立下軍令狀，以崇禎十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爲“剿滅之期”。
到了崇禎十一年三月，因未能及時完 成“剿滅”的承諾，他上疏引罪。
崇禎帝不許，“命察行間功罪”，楊嗣昌於是藉機把延期的過錯推諉給洪承疇、曹變蛟、朱大典、左光先、祖大弼、史可法等將領，來爲自己開脫罪名。
六月，崇禎帝改任命楊嗣昌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依然掌管兵權。
當年九月，清軍先後攻陷七十餘座城，再度進攻到京城周圍，崇禎帝沒有懲罰掌管兵權的楊嗣昌，反而治文武大臣失責之罪，從巡撫、總兵官到州縣官共計36人，同日被斬。
一時輿論大譁。
崇禎帝礙於民意，也只是令楊嗣昌落職冠帶視事，不久後居然敘功恢復官職。
崇禎十四年三月，農民起義軍橫掃河南山西地區，福王、襄王相繼被誅殺，楊嗣昌自知犯了大錯，畏罪自殺。
結果許多文武大臣上疏彈劾楊嗣昌，請求追究其失地罪責。
結果崇禎帝訓斥：“楊嗣昌系朕特簡， 用兵不效，朕自裁鑑，況尚有才可取。”
不僅沒有追究楊嗣昌的罪責，反而贈追封其爲太子太保。
一些臣子摸透了崇禎帝的性格，便千方百計討其歡心，博取高官厚祿。
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就是摸透崇禎帝性格的大臣中的一員。
崇禎元年，錦州守軍因爲軍餉長期被剋扣而譁變，督師袁崇煥上奏朝廷發放軍餉。
崇禎帝急忙召集內閣閣臣開會討論，大臣們請求打開內帑發放軍餉，崇禎帝嗜財如命，捨不得從皇家內庫中掏錢出來，爲此，還猜忌有邊將故意煽動士兵們譁變，以此要挾朝廷。
周延儒摸透崇禎帝心思，發表與衆不同的意見：“寧遠譁，餉之，錦州譁，復餉之，各邊且效尤。”
認爲軍餉雖然不得不發，但是各地會引起討要軍餉的連鎖反應，這種風氣堅決不能有，必須壓下去。
崇禎帝深表贊同，連忙降旨指責衆大臣。
事後，他又對崇禎帝說“譁必有隱情，安知非驕弁搆煽以脅崇煥耶?”
這句話正和崇禎帝的心意，崇禎帝“由此屬意延儒”，周延儒爲此一路高升，最後如願以償的成爲了內閣首輔。
除此之外還有溫體仁、錢謙益等等。
崇禎帝這種濫殺大臣，只憑借自己喜好來選拔官員的做法加劇統治階層內部的矛盾，成爲加速明朝滅亡的一付催化劑。
